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他的骸骨出土。已經是他在玻利維亞的無花果村被捕，遭到處決之後的三十年。那些行刑的人將他的遺體拍照，且剁下雙手送交他的革命舊友－－古巴的卡斯楚。經過這樣有如黑社會般的殘酷處刑與示威後，他的遺體被草草掩埋，在一處少有人知的墳塚裡度過歲月。彷彿再也不會有人想起了，當革命已經不是流行的字眼。然後忽有一天墳塚又被打開，幾個考古學者往挖出來的土坑裡探，他們的影子與日光一齊投射在白骨之上。它又回到這個光亮與暗影並存的世界。一九九七年。

格瓦拉出身阿根廷一經濟寬裕的醫生之家。後來他自己也進入醫學院就讀。在電影，以及格瓦拉的摩托車日記中記述的，其實只是他幾次長途旅行中的一次。一九五○年他曾經單獨騎摩托車旅行阿根廷北部。一九五三又有第二次的環南美洲之旅，那次旅程的最後，他在墨西哥結識了卡斯楚。旅程的終站轉變為革命志業的起點，格瓦拉從此成為卡斯楚並肩作戰的戰友，一同在五九年推翻了古巴的巴蒂斯達政權。

格瓦拉自己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The Motorcycle Diaries）這本書的〈後記〉裡，描寫的那個沒有名字的人是誰呢？應該不是卡斯楚。但那看起來像是，兩個各自攜帶著不明而巨大能量的革命與流浪之人，一次命運預示的交會。格瓦拉對那次會面的描述，是這樣的：

「小山城的夜空佈滿星光，四週的闃然與寒意驅走了黑暗。好像－－我不知如何形容，好像一切的物質實體都消融了，都遁入了太虛，把所有物體的個性都抹去，把我們吞噬，使我們陷入無邊的黑暗裡。夜空中沒有一絲雲可以讓人藉以辨認空間的遠近感。我身旁幾公尺外的一盞昏黃燈光也在黑暗中失去了力量。」

「這個人的臉在陰影中，看不清楚，我只能約略看到應該是他雙眼的亮光和他前排四顆牙齒的閃光。」

去年跟今年，兩個六月，接近的氣溫與光照之外，卻有什麼隱隱而徹底地不同。好像影片在拷貝的過程裡出了紕漏，失掉了一部份的音軌，那樣看似雷同，實則已在底層發生了質變。今年，因為SARS的關係，原本每天有大量外國觀光客進出的博物館，已經好幾個月難得地冷清。回想去年的同個時期，觀光客被一遊覽車一遊覽車地送來，一些西方人穿著短褲T恤在廣場前照相，臉孔和肩膊的白皮膚曬得紅通通的。他們當中總有些人不畏暑熱，在高溫曝曬的柏油路面上緩慢地閒逛，遂使廣場有一種鬆散的時間感。

這大概是博物館成立以來，年年夏天重複的景象。誰也沒想到，今年，這樣的景象竟不復見了。

於是我每天的例行散步，走進少了觀光客的園子裡。一整座光燦動人的園林，南美蟛蜞菊，馬纓丹，番茉莉，各自在無人觀賞的情況下奢侈地盛放。那幾株榕樹，像是兩株或三株不同的樹分裂或合併那樣糾結並生，一些根幹分明是氣根落地演生的，巨大的樹冠龐龐然蔭庇出一塊空氣陰涼沁人的地界。也有南洋杉，在週遭熱帶林木板根錯綜間，頑強地保持著挺直。近水面的空中，整群的蜻蜓快速穿梭，抬頭去望時總會被它們透明翅膀近乎虛幻的滑翔所眩惑，一隻擦過一隻，像腦中那些不大容易弄清的慾望。白孔雀在籠子裡無聲地開屏，過強的光照下，純白羽毛臨近暈散邊緣，令人心碎的無色彩張力，一會又在同樣的無聲裡默默合上了尾翼。

這一切都是在無人的情況下發生的。

我的朋友雁盟出了一張手風琴專輯，裝在唱片公司的牛皮紙信封寄到了家裡。我放了好幾天沒拆，讓它和幾本新書一起躺在書桌上。終於打開時才發現他在CD封面寫了字給我：「我和郁雯都很用心，還是要記得聽喔」。郁雯是我的另一個朋友，在專輯中編曲和彈鋼琴伴奏。

這樣被看穿了似的，心虛而且不安。我已經不知不覺變成那種，會把別人用心的創作放在「待處理」公文堆裡的人了嗎？這一年來，我跟音樂的關係變得很淡。我有還算過得去的擴大機和喇叭，我住的地方很空，聲音在空間裡的感覺很不錯。但今年卻經常連續幾個禮拜連音響的電源都沒打開。也好久沒有逛唱片行，偶爾想聽點什麼就只是放手邊最順手拿到的那幾張。而且往往沒聽完一張專輯就按掉了。

逐漸開始非常需要安靜。從前大學的時候，在學校對面吵得要死的麥當勞（連續播十幾次張學友的「吻別」、旁邊有兒童遊樂區小孩子尖叫著從塑膠滑梯上溜下來）照樣可以唸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閱讀的時候不希望有任何聲音。甚至有時候要先想辦法，讓腦子裡那些吵鬧的念頭安靜下來。由於我非常失衡、偏食地讓閱讀成了生活裡最主要的經驗，它已經對其他感官產生排擠效應了。

意識到這點時，我心裡有一點感傷。雖然我從來算不上是音樂聽很多的人，可是偶爾為幾張專輯激動，比讀了一本好小說更甚，那樣的時期也已經過去了嗎？我甚至懶於將剛收到的新CD餵進player裡，在開始一次聽覺經驗之前，橫亙著巨大的惰性。而且，恐怕音樂之從我空空的房間裡消失，除了惰性，還有某種抗拒。我已經在這個世上活了夠久，累積了相當的江湖恩怨、過往記憶。某一些歌曲已經不再像我第一次聽到它們時那樣地清白。它們讓我想起一部電影，一種人生，一些聽過或說過的話。它們受了我這個人存在的染污，再也不是從前的那些歌了。

「你不覺得要找到一個，永遠用他善良的那一面朝向你的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嗎？」

這是一個我剛認識不到一小時的人。那天之前我聽說過他的名字，在報章媒體上。他是一個年輕的，有名氣的，在大多數人的猜測中屬於所謂「成功人士」，不定過著怎樣精采生活的人。我不記得話題是怎麼開始的，總之這句話，就像歷史上所有的事件一樣，偶然地發生了，但似乎又是必然的結果。既像是孤立的事件，又像是前因後果結構變動歷史命定主義推移下的產物。

這個我不大熟悉的人，不知是在哪些事件經驗的積累之下，才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也許他曾經打開他的PDA，檢查裡面上百筆通訊錄資料，找不到一個既友善又溫和，沒有利益關係的名字。

當那一句話落入我的意識裡，我好像一個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中，突然見到某原始聚落使用的一把打磨得非常漂亮的石杵，意識到我眼前這簡單的工具其實承載了大量無法解釋的訊息，也許洩漏了部族祖先飲食的習慣，來自草萊農耕地的起源，長久以來流散遷徙的路線。歷史紛雜的訊息，收納於一件石杵工具的形體中，像是電腦檔案存在隨身碟裡。那個星期天，聽見那句話時我想，我採到了一枚標本，但我並不知道它是從什麼樣的人身上掉下來的。 

有時，面對一個人，好像面對神秘的地質層，你意識到眼前積累的落葉之下，可能是多層的腐植土，積鬱的沼氣，或堅硬的岩石。每個人都是一獨立的時間宇宙，如果我能切開他心理的剖面，在被時間掩蓋的某個地層裡，也許我會找到一首早被遺忘的校園民歌，沒考上大學那年母親的苛責，被腳踏車絆倒的經驗，籃球決賽錯失的罰球。從他的外表看不出來，天真的信念，傷害的預感，不知藏在什麼地方，如一枚三葉蟲化石，青銅箭矢，砂岩層上的頁岩層，綿延不斷的貝塚。

最近一個月，陸續有朋友來訪，又陸續地離開。早上，最後一位訪客前往機場之後，我的小公寓忽然陷入寂靜，又恢復到久違了的、靜靜的生活。下過雨，空氣是潮濕的，上海似乎也比晴朗的日子少了些浮躁，落地窗帘在涼風裡微微掀動著。忽忽感到，一個星期日下午，也有屬於它的，無所事事的命運。

從現在到睡前，不會有什麼事了。最多是有人在MSN上喊你，或者你打開電視，讓影像與聲音淹到生活裡來，就彷彿有些熱鬧，有點事情在發生。但那不過是些偽造的發生。只在你承受不住寂靜的時候應喚而來，又隨時可以用一個遙控器或滑鼠鼠標驅趕而去。這樣的事件算不上事件，是事件的替代品。

我對這樣的星期日下午，有一種奇妙的感情。我對它既熟悉，又害怕。朋友是好的，人群是好的。但我性格裡有種根深蒂固的孤僻，需要保留時間給自己一個人獨處。星期一到星期五是社會化的時間，星期六經常有朋友相約吃飯。於是完整的獨處便發生在星期日下午到晚上，那時你和社會人群的關聯最為鬆脫，你感覺一種活躍的鋒利與清醒。但有時，醒來的反倒是內在的不安。

因此是一把兩面刃。像是擲骰子，在骰子停止旋轉之前，你沒辦法確定今天會陷入哪一種狀態，打開哪一扇門。

我的簡單歸納是：抱定執念而等待往往最糟。期待著這段獨處時間可以作為對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清洗，一個人在房間裡獲得某種洞見或靈視般的清醒，那麼往往召喚來的反倒是不安。什麼都不期待地去閱讀，思考，書寫，反而好。但是因為在一個禮拜當中，好不容易有這樣完全靜處的時間，要什麼都不期待反而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