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菁，和《給冥王星》

1980年代，索爾‧貝婁在芝加哥對著一位前來訪問他的中國文人，回憶起自己寫作的歷程。

貝婁在1940年代初寫小說，即獲得很高的評價。但當時，他正要一頭闖入的，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英語文學的世界，那不是他生來就在的地方。貝婁的父母本是俄國聖彼德堡的猶太人，在一次大戰前遷移到加拿大法語區的魁北克。貝婁生在魁北克，九歲才搬到美國芝加哥。他大學時曾想學文學，但似乎遭遇一些不快的事，使他感到英語文學系是排擠猶太人的，最後讀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畢業。貝婁在訪問中說，開始寫小說時，面對英語文學的廣大世界，他有些怯場，為了證明自己，最初的小說寫得太想顯本領了。

這是多納依指揮倫敦愛樂演奏海頓的排練錄相，包括訪談。老人家真好，有智慧呀。

多納依說，在交響樂團與指揮家之間有種無法解釋的東西。有時演奏中某個困難的點將至之時，你會感覺到樂手的緊張，但如果你相信他可以做到，他就真的做到了；如果你也緊張，他就會搞砸。這當中有些人與人之間的，如果你信任，他也信任，他會感覺比較好，會做得比較好。這當中有些意志的力量。

貝斯手說到多納依給他們的提醒：不要太堅持正確。在和一屋子樂手一起演奏時，你也需會想，我的演奏是對的，但在合奏中對別人而言卻不是。重要的是，甚麼樣的演奏更好。

在家讀宇文所安的《盛唐詩》。

窗外天光好，屋裡也安靜。忽然就想起《紅樓夢》裡，賈寶玉〈芙蓉誄〉的開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年是太平年，月是芙蓉與桂花盛開的季節，年和月都沒甚麼問題。但落到了「日」，卻是個無可奈何之日。

年歲與月分的吉凶關乎天候、國家社會太平與否、有沒有災禍，只有日是個人的。但也就是在這個人的層次上，十分之無可奈何。我一直都覺得這三句話十分之說明了《紅樓夢》的精神。

清晨時上海下了一場暴雨。九點多鐘我走出門，發現外頭的馬路淹水了，約及膝蓋。

有不信邪的人開車硬闖，結果卡在路中央了。

這時實用的交通工具退化到，平常載水果或廢紙的的三輪車都出動載人了。我問了一下，去馬路對面多少錢，三輪車師傅說十元，我說五元吧，師傅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於是我就回家了。

從窗戶遠望附近的街道，能通車的地方都大塞車。今年上海天災不少。年初暴雪，年中淹水。一回家就上網好跟與外界保持聯繫，聽Bass說公司叫了披薩，解決去上班的人的午餐問題。這種時候披薩外送服務簡直就是紅十字救援啊。

連日高溫。身體不適。晚上躲在家裡看書。

讀了一本普魯斯特的友人熱內·培德所寫的小書《追憶似水年華之前：普魯斯特之夏》。內中回憶1906的夏天，其時普魯斯特的母親已過世8個月，普魯斯特到凡爾賽鄉間住了一段時日，培德經常陪在他身邊。這本小書便是培德在普魯斯特過世後寫下的回憶。在書中看到的是一個為哮喘病所苦，經常待在床上，自稱又老又煩人的普魯斯特，他對朋友的需求是高的，他說話客氣有禮但其實對人的眼光是挑剔的，不時有尖刻的評論。普魯斯特準備在巴黎買一處寓所，請培德去幫他看房子，他就呆在床上根據培德的說明開始想像買這幢或那幢房子，還寫下將來要怎樣改裝。此等足不出戶的看房法，真不愧是巨蟹座啊。

翻讀了德國一位精神科醫師博爾溫·班德洛（Borwin Bandelow）寫的Celebrities。他用精神醫學的角度分析了一些名人明星的人格障礙。裏頭有一章專談搖滾歌手。我覺得他應該是不聽他研究對象的音樂的，純粹當精神病歷討論。讀了他用冷冰冰的語氣寫的Kurt Cobain，好想聽Nirvana啊。CD不在身邊，最後只能放了一張Linkin Park。（畢竟Linkin Park也是個大團，被我拿來墊檔真不好意思。）

不久前Kurt Cobain的妻子Courtney Love宣稱，Cobain的骨灰被偷了。和Bass聊起此事，他說：「難道Kurt Cobain的骨灰可以治病嗎？」對Kurt Cobain的樂迷而言，那可能真的有點聖人骨灰的意思。Bass的另一句評語是說Courtney Love感覺很兩光，這老實說我也有同感，有種「應該在被偷之前就已經打翻很多次了吧」的感覺。

貝小斯帶了I’m not There 電影光碟借我。Courtney Love身邊的各種粉末裡少了Kurt Cobain骨灰這一種。竇唯何勇張楚在上海開了魔岩三傑演唱會。星期一早上，熱得不得了，上海終於出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