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私觀點

《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是薩依德應BBC的邀請，所發表的一系列公開演講，職是之故，這六場講稿都非常地淺顯易懂。

眾所皆知，薩依德（Edward W. Said）雖然受西方教育，但他出生在耶路撒冷，亦即，他是一位非裔美籍。而他最受矚目的作品《東方主義》（Orientalism），所探討的即是：「東方」是被「西方」建構出來的，整個西方主流的學術及媒體對於「東方」的認識與詮釋，基本上是基於錯誤的呈現。
正由於薩依德又是一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又是一位美國人，因此，他對「局外人」、「圈外人」、「業餘者」的感受是十分敏銳的。他的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國族認同的矛盾，都讓他很深刻地理解到：一個外來者、一個權勢之外、體制之外的「他者」，反而更容易在距離之外，對體制、權勢加以批判。

有這個基本背景以後，要瞭解薩依德心目中理想的知識份子，就不難了。

例如，在「知識份子的代表」一章中，基於對局外人、權勢外的邏輯一致的主張，薩依德很自然地會認為，知識份子不是一小群學有專業的專家，反而，知識份子不能是這些專家、而應該是業餘的。因為，只有一個業餘的知識份子才能對團體說真話，其他的專業知識份子都隸屬在團體裡，而隸屬在團體、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如何可能說真話、又怎麼可能批判自己的團體呢？
因此，薩依德說：『對我來說中心的事實是，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與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p.48)
如果知識份子不能被集團或政府收編，那麼，國族可以侷限知識份子嗎？「為國族與傳統設限」一章，顯然就在指出：國族主義顯然會影響一個人，以語言為例，我們都受限於語言的表達，沒有一個人可以使用世界語言，語言的國族性不可免地會影響我們的思考習慣和偏見。然而，即使如此，知識份子仍應該以批評為首要任務，而非以國族情感或集體團結為考量；亦即，『知識份子總要有所抉擇：不是站在較弱勢、代表性不足、被遺忘或忽視的一邊，就是站在較強勢的一邊。』(p.70)
薩依德以伍爾夫的自己的房間為例。假如女性要獨立，得先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才能和外界的強勢父權區分開來，那麼，知識份子要批判，也得要能把自己和無所不在的國族力量分隔開來。因為，國族一向是權威的、要求的是也一相向是服從和忠誠，知識份子有必要脫離國族的局限而獨立。
在「知識份子的流亡 ---放逐者與邊緣任」、「專業人與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三章，薩依德大致是重覆以上的宣稱。
而在最後一章「總是失敗的諸神」，薩依德所要說的即是，知識份子不應該認為自己的見解、主張、判斷總是最對的、最重要的，作為終身反對「神祇」的知識份子而言，還有什麼比服從神祇、或把自己塑造成新神祇還要更反諷的呢？
換言之，知識份子應當要反抗權威，並對所有的神祇說不，讓所有的神祇永遠都只能失敗；因為，『在今天的世界裡，毫不質疑地就屈從於權威是對主動的、道德的、知識的生活最大威脅之一。』(p.158)


誠然，知識份子應保持批判精神，不受任何利益或威脅的收編。然而，是否因此就要拒斥知識份子成為團體的一份子，個人認為有待商榷。當今所有政府的制度與法律，沒有一項可以在沒有專業知識份子的介入下，而可以制定完成並成功運作的。亦即，我認為，重點乃在於，那些體制內的知識份子，是否可以說真話；而不是他是否是「局外人」。
這點尤其在薩依德將政府聘請的民間顧問也排除在知識份子之外時，更顯重要。因為，如此一來，知識份子對公眾事務的參與完全被貶低至於零，這對社會國家恐怕不見得是好事。
畢竟，這樣一個完全清談的知識份子，和媒體的、公眾的知識份子幾無二致。倘若兩者的顯著差別在於，薩依德式的知識份子不會為了名譽或私利而辜負知識份子的良心，那麼，我們似乎也就可以問：如果知識份子以顧問身份監督政府、甚至可以實際影響決策、或參與政策運作，與此同時，藉由對政策運作的瞭解而更能一針見血地批判政府、並提供具有建設性的建言，這又有何不妥？

*以上頁碼為中文本頁碼。

Edward W. Said，2004， 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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