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私觀點

《自由亞洲》最近做了一個專題，是『互聯網和中國公民權利』，目前已經做了七個子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很值得關心中國的朋友瞭解一下。

尤其，在資訊封鎖、奉行洗腦教育的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確實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功能，也一定程度地介入了中國的政治。例如，從2004-2007的第三次大辯論，也就是「私有財產權」入憲問題，及稍後總算在2007通過的「物權法」，這第三次的辯論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辯論移至網際網路，並透過網際網路的即時性而得以快速傳播，當然，也讓有意發表意見的民眾都可以公開發表評論，不再像以往一樣，整個輿論全掌握在政府手上。

在第一集的節目裡，談論的是「互聯網和公民知情權」。

全中國的網路使用者到底有多少呢？根據《自由亞洲》，在中國大陸，每十個人就有一個是網民，而全世界每十個上網的人當中，就有一個在中國。換言之，粗步估計中國大約有一億三千萬的人口是網際網路的使用者。

那麼，互聯網和公民的知情權之間的關係又是？

根據《自由亞洲》，『中國公民對社會知情的多少取決於政府想讓你知道多少。政府把社會資訊分為正面和負面，正面的要大力宣傳，負面的則不准報導。比如中宣部下達檔提出29條不准報導的內容，包括農民上訪、土地拆遷、官民衝突等。中宣部還向各地下達通知，要求各級報刊"不得擅自報導有關蓄意爆炸、暴動、示威及罷工事件"，而只可發新華社通稿。......由於官方的資訊操控，中國公民的知情權不僅支離破碎，而且混淆扭曲。據香港媒體報導，汕尾東洲村的流血鎮壓事件中有14名村民被警方打死。事件受到國際關注。然而本台記者林迪前往調查時卻發現，許多離東洲村不遠的汕尾地區民眾卻對事件或者渾然不知、或者事實顛倒： " 在東洲成了全世界注意的焦點好多天之後，就在離事發地點約二十公里外的汕尾市區，和我談過話的七八個人中，多數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還有個人反問：不是說農民綁架了當官的，還把他們殺了麼？"』

『......例如，六四天安門事件影響了其後近20年中國社會發展的軌道，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可是政府的嚴密資訊封鎖，卻使北京以外的民眾和中國青年一代對六四事件幾乎完全不知情，民族的歷史記憶出現嚴重空白。廣西一位元大學生向我台索取六四光碟。他說，他和同學們10個有9個半都不瞭解六四。我最近從網上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的新一代從網上發現六四真相"。作者是一位名叫夏侯雲的大學生。他說，校內局域網上有人發佈記錄六四實況的視頻片，同學們迅速下載並且一傳十、十傳百。後來整個學校，還有外省市的大學生都在網上看到。夏同學從此開始不斷在網路世界求知中國現代歷史。網路瓦解著中國的資訊壟斷和資訊封鎖。......』

至於第二集的主題則是『互聯網對傳統媒體公信力的挑戰』，其實，網際網路挑戰了傳統媒體的公信力，這雖然不是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的問題，但，持平來看，我想任何人都必須承認，在中國，這樣的挑戰恐怕特別有深意。

《自由亞洲》指出：『中國傳統媒體對重大問題視而不見、對民眾的熱點話題避而不談。新聞報導中的虛假中國常常成為人們的笑柄，哪有什麼公信力可言？！與此相對照，網路媒體的登場為人們展示了一個真實世界的中國。成都大學法律系教授、知名網路作家王怡說：" 那個時候媒體上的中國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斷裂。平面媒體上是一個中國，網路上又是一個中國。它們之間發生的事情或者大家興奮討論的東西完全不一樣。這兩個世界之間不是聯通的。網上言論的規模、影響力和它的激烈程度都已經非常非常高了。但是平面媒體完全是一片沉寂，沒有人理這個事情。"』

『可是在互聯網上，網路虛擬空間和虛名制使資訊發佈不易監控，資訊開放和公民知情一時間在網上得到空前的體現。同時，互聯網的草根性和平民化，使人人都有資格上網發佈資訊。每個線民都既是網路新聞的讀者，也是資訊的發佈者。香港記者麥燕庭稱這些線民為"網上公民記者"』

『" 非典的報導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來，4個多月政府要求你新聞不要報導、不許報導，為了中國的穩定、為了中國形象，不報導。4個多月，這麼一個重要的、在早期撲滅非典的寶貴時間，中國的兩千多家報紙、幾百家電視臺、上萬家雜誌，都不報導。"由於官方的消息封鎖，非典疫情迅速蔓延，並向國際擴散。北京軍醫蔣彥永決心向全世界披露中國非典真相。他的文章首先出現在美國《時代週刊》網站，隨後在網上被爭相轉載。網路資訊推動形成對中國政府的內外輿論壓力。終於，中國的非典疫情正式公開，全民抗非典戰役隨之打響。』

第三集則探討『互聯網對傳統媒體市場競爭力的挑戰』。

這裡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雖然中國主要的媒體都是公家的、官方經營，甚至是公費訂報，可是由於虧損嚴重，加上後來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因此有些媒體就不再吃公家飯、而改成自負盈虧。而想當然爾，一旦自負盈虧，就必須順從市場法則，就必須在意讀者端的意見，否則讀者不訂，也就玩完了。

『新聞報導的自由關係到公眾的知情權。在網路媒體和商業競爭的衝擊下，它也關係到新聞報刊的市場生存。網上新聞的魅力使人們捨棄報刊爭相上網，這種情況使一些有實力的報刊在奪回讀者和聽命於中宣部之間，作出艱難的選擇。而那些進取心強的編輯記者們也不甘重複轉載網路新聞。於是，就出現一批大膽敢言的報刊。......互聯網不僅帶動媒體開放，而且還率先發揮媒體的監督職能，促使改變政府行為。在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哈爾濱市政府先是以維修管道為由解釋全市停水的原因，但後來很快收回謊言公開污染真相，通過讓市民知情、配合政府，終於渡過危機。政府態度的這一改變也有互聯網在其中的催化。麥燕庭說：（麥燕庭）互聯網確實推動了官方媒體的一些開放。松花江事件出來以後，很多事情大家都不知道。譬如說，有很多有害物質已經掉到松花江裡面，他都沒有報，其實他早就已經知道了。互聯網報了，你不報，那怎麼辦？人家都在談，能把你的頭埋在沙堆裡嗎？所以你也一定要報導。』

第四個子題則是『互聯網和新聞自由』。

中國的媒體處於兩個壓力之間，一是官方的壓力，媒體作為黨機器，必須為國家美化，同時政府又對媒體有太多的管制；另一個壓力則來自市場，盈虧自負後，媒體必須面對同業競爭、以及網際網路的發展和競爭。

其中，網際網路這一科技改變媒體如此多的原因之一，即在於從業人員的流動。即，媒體聘用網路寫手為其寫文，那些受歡迎的網路寫手最後進了媒體，而某些從媒體退下來的人則成了自由的網路寫作者。進一步，從業人員的流動自然會造成兩種媒體的對話。

『《公民輿論監督網》的李新德說，2004年浙江金華發生嚴重警民衝突，中央電視臺雖然去作了採訪，但後來卻沒有報導。而李新德的《公民輿論監督網》對這一事件的率先披露，才終於帶動了官方媒體的介入。』

『平面媒體在報導尺度上追趕網路，導致出現一批大膽敢言的報紙和前所未有的新聞報導尺度的開放。傳統新聞媒體應對網路的挑戰，又反過來推動網路媒體的發展。許多重大而敏感的社會新聞在兩者的積極互動中，挖掘報導得更加深入、傳播得更加廣泛。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說：它一定會對傳統媒體有一個推動的作用。傳統媒體的報導也會反過來刺激互聯網的相關討論以及整個互聯網的發展。』

『中國傳統媒體和新聞從業人員對互聯網的親近感，恐怕還因為網路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媒體說真話的安全，擴大了它們的報導空間。前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旅美學者陳奎德說：媒體和網路之間的互動對媒體安全上也是個保護。本來如果網路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或者根本沒有網路，媒體突然一下就發表一個孫志剛案，或者發表一個言論批評得很尖銳的一些案子，恐怕這個媒體的負責人都要受到處罰，甚至於根本就發表不出來。現在的情況是，網路上已經發表了，眾所周知、街談巷議都在談了，然後媒體再發表你還懲罰它就完全說不過去了。媒體就是轉載網路的言論，它就不成為第一"犯法"了。網路對媒體擴展它發表的空間和領域也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中國互聯網發展雖快，但是它的覆蓋率還不高，並且向沿海發達地區和中高收入人群嚴重傾斜，還不能像廣播電視和報紙一樣深入更多的人群：（麥燕庭）尤其是在內地，雖然互聯網的作用是大，但是呢也必須要承認它在內地有很大的落差。內地現在互聯網普及率大概是10％，大部分集中在東岸，包括一些大城市。如果光是靠互聯網，發揮的作用還是有限的，必須要跟傳統的媒體相結合，因為傳統媒體現在還是覆蓋率很大。』

以上摘錄自『自由亞洲』之「互聯網和中國公民權利」專題。

自由亞洲：互聯網和中國公民權利（下），http://blog.roodo.com/franwu/archives/3564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