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菁，和《給冥王星》

1941年，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已經開始寫作《法蘭西組曲》。第一部〈六月風暴〉正是以前一年六月巴黎人逃難為背景，第二部〈柔板〉寫德軍在占領區與法國老百姓的相處。

1942年，《法蘭西組曲》的第一、二部完成。夏天，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被送往集中營，死於集中營。

讀《法蘭西組曲》，最驚人的或許就是這些書本外的歷史事件，與書寫的關係。戰爭，逃難，佔領，這些我們如今看來是歷史，在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書寫的時候，卻是剛剛發生、甚至進行中的事，新鮮得還冒著硝煙。

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是個寫生者。即使在現實如此迫近的時刻，她進行的書寫仍然不是新聞報導，不是日記回憶錄，而是小說。她原本規劃《法蘭西組曲》應該有五部曲，分別是：〈風暴〉、〈柔板〉、〈監禁〉、〈征戰？〉、〈和平？〉。她在後兩章〈征戰〉與〈和平〉的標題邊打了問號，因為戰爭會如何結束，會打多久，她不知道。寫完〈風暴〉與〈柔板〉，現實像是作為她書寫的鏡像般，趕先一步發生，她進了集中營，〈監禁〉還只是她寫在筆記中的設想，來不及完成。

這是《法蘭西組曲》與其他二戰小說最大的不同處。她真的是且戰且寫。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與她丈夫都是猶太人，戰爭開打後她們的經濟景況便捉襟見肘，這對出身富裕人家的內米洛夫斯基而言，應當不是容易的事。時局變幻萬端，不知會將她帶往何方。她生存的權力與空間，在國家機器的一再壓縮下不斷消失。她沒能活著看到戰爭的結果，沒和其他倖存者一起翻到歷史的下一章，不能像往後那些二戰電影有個邪不勝正大結局，像《辛德勒名單》結尾猶太人們在地平線上走向光明。作為那個時代命運被歷史暴流捲動，不能由己的一個微小個人，寫作成了內米洛夫斯基的定錨點，她眼中觀察周遭的一切，筆下寫生戰時人類群象，一直到死。

讀〈六月風暴〉會有一種印象：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社會階級之間、人與人之間，存在著矛盾與摩擦，好像在等待一場戰爭撕開和平的表面，讓矛盾浮上檯面，重新洗牌。德軍兵臨城下，大資產家、中產之家、勞動階級，紛紛從慣性的生活被驅趕出來，收拾財產離開家門。

這場被迫的｢在路上｣（用小說中的話是「進退維谷的旋轉木馬」），到了內米洛夫斯基筆下是一幅人性素描。甚麼是珍貴的？甚麼是重要的？逃難的路上，情義的順序重新排列組合，情婦被情夫拋下，職員被上司拋下，公公被媳婦拋下，甚至不是基於惡念，只是顧不上。擁有錢財的人，發現錢買不到食物。掩蓋的真相，忽然被掀開。內米洛夫斯基描述一張平日養尊處優，而大難猝然臨之的臉孔：「我們可以在那些意外身亡的人臉上看見同樣的臉色，僅僅幾秒鐘，天人永隔，連感覺到痛和怕的時間都沒有。他們當時可能在看書，或望著窗外，在想公司的生意，或正要去餐車車廂，剎那間，就這麼天旋地轉，墜入地獄。」

因為自身的際遇（她本是俄國猶太富家女，共產革命後舉家遷往法國，二戰爆發後又因猶太人身分，丈夫一夕間失去工作，她也不能發表作品，全家經濟捉襟見肘），內米洛夫斯基對倏然籠罩個人的社會劇變格外敏感。她的另一個短篇小說〈秋之蠅〉，寫一個俄國貴族家庭祝賀兒子的出征，作為家族傳統，戰爭是俄羅斯年輕貴族男子必經的成年禮，家中的老女僕送過一代又一代的主人出征。但緊接著，翻過一頁，便是革命之後了。貴族全家已經逃亡，當初被榮耀地送出家門的兒子，沒來得及和家人會合，像隻落單的小獸，被森林裡無數雙眼睛窺伺著。他坐過牢、千辛萬苦地回家，鑽回小時候睡過的床，最後死在農民之手。

內米洛夫斯基在筆記裡曾讓角色尚－馬黎思考那些當權者：「他們有力量，不過只是短暫虛幻的力量。時間，潰敗，命運的捉弄，疾病會取走他們的力量。到時候，社會將瞠目結舌地問：甚麼？我們竟然會怕這樣的人渣！」活著的可以死去，在位的可以淪落。戰爭對體制進行了揭露，讓人看見從前的盲目。一個新時代的誕生總是殘酷的，要撕裂孕育它的子宮。

六月風暴後不久，法國投降，巴黎人回家了。但這次回家可不是回到原來的生活。生活已經變了，或者說，沒變，因為生活一向不是牢固的，太平的日子讓人們忘了這點，忘了人雖然在逃難中千方百計苟活下來，卻可以回到巴黎死在一場車禍裡。

接下來的〈柔板〉，佔領區的法國老百姓與德軍生活在一起，像一對怨偶，互相監視，在表面的客套、驕傲的作態中耗盡力氣。〈柔板〉的故事骨幹是露西兒與德國軍官之間的感情。露西兒是個住在家裡的異鄉人，她的婚姻是聽任父親安排的，丈夫為錢娶她，婆婆不喜歡她。德國軍官當然也是異鄉人，想成為音樂家，卻得上戰場，作為入侵者來到一個不歡迎他的國家。露西兒與德國軍官若有似無的感情，在周遭人的窺伺下悄悄萌生，「每一扇緊閉的百葉窗後面，都藏了一雙老太太的眼睛」。這是內米洛夫斯基作為無國籍者獨有的視角，超越了敵對雙方的國籍界線，看見角色在小環境中的孤單與不適，天地雖大，人言與偏見使它逼仄難以容身。戰爭不只是戰爭，國家盡可以大聲宣告它的主義，但在底層發酵的是男人的嫉妒，女人的炫耀，階級間的猜忌，以愛國或道德之名進行的相互指責。這些混雜的人性情感，推動了歷史。

《法蘭西組曲》中有一個角色是作家，名叫寇特。內米洛夫斯基在手稿中側寫這個角色，說他擅長｢用不卑不亢的表達方式來粉飾可憎的現實｣，以適合統治的需要。例如把法國的軍隊的撤退，說成撤防重整軍力。和內米洛夫斯基一樣，寇特也是在書寫當下的歷史，但寇特對現實的詮釋帶有功利的立場，從她對寇特的評價看來，那正是內米洛夫斯基所不喜歡的寫作。

諷刺的是，內米洛夫斯基被逮捕後，為了營救她，她的丈夫與朋友試圖從她書中尋找片言隻語，解釋成她反猶太或反俄國的證據，以提供一點微薄的、向納粹爭取放人的理由。但內米洛夫斯基不是寇特式的作家，她的寫作缺少表態。他們抱著一線希望翻遍她的小說，不惜將作品斷章取義，塞進納粹的玻璃鞋。自然，這些勉強的｢證據｣，沒能讓內米洛夫斯基活著走出集中營。

內米洛夫斯基在手稿中對自己說｢不要心存僥倖｣。她所說的僥倖是指在寫作上而言。｢不要再心存僥倖；時間還多的哩。所以絕對不要壓抑克制，一定要盡情恣意揮灑。｣實際上當時她已是朝不保夕，但她沒給自己設限，用｢時間還多｣安慰自己，放寬筆墨。也只有放眼看，放手寫，才能在風暴中站定腳跟。

《法蘭西組曲》後三部曲沒有寫完，是件憾事。從內米洛夫斯基的筆記中看來，她對第三部〈監禁〉已有腹稿，只可惜她沒能走出集中營的監禁。

想著內米洛夫斯基的寫作經歷，使我記起在網上讀到過的一段話，那是德希達在阿圖塞喪禮上的致詞：「不要總體化、不要簡單化、不要阻擋他的步伐、不要使軌跡凝固不變、不要追求某種優勢、不要抹殺事物也不要抹平，尤其不要做自私的打算，不要據為己有或重新據為己有（即使是通過那種名為拒絕而實為打算借此達到重新據為己有之目的的悖論形式），不要佔用過去和現在從來都不可能據為已有的東西。」

我想像的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如果活著走出集中營，是會同意這段話的。她在戰爭與死亡逼離的關頭堅持著寫生，以小說為我們展現人性繁複的面貌。她無法像寇特那樣選邊站，不用總體化、簡單化的思考抹平角色的繁複肌理。存在過的事物、發生過的人性，不是任何人能據為己有，它們在依蕾娜．內米洛夫斯基裝在一只皮箱的手稿裡，流落經年，爾後平靜地被找到，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