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私觀點

《凱利幫》（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是Peter Carey（彼得‧凱瑞）第二部獲得布克獎的作品。布克獎開辦至今只有兩位作者有此殊榮，一是Peter Carey，另一位則是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南非作家J. M. Coetzee（柯慈）。

Peter Carey首部獲得布克獎的作品是《奧斯卡與露辛達》（1988），第二部作品則自然就是2001年的《凱利幫》；除此之外，在1985年，Carey還曾以《騙子》入圍布克獎的決選名單。

至於柯慈則分別以《麥可‧K的生命與時代》（1983）和《屈辱》（1999）兩度獲得布克獎。

《凱利幫》述說的是澳大利亞的民間英雄Ned Kelly（1854-1880）的故事，雖名為true history，不過，其中還是（或說難免）有虛構的成分。

據說在澳大利亞的民間傳說（或所謂的鄉野傳奇）中，Ned Kelly是一名「義賊」，相當於台灣文化中的廖添丁，或者《水滸傳》中的梁山泊好漢，或英國俠盜羅賓漢。

南方朔在導讀中，引述當代左派史學大師Eric Hobsbawm對這些人的稱呼，即「社會性土匪」（social bandit，這是Hobsbawm在《盜賊：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一書中所提出的專門術語），專指當某個社會處於高度壓迫時，那些在壓迫下不得不淪為強盜的人，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多半都會被「除罪化」，甚至傳奇化為英雄。

--- 根據 Hobsbawm自己的定義，他所指的「盜賊」，其實是「出自鄉間的不法之徒，雖然是地主及官府眼中的罪犯，卻始終留在鄉間社會，更是同鄉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是為眾人爭權益、尋正義的鬥士及復仇者，有時甚至是帶來解放、自由」。

既然說到「社會性土匪」，或許我們也可以說說「政治性土匪」（political bandit），尤其「白米炸彈客」楊儒門最近因為陳水扁終於決定特赦他而再度成為新聞人物。（當然，在此「政治性土匪」中的「土匪」是從Hobsbawm的專門術語「社會性土匪」中衍生而來的；專指那些由於反抗壓迫的社會或政府，並因而受到廣大也深受壓迫的民眾支持的「土匪」）

Richard W. Slatta在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曾經發表過一篇 Bandit and Rural Social History: Comment on Joseph. 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Joseph或Hobsbawm可能都沒有區分清楚social bandit和political bandit的區別，或至少有誤解。

Slatta認為：Unlike social bandits, political bandits show clear partisan (rather than class) leanings. Unlike the prepolitical social bandit, political bandits are conscious of and loyal to a larger political movement. In Colombia, Mexico, and Cuba, political bandits did not switch sides for financial gain but worked toward a political, partisan, or regional agenda.

換句話說，如果「社會性土匪」比較是階級衝突及社會壓迫之類的社會性問題所造成的，那麼，「政治性土匪」通常有比較明確的政黨傾向或觀念傾向，而且，一個真正的「政治性土匪」，他是有意識地在從事政治活動。進一步，Slatta舉了古巴、哥倫比亞等國家為例，指出「政治性土匪」並不在乎金錢或利益的獲得，反而，他們很明確是為了一些政治議題在進行活動。

如果按照Slatta的定義，楊儒門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性土匪」也未必。

---說來其實可悲，尤其楊儒門幾乎是融合「政治性土匪」和「社會性土匪」兩個概念，他一方面是針對特定的政治議題在發聲，同時也代表著特定的階級，在投訴無門的情況下，只能採取「起義式的」暴力手段，以希望能為廣大被剝削的農民發聲，只是，可惜的是，這樣的一個形象及努力在惡鬥的台灣，卻注定只能被消費......。

補充：

Richard W. Slatta在網路上還有一篇專門介紹/批判Hobsbawm的文章，篇名是： Eric Hobsbawm's Social Bandit : A Critique and Rev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