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私觀點

當代西方發展倫理學初探

韓丹(武漢科技大學文法與經濟學院湖北武漢430081)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2-8862(2003)10-0032-05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以解除貧困為首要任務的第三世界的發展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社會和經濟挑戰之一。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人民生活水平，多種衡量 社會發展狀況的標準相繼提出，如哈根(E.E.Hagen)的五項指標(包括基本必需品的消費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識字率、健康水平和就業狀況)，莫里斯(M.D.Morris)的實際生活 質量指數(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包括識字率、預期壽命指數、嬰兒死亡率)以及聯合國計畫開發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ID，包括預期壽命、受教育程度等)。伴隨著越 來越多的非經濟要素參與發展問題的研究，發展的內涵超越了傳統的經濟學意義，融入倫理的指導，發展倫理學應運而生。

發展倫理學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轉型的目標和方法在倫理上的反映。在這個全新的領域中，發展的進程被看作是一種有益的轉變，是涉及經濟、政治、社會、價值觀念眾多 方面的一個綜合過程，它意味著消除貧困、人身束縛、各種歧視壓迫、缺乏法制權利和社會保障的狀況，從而提高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生活的能力，提高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及避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遭到破壞。以下從三個方面對當代西方發展倫理學的有關內容進行闡述。

一、四個來源

發展理論及其實踐在道德上的確立有以下四個來源：

第一，20世紀40年代，社會活動家和社會批評家對傳統的、殖民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批判 。代表人物有印度的甘地(Gandi)、拉丁美洲的保羅·布瑞畢希(Raúl Prébisch)和非洲的 福潤茨·法諾(Frantz Fanon)。他們強烈要求獨立與自由，維護本民族利益，致力於本土化發展。

第二，20世紀60年代以來，受法國經濟學家路易士·J萊布瑞特(Louis-Joseph Lebret)和 社會科學家古納·默達爾(Gunner Myrdal)等人的影響，美國的鄧尼斯·古雷特(Denis Go ulet)率先提出“發展”的概念需要重新定義，並將其置於道德爭論之中。在發展倫理學領域中，古雷特是一位先鋒人物。他認為發展理論的計畫和實踐向人類提出了新課題，並 在一個更廣的發展意義上，區分了三個基本因素和核心價值：生存(life sustenance)，主 要涉及到基本需要的滿足，發展的目標是使人們擺脫貧困，同時提供基本需求；自尊(self- esteem)，涉及到自重和獨立性，發展即消除與低下的經濟地位相聯繫的被支配和依附的感 覺；自由，是指擺脫貧困(want)、無知(ignorance)和卑賤(squalor)這三種罪惡，使人們具有更大的能力決定他們的命運。此外，從他的《嚴峻的選擇：發展理論的新概念》這類著 作中，我們得到全新的啟示：那種以人類的痛苦和遠期發展目標的喪失為代價的所謂的發展 實際上是反發展的，它不符合人類發展的本質要求。

第三，發展倫理學是以英美哲學家為主體的、各國道德哲學家不斷拓寬和深化的、有關解除饑荒和食品援助的哲學爭論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早期，作為對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關於解除饑荒的功利主義爭論和葛籣特·哈丁(Garrett Hardin)“救生艇”倫理的回應，許 多哲學家開始探討發達國家(或者發達國家中的人)在道義上是否有義務去幫助發展中國家裏受饑餓困擾的人們；如果有義務，其性質和基礎是什麼，義務的程度又該如何等問題。 20世紀80年代初，尼格·道爾(Nigel Dower)、O.奧尼爾(Onora O'Neill)和傑羅姆·M賽 格爾(Jerome M.Segal)等道德哲學家逐步達成一致意見，認為解除饑荒 和食品援助只是 解決饑餓、貧窮、落後和國際間不平等眾多問題中的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真正需要的 ，不僅僅是道義上的援助，而是更為廣泛、更富經驗性的資訊溝通渠道，與第三世界發展中 國家的倫理道德相適應的政策，以及全球範圍內的政治、經濟新秩序。這些更具實質性的幫 助和更加公平合理的南北關係，依賴於對“發展”的正確理解。

第四，保羅·斯特瑞頓(Paul Streaten)和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工作成果。這兩位 經濟學家，都是從事全球經濟不平等、饑荒以及欠發展問題研究的。他們運用按照倫理原則確 立起來的發展概念，來審視和抨擊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種種不平等的、欠發展的現象，並致力 於將經濟學和倫理學有效地結合起來以處理人類發展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以P斯特瑞頓的“人的基本需求”戰略為基礎，阿瑪蒂亞·森主張發展不能僅僅理解為經濟增長、工業 化或現代化。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是為人的福利、人的目的價值服務的， 它們固然可以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這些充其量只是發展的手段而已，最終只屬於工具性的 範疇。他進一步認為，以人為中心，最高的價值標準就是自由。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 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應該是人類運用價值能力和職能的擴展，如規範人的行為(什麼 是能做的，什麼是不能做的)；延長人的壽命；預防可以避免的疾病；獲得足夠的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擁有學習和與外界交流的機會；專注於藝術和科學追求的條件等。

在發展倫理學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的過程中，以上四個來源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並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發展倫理學在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一些地區被廣泛實踐著，它基於哲學的思辨性和倫理道德的普遍性，與各個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區別又相聯繫，共同 致力於解決發展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二、研究內容

目前，發展倫理學研究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發展理論的研究。包括“發展”是否可以繼續用來描述全新視野中發展的概念；這裏所研究的發展是基於倫理原則確立起來的，那麼(好的)發展的標準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基本的 經濟、政治、文化的目標和策略應該是怎樣的，這些目標和策略在選擇和制定的過程中應該遵循什麼原則；發展倫理學的研究範圍應該由誰來確定，用什麼方法等。

二是發展實踐的探索。主要研究在與發展相關的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會出現哪些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怎樣理解發展帶來的負擔，怎樣分配發展帶來的效益；誰應該對 發展的結果負責，是國家、政府、社會還是市場；發達國家、國際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程中應該起到什麼作用；對於(好的)發展而言，什麼是最嚴重的地區、國家、國際障礙；在何種程度上，道德懷疑主義、道德相對主義、國家主權和政治的現實主義對跨越道德界線的研究提出了挑戰等等。

在發展倫理學的研究框架內，倫理學家們對於基於倫理原則確立起來的發展觀初步達成了一系列共識。

第一，發展倫理學是包括多種學科、含有理論和實踐成分並綜合了多種研究方法的領域。發展的理論及其實踐具有倫理的、價值的維度，並且發展可以從明確的倫理分析及其批判中獲益。由此，發展倫理學家們不是單純把發展理解成描述社會的變革，而是主張明確地定義這 種社會變革的深刻內涵，並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不同層次上進行反映。因此，發展倫理學應該確定：(1)基本的倫理原則；(2)發展的目標和模式，如“經濟增長”、“平等增長”、“ 基本需要”以及“可持續發展”、“結構調整”、“人類發展”；(3)具體的政策和策略。 

第二，發展應該消滅剝削和解除人類痛苦。儘管不同的發展倫理學家理解發展問題都有自己 不同的方式，然而在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以環境為例，他們認為發展的進程不能以環境的惡化為代價。人類應該尋找一種既能促進人類發展又能保護生態環境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 的實施可以使兩者相互加強從而形成良性迴圈。小到環境保護，大至發展目標，都不是一個 國家或地區獨自努力就可以實現的。從三層意義上看，發展倫理學家們的工作具有廣泛的國 際性：(1)來自許多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倫理學家們正致力於這項事業；(2)他們努力達 成國際間的廣泛共識；(3)這種共識強調一種解除世界範圍內剝削的義務。

第三，發展標準在解決了一些問題的同時，也會引發許多新的問題，尤其涉及到道德評價問 題。我們可以從描述性和規範性兩個角度來評價“發展”。從描述性的角度來講，過去，“ 發展”通常被定義為經濟增長、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由國內生產總值所決定。因此，可以認為一個“發展”的社會是不能進行道德評價的，無所謂善或惡、頌揚或批判。但是，從規 範性的角度來講，一個發展的社會，從農村到城市，設立的機構應該實現或近似實現發展的 目標，即解除經濟剝削，消滅社會壓迫。這樣，規範性意義的“發展”一詞，就類似於褒義 的形容詞如“好”或基於倫理的“公平”，並且可以進行道德評價。而如何看待與運用道德 評價標準，則需要平衡與協調。

第四，發展戰略的制定極具敏感性並有普遍性，儘管部分發展倫理學家主張至少有一些基本 的發展原則和程式是與特定的某些發展中國家相關的。對於特定的某個社會來說，最優的發 展戰略的選擇，如政府計畫供給、市場機制調節或是綜合運用，都取決於這個社會的歷史和 社會改革的階段，同樣也取決於地域的和全球的政治、經濟環境。然而，這種關於發展模式 和戰略選擇的包容性和對於某種發展模式的一致排斥性是不矛盾的。例如，多數發展倫理學 家反對兩種發展模式：(1)一個社會的經濟增長趨於最大化，卻不用創造出來 的財富為本國 人民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這就是阿瑪蒂亞·森和傑·德熱茲(Jean Dreze)所說的“無目的 財富”；或者是，實際收入的得益未能分潤到人口的各個階層，這就是克勞特(R.Clowet)提 到的“無發展的增長”。(2)獨裁主義。在這種發展模式的社會中，人們生理需要的滿足以 政治自由的喪失為代價。因此，阿瑪蒂亞·森試圖通過對饑荒問題的分析來說明民主對於發 展的重要性，以及將收入作為衡量權利(entitlements)的尺度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