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私觀點

《行走的樹 --- 向傷痕告別》是季季的作品。

（季季的簡介請見：丁文玲的報導「季季：重溫文學的感動」；季季的部落格則請見：關於季季）

季季本名李瑞月，十八歲即開始征戰文壇，顯然是早慧的作家；皇冠的平鑫濤更是一早就和季季簽下了作家合約。不過，自1978年後，季季陸續擔任《聯合報》及《中國時報》的副刊編輯、主任兼「人間」的主編後，專業作家的色彩似乎淡了些。話雖如此，自《中國時報》退休後，季季現在是《印刻》的編輯總監。

至於《行走的樹》則是2006年的「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

朱天文說《行走的樹》是「人們終於曉得了用記憶抵抗時間，用私密史叛變大歷史」。

確實，《行走的樹》作為季季的散文式自傳體，不得不觸碰到台灣「白色恐怖」的那個年代；進一步，季季作為楊蔚（洩密者？間諜？）的妻子，她完全無能自外於當時的政治的氛圍。她，必然地，在其中。

當然，季季筆耕多年，文筆精湛不必多說，加上自傳體特有的心神纏繞，以及，個人際遇與家國歷史糾葛難分的無奈，在在使《行走的樹》讀來十分令人動容。

不過，令人不免感到遺憾的是，《行走的樹》偏重於個人傷痛的經歷及感觸描述得較多，相對地對大環境的敘事及反省就較少，加上作為散文式自傳體，自然無法有「大河式小說」的大開大闔。

此外，如果說楊蔚曾以筆名「何索」為名，暗中公然地在出版品中詆毀季季，那麼，《行走的樹》可能很難不看做是季季在多年後、而且是在晚年所做出的回應。當然，這是不能譴責或非難的，總不能讓季季終生或死後都還是「何索筆下的艾梅」吧？這樣太不公道了。遑論，季季的回應對於日後的台灣文學史及文學評論家的研究，是十分重要且珍貴的。

老實說，閱讀《行走的樹》是一個特別的經驗。台灣類似的文學不多，「二二八文學」雖然近幾年慢慢出現，但仍舊極少，而且偏重在報導文學。換句話說，我們顯然還沒發展出類似歐洲「戰後文學」那種的「傷後文學」；或者如中國大陸書寫文革的題材極多，可台灣在相關方面，卻顯然還是「欲語還休」。

我自己私下猜測，懷疑問題一方面在於「大歷史」本身的重構都還有問題，歷史真相也因為政治語言而被忽視、淹沒，兼且族群、認同都仍在拉扯，大家眾說紛紜，忙著在搶論述和詮釋的主導權都來不及了，因而要形成「傷後文學」略有困難。其二，我是懷疑，台灣的文化菁英多半不是「二二八」的受難者，甚至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雨露均沾」地分享到許多好處，因而要他們省視台灣的受難史顯然是非常困難的。（沒有一個有反省能力的人會在省思的過程中不意識到自己是共犯，而這，肯定是非常難以承認及接受的）

但，這是否足以解釋，為什麼中國有章詒和而台灣沒有？文革確實已經經過中國官方定調，但，文學有別於「大歷史」、也不是什麼「大論述」，怎麼言論自由受到保障的台灣，在談論過去的歷史時反而不能有相當的深度？這實在令人十分好奇。

附帶一提。

蔡秀女曾經試圖在《我的二十世紀》，以歷史為經、個人經歷為緯，用小說創作的筆法寫下類似相關的歷史片段。不過，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她還無能於寫下「大河式小說」。

------ 我期待台灣可以在不久的將來有這樣的創作。

這是因為，就某個程度而言，我相信，正如漢娜‧鄂蘭所說的，「所有的憂傷，如果能表達以故事的形式，就可承擔。」無論是歐洲的戰後文學，或是中國大陸的章詒和及胡發雲（《如焉＠sars》的作者），他們都試圖用文學去承擔整體人類的苦難。故而，我期待台灣也能有這樣的承擔者出現。

在希臘神話中，薛西佛斯注定只能徒勞地滾動著大石頭上山，日復一日，卡謬因而指稱人生無有意義；然而，或許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同樣在神話裡，薛西佛斯的苦行在Orpheus演奏時是得以暫時歇止的。換言之，藝術可以拯救虛無及痛苦，藝術創作者應當要以苦痛的承擔者自許才是！

（關於蔡秀女《我的二十世紀》，我曾寫過相關閱讀感想，請見：http://blog.roodo.com/franwu/archives/1770405.html）

相關介紹：

楊樹清，「行走的樹 --- 季季及那個時代同行者的傷痕及告別」。

延生閱讀：

葉云云，《餘生猶懷一吋心》。台北：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