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私觀點

桑塔格（Susan Sontag）被公認是美國當代重要的文化評論家，尤有甚者，左派認為桑塔格是美國的良心，因此，2004年桑塔格的病逝特別令人感慨。

《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發表於1978年，自身離癌的桑塔格不諱言，她創作的動機即是不滿意隱藏在癌症背後的文化隱喻，這使她非得要揭開隱喻不可(p.114-115)。而隨後，當愛滋病在八十年代開始取代癌症，成為各隱喻的對象後，桑塔格也為文寫了一篇『愛滋及其隱喻』(AIDS and Metaphors)。由大田出版的中文版同時收錄了這兩個篇章。


　 在《疾病的隱喻》的序言，桑塔格即開宗明義地表示：『……我要描述的……不是疾病真正的樣子，而是人們對它的想像。我的論題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用為隱喻。我的觀點是疾病不是隱喻，考量疾病的最誠實方式是避開隱喻性思考。然而要在未受隱喻污染的疾病王國定居是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我之所以寫這本書，就是為了解釋這些隱喻，並脫離這些隱喻。』

桑塔格慧眼獨具地發現到，癌症的隱喻有許多是借自結核病。假若二十世紀引發幻想的是癌症，那麼在十九世紀獨領風騷的就是結核病了。（我們現在則可以後見之明地斷定二十一世紀將是愛滋病的天下）
桑塔格指出：『結核病和癌症所引起的恐懼其實是相當舊式的。任何被視為神秘、令人害怕的病都會被認為具有傳染性。』（p.10）然而，這該怎麼解決呢？桑塔格認為『要到有一天，癌的起因變得明朗、治療變得有效，癌的「無情、神秘的侵略者」的角色才會消失。』（p.10）
但，是嗎？
十年後，桑塔格寫『愛滋及其隱喻』，她重新檢視了自己十年前的說法。確實，癌症已經受到比較正面的對待，但，使癌症不再是最讓人害怕的疾病的原因，卻不是我們對癌症的治療已經有了把握，而是：有了另一個比癌症更可怕、更被污名化的病取代了癌症，也就是愛滋病。
桑塔格因此慨嘆：『社會似乎必須有一與邪惡等同的病，並將責難安給病的「受害者」，但社會很難有兩種以上這種病。』（p.118）


根據桑塔格的分析，癌症被認為是心靈受挫、無表達力、壓抑者（尤其那些有壓抑的憤怒情緒或性慾的人）易得之病，這些迷思阻止人們尋找治療、或阻止人去做更大的努力去獲得更完整的治療。
甚至，這些迷思也扮演懲罰癌症的受害人的至高角色。亦即，癌症被理解為沈迷於不安全行為的人的病，例如酒鬼得食道癌、吸煙者得肺癌，『癌是對過不健康生活的懲罰……與癌相關的是不安全習慣 --- 連心臟病此一原來很少受責難的病，如今也多半被視為人為飲食過渡、「生活方式」奢華付出的代價 --- 是意志薄弱、缺乏謹慎、耽溺於合法化學藥品的結果。』（p.128）
至於愛滋病，由於愛滋病被認為有單一起因，甚至被認為是某一特定的「危險族群」、賤民團體的專利，因此，愛滋病所遭遇的污名比癌症更嚴重，並被認為是一種不體面、失德的病。也就是說，由於愛滋病的傳染途徑被受到嚴厲的批判，因此，愛滋病不是性放縱者得的病，而是性變態者的病。『AIDS的不安全行為被認為不只是弱點而已，它是放縱、犯罪 --- 耽溺於非法化學藥品及不正常的性。』（p.128）因此，『經性行為得AIDS被認為咎由自取，應受更多責備。』（p.128）

此外，桑塔格也發現，愛滋病被描繪為一種侵略的病，病毒並且會寄居其中、甚至佔領領土。---這完全是一種軍事語言，『軍事隱喻造成病被想像成異類的「他者」……無論病人是否被想成受害者，……根據支配關係的無情邏輯，意味著罪。』（p.114）
更有趣的是，愛滋病也像瘟疫一樣被理解為：『開始於「黑暗大陸，然後傳播到海地，然後到美國和歐洲」……』（p.152），除了隱喻隱含了種族歧視的成分，指稱AIDS「來自原始地方」和「可能傳染自動物」（綠猴），更是激化了對有關獸性、性放縱的貶視。
並且，愛滋病也接替了瘟疫，被理解成為：對社會的報應。性傳染病本來就常被比喻成懲罰，而如今愛滋病更是一種對集體的懲罰。換句話說，性病是有道德的含意的。甚至因此，桑塔格指出，愛滋病恐怕釋放出一個訊息給原先接受消費主義的民眾：你最好自我管理、自我節制，以免死掉。


毫無疑問地，桑塔格揭露出的種種隱喻都十分精準，但限於篇幅，我無法一一點撥。然而，值得我們放在心上的是：那些將生理疾病心理學化、宗教化、道德化的隱喻，有待我們主動覺醒而後丟開。
誠然，隱喻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正如桑塔格指出的，我們雖然無法離開隱喻思考，但是，我們卻可以藉由察覺、反省隱喻，而與隱喻拉開距離，從而得以理解到真實。
而這份叮嚀，或許就是我們所能從文化評論家得到的珍產。


*文中頁碼為中文本頁碼。

Susan Sontag，2000，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台北：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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