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菁，和《給冥王星》

有一天，星期天，剛過三點左右，一句話發生了。

「你不覺得要找到一個，永遠用他善良的那一面朝向你的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嗎？」

這是一個我剛認識不到一小時的人。那天之前我聽說過他的名字，在報章媒體上。他是一個年輕的，有名氣的，在大多數人的猜測中屬於所謂「成功人士」，不定過著怎樣精采生活的人。我不記得話題是怎麼開始的，總之這句話，就像歷史上所有的事件一樣，偶然地發生了，但似乎又是必然的結果。既像是孤立的事件，又像是前因後果結構變動歷史命定主義推移下的產物。

這個我不大熟悉的人，不知是在哪些事件經驗的積累之下，才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也許他曾經打開他的PDA，檢查裡面上百筆通訊錄資料，找不到一個既友善又溫和，沒有利益關係的名字。

當那一句話落入我的意識裡，我好像一個人類學家在田野調查中，突然見到某原始聚落使用的一把打磨得非常漂亮的石杵，意識到我眼前這簡單的工具其實承載了大量無法解釋的訊息，也許洩漏了部族祖先飲食的習慣，來自草萊農耕地的起源，長久以來流散遷徙的路線。歷史紛雜的訊息，收納於一件石杵工具的形體中，像是電腦檔案存在隨身碟裡。那個星期天，聽見那句話時我想，我採到了一枚標本，但我並不知道它是從什麼樣的人身上掉下來的。 

有時，面對一個人，好像面對神秘的地質層，你意識到眼前積累的落葉之下，可能是多層的腐植土，積鬱的沼氣，或堅硬的岩石。每個人都是一獨立的時間宇宙，如果我能切開他心理的剖面，在被時間掩蓋的某個地層裡，也許我會找到一首早被遺忘的校園民歌，沒考上大學那年母親的苛責，被腳踏車絆倒的經驗，籃球決賽錯失的罰球。從他的外表看不出來，天真的信念，傷害的預感，不知藏在什麼地方，如一枚三葉蟲化石，青銅箭矢，砂岩層上的頁岩層，綿延不斷的貝塚。

我經常看著看著生活中遇見的人，過濾我所知道關於他們有限的資訊，自以為是地猜測他們的地層結構。

比如說，一位多年的公務員。在辦公室裡他的屬下都不喜歡他。他們說他太會打官腔、太極拳，有人暗示他曾經接受廠商的好處。他來自鄉間，考上公務員資格後在台北一待三十幾年。對他而言認真工作意味著聽命上級，笑臉迎人，寫公文，說一些不著邊際的場面話。沒人教過他其他的方法。所以對他而言他已經算是盡責的善人，誰能要求他去做他沒聽說過的事。 

一年輕的工程人員，進入公家機關體制上班，他很憤怒他的專業意見沒有被合理地重視。在他眼裡那些公務員似乎只在意如何寫簽呈，消耗預算，時間花在無意義的文書往來，作決定的責任推給上級。他說話的嗓門在辦公室走廊上顯得太粗魯了，但從前他在工地時是很需要這樣高聲說話的。他說自己是「工人性格」（在放冷氣的辦公室裡，這樣的自我描述帶著點驕傲）。他在辦公室裡挨很多白眼，所幸他的主管還支持他。 

這兩個人都不是他們同事眼中的好人。第一個人據說有廉潔上的污點，第二個人總是那麼怒氣沖沖。但有一天，老公務員搭車經過嘉南平原時，忽然說起他的鄉下老家：「我是異鄉人，流浪到台北啊。」同一時間，年輕工程師在他工作的機關門口，大太陽底下戴著工程安全帽，臉上的表情比昨天更憤怒更挫折。那短暫的時刻各自傳達了什麼，從過去到現在，關於那個人所有行為的理由，一則入口密碼般的訊息。 

於是，那天，我有些艱難地嘗試表達，也許善良不是名詞，而是動詞。 

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些不善良的人，他們也許，也曾經是善良的吧。或至少想要善良，自認是電視劇裡標準的好人。可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遇見一個善良的人那樣艱難。 

也許我們不能假設，善良的人是天生的，而且會一直善良下去。一個人在生活這條路上碰到的岔路太多，可能因為置身無法溝通的官僚體系而變得暴躁，因為長久貧窮而開始貪婪，因為懷疑愛人背叛而怨妒，因為經常失敗而尖酸。也許有人相信自己只要按照成規填報表格就算盡責，這輩子不曾沒有人鼓勵他表達意見過。當有人責備他迂腐顢頇，他氣憤極了。有沒有人能跟他溝通得上，讓他相信不是這個世界在找他麻煩？善良不是血統，不是什麼與生俱來的品質。會不會，當一個人站在關卡邊，如果有人伸手拉他一把，他就可以繼續保持善良？ 

「也許，」我試著丟出這樣一個念頭：「這世界上沒有更多善良的人，我們都有責任。我身邊的人變了，因為我沒有在適當的時候拉他一把，因為我錯過了那個時刻，我沒有足夠的能力。」 

我的朋友們擔憂地說，妳想太多了。我知道他們正為我擔心，擔心我又要開始鑽牛角尖了。他們多麼善良。 

颱風沒有真正地登陸。連續幾天晴朗多風，天空被掃得乾乾淨淨，雲都堆往地平線上去了。少了雲層遮蔽，紫外線格外厲害。在公路上，我眼前的車流，閃著刺目耀眼的反光。 

那時，我感覺我的地層裡有什麼正要翻到表面上來，像是從沼澤底部冒出的一個氣泡，正以微小但堅持的力量，突破著意識的表面張力。我忽然發現，一直以來我稱之為愛的東西，其實不折不扣，正是我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