Fran私觀點

《偷書賊》（The Book Thief）是Markus Zusak（馬格斯‧朱薩克）的作品。

Markus Zusak於1975年出生在澳洲雪梨，雖然在時空上離二戰很遠，不過，他的父母親分別是奧地利和德國後裔，並且親眼目睹過納粹押解猶太人前往集中營、盟軍轟炸漢堡等慘事，也因此在Zusak成長的過程中，特別把這些事告訴過Zusak。而這，即形成了《偷書賊》的背景。

《偷書賊》出版至今已獲得以下獎項：美國圖書館協會舉辦之Pintz獎、邦諾書店2006年的「發現新人獎」、2006「鵝毛筆獎」的最佳青少年/成年小說、「全國猶太圖書協會」獎，同時也是亞瑪遜的年度選書。

《偷書賊》的故事主角雖然是九歲的小女孩莉賽爾，不過，卻是以「死神」作為主要的而且還是第一人稱的敘事者，只是這個「我」敘的是「她」的事。

老實說，這個安排自然是特別的，或也可以說是相當取巧的。

至少，這樣安排的好處很多，例如，既可以保留九歲小女孩的童真，又不必受限於九歲小孩的視野，因而可以更自在、深入地處理故事主題。事實上，只要想想那些以青少年為主角的小說就可以知道了，作者常常陷入兩難，最後完成的作品更常常災難十足。

另一方面，如果說有什麼形象或符號，可以代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或許就是「死神」這個形象了，不是嗎？非常鮮明而且貼切，既是顯喻也有隱喻。

在故事裡，「偷書賊」莉賽爾和書的緣分是特別的，或甚至其實是過份深刻的。

例如，莉賽爾初次偷書時，她根本還不識字，書對她的意義因而還不是閱讀，自然也還不是那種透過文字而有的撫慰感。莉賽爾偷書，純粹只是因為想紀念死去的小弟，因此，在那一刻，書不是書，反而是死亡和生命、生者和死者之間的脆弱聯繫。

或者在往後，莉賽爾偷（？）鎮長夫人的書時，書其實也不只是書，反而連結了祕密與傷痛。尤有甚者，在偷書人與被偷者之間，各有各的祕密與傷痛，鎮長夫人的傷痛與祕密，雖然隱微，但卻以一個憂傷但開放的書房為表徵。至於莉賽爾一家的祕密，那根本足以殺生的災禍，則安靜地隱藏在對書的閱讀與朗誦、或甚至是製作之中。

當然，書一向可以安撫人心。因此在躲避轟炸的防空洞，莉賽爾用朗誦故事鎮定了驚慌失措的人們。也當然，書不是萬靈丹，有些傷痛如此巨大深沈，文字終是難以撫慰，例如鎮長夫人和莉賽爾鄰居的喪子之痛。

我自己在閱讀的過程中，有兩次紅了眼眶。分別是莉賽爾再次遇到麥克斯時，這兩人都明知道相認會為自己帶來麻煩，但仍然願意忍受士兵無情的鞭打，也要問對方是否無恙。在納粹時代的德國，還能有什麼會比猶太人的生命安全更飄零？

另一次則是魯迪的父親在魯迪死後，和莉賽爾一起坐在台階上，想，為什麼他明明是想救魯迪的，卻反而害死了魯迪？為什麼生命如此百轉千迴，而處身其中的我們卻總是只能茫然無所知？究竟有多少我們試圖改變命運的作為，最後反而實踐了預言？

最後，和大家分享我蠻喜歡也還蠻感慨的一段話。

「死神」在故事終了時，說：『我有好多故事，美好與暴虐的故事，想告訴偷書賊，不過，我怎麼能告訴她那些她原先一無所知的事情呢？我想說的是，我不斷地高估人類，也不停地低估他們，我想說的是，我很難給人類做出一個正確的評價。我想要問她，同樣是人，怎麼有人如此邪惡，又有人如此光明燦爛呢？人類的文字與故事怎麼可以這麼具有毀滅性，又同時這麼光輝呢？』

或許，Hannah Arendt之所以決定放棄「基本惡」（radical evil），而改提出「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時，縈繞在她心理的，也是這個問題吧？人性怎麼能如此邪惡？又如此美好？這麼矛盾是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