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菁，和《給冥王星》

1980年代，索爾‧貝婁在芝加哥對著一位前來訪問他的中國文人，回憶起自己寫作的歷程。

貝婁在1940年代初寫小說，即獲得很高的評價。但當時，他正要一頭闖入的，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英語文學的世界，那不是他生來就在的地方。貝婁的父母本是俄國聖彼德堡的猶太人，在一次大戰前遷移到加拿大法語區的魁北克。貝婁生在魁北克，九歲才搬到美國芝加哥。他大學時曾想學文學，但似乎遭遇一些不快的事，使他感到英語文學系是排擠猶太人的，最後讀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畢業。貝婁在訪問中說，開始寫小說時，面對英語文學的廣大世界，他有些怯場，為了證明自己，最初的小說寫得太想顯本領了。

但像索爾‧貝婁這樣的小說家，是不會一輩子怯場的。到了1960年代，寫《雨王亨德森》、《何索》時，貝婁遇見的困難已經是另一層次的了：「似乎從小我們每人心中都有一個像舞臺背後的提詞人，或者顧問，指點我們做這樣，做那樣，或者告訴我們外面的世界是怎麼一回事，我心中也有這樣一個提詞人，我想為他找一個地盤。」但這提詞人的話語並不清楚，為了聽清他的聲音，《何索》的開頭重寫了好幾次。

這時的貝婁不必為證明自己而寫。他不必去看在他面前英語文學的廣大世界，他已經在裏面了。他想對話的不是外在世界，而是心裏的聲音。

讓我們把眼光轉一個方向，轉到貝婁的對面。那天，坐在貝婁的書房裏訪問他的人，就是吳魯芹。

我記得小時候，剛開始懂得讀報紙副刊的時候，報上常有的是像夏元瑜、唐魯孫、琦君這樣從大陸到了臺灣的作家。他們回憶故鄉的吃食，景物與人，使我的閱讀裏充滿了像「驢打滾兒」這種在臺灣日常生活裏見不到的事物。

吳魯芹比較不同，他寫的文章沒有那麼強烈「故舊」、「懷鄉」之感，經常讓人忘了他也是個遷移之人。吳魯芹似乎有一種隨遇而安的本領。他的《英美十六家》書名看上去比較嚴肅，其實不是論文，而是他和十六位英美當代作家的訪談。十六次與名家的對話中，那十六個坐在他對面的人，曾各自以不同方式經受過二十世紀劇烈的世變。我好奇他可曾連想、感懷起自己的生平？至少，在文章裏看不出來。他不是貝婁那樣的作者。甚至，他似乎是打定主意把眼光放小，不追究他不能作主的生死世變之事，只寫坐在他對面的人。

吳魯芹本是上海人，戰時到了西南，戰後到臺灣，此後又在美國住了多年。訪問十六家後兩三年，吳魯芹心臟病突發，在舊金山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