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菁，和《給冥王星》

前天，要穿上一條三年前買的牛仔褲時，發現緊到一整個呼吸困難。心灰意冷之際，我決定宣布自己進入中年。

以下是成為中年人後的兩三事。

 

收到村上春樹《1Q84》書稿！先睹為快中。

 

還有就是在看NHK大河劇《天地人》。這已經是NHK連續兩年把我弄哭了，去年的《篤姬》，還有今年的《天地人》都看到掉眼淚。這次的主角是戰國時代上杉家的家臣直江兼緒。因為劇中的直江兼緒也是個愛哭鬼，所以這次我也哭得理直氣壯。我媽因為不斷聽到吸鼻子的聲音，跑來問我是不是感冒了。樂觀派的張媽媽完全無法理解看連續劇看到哭這種事啊。

既然提到《天地人》了就多說兩句吧。我目前進度才看到第十一集，還在直江兼緒年輕的時代。直江兼緒是比較偏向智囊型的家臣。在以忠心勇武為美德的日本戰國時代，武將們依隨主將的意志往前衝，該殺敵的時候，是不會去問為什麼要有戰爭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不疑不問。直江就是那種會懷疑，會想知道甚麼是義的人。劇中上杉謙信對困惑的直江說：｢其他人只要全心相信我就好了。你卻想要追問甚麼是義，因此你總是徬徨追索。但也因此，你會找到你自己的義。｣是一齣角度相當特別的歷史劇。

今年的中秋整天下雨，月亮一點都看不見。台北盆地像蓋棉被一樣蓋著一大片雲層，宇宙天文一律被隔離了。反正我們抬頭看天的機會已經很少，我們相信星座，知道水星退位、土星臨宮之種種，但星盤是用電腦推算的，天空是在螢幕上讀的，運勢是定期來到收信箱的一封email（每周三我都收到朋友轉來瑪法達）。

十一加中秋假期，在上海工作的朋友都回來了。這個現象好像沒人特別分析過，但其實上海有很多台灣單身女性勞動力。因為單身，搬家時考慮少，必需行李也就兩個皮箱，出發到上海前心態有點像是二次出國留學（只不過工作還有薪水拿，不像學生時代把獎學金和生活費算得那麼仔細）。在上海我有很多這樣的台女好朋友，我們都有一點宅，還有一點怪，各有各長期獨自生活養成的習慣。如果下班不想一個人回家吃飯，就一起叫外賣，有時周末吃brunch，抱怨對這座城市不適應的地方，但說來說去總離不開工作。一開始我們是彼此家人的替代品，後來就像家人。

五個月沒見的拉拉和卡羅回台北了。在百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裡，我和即將切換到周年慶採購模式的她倆約喝下午茶。一開口，我發覺自己說話變快了，回答問題像在趕進度，大笑，逗小孩玩，拍照，給採買建議，一整個下午都是這樣發瘋的加速度。

說再見的時候，卡羅跑下計程車來抱了我：｢加油喔！｣然後我就毫無預警地飆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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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那天，本來以為已經做好心理建設。還是比想像中難，結果在法庭上哭了，而且還被寫在報上。接下來兩三天，情緒都有些起伏。

很多人跟我說，妳應該把這陣子的經歷寫出來。但每次坐下來想寫，起了個頭，總是寫得很生硬，然後就不想寫了。雖然每周還持續在寫《信報》的專欄，但總是繞開去寫最近讀的書、看的電影、聽的音樂。真正發生在生活裡、很困擾我的這件事卻寫不出。

這應該是一個警訊吧。從什麼時候開始，文字被劃給一段距離外的世界了。在讀別人的書、看別人的故事時，有時覺得受了觸動，那感受也是真的，但終究是從遠距之外折射而來的情感。反而是對眼前最靠近的現實失語。

        寫下這些只是想對自己承認：我寫不出來。

        這樣至少還有一件事不是從這陣子的經驗面前繞走。就是承認我寫不出來。

 九十年代我剛到倫敦時，為了訓練英文聽力，常把收音機開在以談話節目為主的BBC Radio 4頻道。有個節目訪問名人，請他們回顧人生，並且自選一些代表某段歷程的音樂來播放。有一天上節目的是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當回憶到他父親過世的往事，這位老人（推算起來當時應該是七十七歲）竟然傷心地哭了起來。

不過BBC的女主持人反應十分淡定。她用不見情緒變化的標準BBC英語說：｢接下來播放的音樂是...｣

霍布斯邦是不是趁放音樂的時候大哭了一場？或許主持人不願意在節目裡消費老人的感傷，或許她是怕老人情緒潰堤了而節目時間只剩十分鐘...？總之下段談話開始的時候，主持人繼續提問，霍布斯邦繼續講述下一段人生，剛才那一陣悲從中來好像沒發生過。

大概這一切太快被收拾得不見蹤跡，隨著時間過去，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是不是出了問題，當時聽到的真是霍布斯邦嗎，這位史學界泰斗真會在廣播節目裡泣不成聲？或者，真的有這麼一件事發生過嗎？我都不敢肯定了。

最近讀霍布斯邦的回憶錄《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才讀到當初被主持人引開話題、沒說出來的霍家往事。霍布斯邦的父母都是猶太人，父親是英國，母親是奧地利人。兩次世界大戰間，這一家人住在維也納，本來算是中產之家，卻因戰後經濟變化而捉襟見肘。雖然小孩子不會參與家裡的財務討論，但霍布斯邦可以感覺到父親總是在找賺錢或借錢的機會，母親常和丈夫吵架。當學校指定要買稍貴一點的教科書時，他會在母親臉上看到為難的表情，並且之後會意識到家裡是做出了某些犧牲才幫他買到那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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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惠菁擔任大塊文化主辦的「一塊讀小說」讀書會本次活動的來賓，和大家一起讀《帶走月亮的女孩》這本有趣的小說，邀請大家本週六來和惠菁聊聊這本小說。


主題：《帶走月亮的女孩》
講者：張惠菁（作家，新作《給冥王星》、《步行書》）
時間：2009年9月26日星期六14：30
地點：ECOLE CAFE （學校咖啡館）地下一樓（台北市青田街1巷6號，新生國小旁）入場費150元，供飲料點心。
報名：請至一塊讀小說讀書會書單網頁下方留下您的暱稱與場次，或在現場向ECOLE CAFE報名。

原始活動網址：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blog/light/?p=186 帶走月亮的女孩

入夜之後我們到城區看了一場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有關切‧格瓦拉在二十三、四歲時從事的那次走遍南美洲的旅行。

我還記得一九九七年，格瓦拉是那年空氣裡的關鍵字，說出口就打開了某種傳奇與想像。街上販賣著以他戴著貝雷帽的俊美臉孔製成的各種商品。愛丁堡王子街花園的冰淇淋車，招牌邊貼著他的海報，像普普藝術裡的瑪麗蓮夢露那樣，套成許多不同的顏色。

那一年他的骸骨出土。已經是他在玻利維亞的無花果村被捕，遭到處決之後的三十年。那些行刑的人將他的遺體拍照，且剁下雙手送交他的革命舊友－－古巴的卡斯楚。經過這樣有如黑社會般的殘酷處刑與示威後，他的遺體被草草掩埋，在一處少有人知的墳塚裡度過歲月。彷彿再也不會有人想起了，當革命已經不是流行的字眼。然後忽有一天墳塚又被打開，幾個考古學者往挖出來的土坑裡探，他們的影子與日光一齊投射在白骨之上。它又回到這個光亮與暗影並存的世界。一九九七年。

格瓦拉出身阿根廷一經濟寬裕的醫生之家。後來他自己也進入醫學院就讀。在電影，以及格瓦拉的摩托車日記中記述的，其實只是他幾次長途旅行中的一次。一九五○年他曾經單獨騎摩托車旅行阿根廷北部。一九五三又有第二次的環南美洲之旅，那次旅程的最後，他在墨西哥結識了卡斯楚。旅程的終站轉變為革命志業的起點，格瓦拉從此成為卡斯楚並肩作戰的戰友，一同在五九年推翻了古巴的巴蒂斯達政權。

格瓦拉自己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The Motorcycle Diaries）這本書的〈後記〉裡，描寫的那個沒有名字的人是誰呢？應該不是卡斯楚。但那看起來像是，兩個各自攜帶著不明而巨大能量的革命與流浪之人，一次命運預示的交會。格瓦拉對那次會面的描述，是這樣的：

「小山城的夜空佈滿星光，四週的闃然與寒意驅走了黑暗。好像－－我不知如何形容，好像一切的物質實體都消融了，都遁入了太虛，把所有物體的個性都抹去，把我們吞噬，使我們陷入無邊的黑暗裡。夜空中沒有一絲雲可以讓人藉以辨認空間的遠近感。我身旁幾公尺外的一盞昏黃燈光也在黑暗中失去了力量。」

「這個人的臉在陰影中，看不清楚，我只能約略看到應該是他雙眼的亮光和他前排四顆牙齒的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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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的時候忽然想起，是六月了啊。一位長輩同事問我：「妳會感覺時間過得很快嗎？」我說會啊。他很認真地說：「奇怪？我還以為感覺時間過得快，是年紀大了的關係。」

我好像應該謝謝他，把我劃為「還感覺不到時間過去」的一代，但恐怕我是早已未老先衰地躲不掉時間流逝的匆匆之感了。（且就我記憶所及，這未老先衰至少得追溯到小學，我清楚記得某個校外郊遊日結束後的下午，我回到家，感到期盼了一個學期的郊日竟就過去了，忍不住傷心哭了起來。）尤其是在早夏這樣的好天裡，越是晴朗的日子，越容易覺得時間本來無可掌握。《紅樓夢》裡賈寶玉寫〈芙蓉誄〉：「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大約就是這個意思吧。

去年跟今年，兩個六月，接近的氣溫與光照之外，卻有什麼隱隱而徹底地不同。好像影片在拷貝的過程裡出了紕漏，失掉了一部份的音軌，那樣看似雷同，實則已在底層發生了質變。今年，因為SARS的關係，原本每天有大量外國觀光客進出的博物館，已經好幾個月難得地冷清。回想去年的同個時期，觀光客被一遊覽車一遊覽車地送來，一些西方人穿著短褲T恤在廣場前照相，臉孔和肩膊的白皮膚曬得紅通通的。他們當中總有些人不畏暑熱，在高溫曝曬的柏油路面上緩慢地閒逛，遂使廣場有一種鬆散的時間感。

這大概是博物館成立以來，年年夏天重複的景象。誰也沒想到，今年，這樣的景象竟不復見了。

於是我每天的例行散步，走進少了觀光客的園子裡。一整座光燦動人的園林，南美蟛蜞菊，馬纓丹，番茉莉，各自在無人觀賞的情況下奢侈地盛放。那幾株榕樹，像是兩株或三株不同的樹分裂或合併那樣糾結並生，一些根幹分明是氣根落地演生的，巨大的樹冠龐龐然蔭庇出一塊空氣陰涼沁人的地界。也有南洋杉，在週遭熱帶林木板根錯綜間，頑強地保持著挺直。近水面的空中，整群的蜻蜓快速穿梭，抬頭去望時總會被它們透明翅膀近乎虛幻的滑翔所眩惑，一隻擦過一隻，像腦中那些不大容易弄清的慾望。白孔雀在籠子裡無聲地開屏，過強的光照下，純白羽毛臨近暈散邊緣，令人心碎的無色彩張力，一會又在同樣的無聲裡默默合上了尾翼。

這一切都是在無人的情況下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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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裡，關羽最有名的場景是｢過五關斬六將｣，是戰爭中一位勇猛的殺人者。趙雲最有名則是｢長坂坡救阿斗｣，是勇猛的救人者。

趙雲第一次出場就是救人。當時公孫瓚和袁紹爭奪地盤打了起來。袁紹的大將文醜殺進公孫瓚陣內，公孫瓚弓箭也沒了、頭盔也掉了，狼狽落馬，滾下山坡，就在最危險的時刻，忽有一騎人馬從旁殺出，擋住文醜，正是初登場的趙子龍。

第二天又要和袁紹對壘。公孫軍歇整了一夜，重新排出美觀的陣形。因為趙雲是新來的，只得領後軍，排在隊伍的最後方。結果公孫軍又中了顏良、文醜的埋伏，被一個鞠義殺上前來砍倒帥旗，陣腳大亂，節節敗退。這時趙雲忽然領著後軍殺出，一槍刺死鞠義，阻住了攻擊的勢頭，局勢為之逆轉。趙雲如果想｢我是後軍｣，乖乖守著後方，就救不了人了。

後來趙雲加入劉備的軍隊，劉備被曹操打得大敗，軍隊都在撤退，只有趙雲一個人騎馬往回奔，甚至一度遭人誤會他投敵去了。結果是這個一心救人、反向突破的趙雲，救出少主來。這就是趙雲的形象：他好像有一種雷達，感應到有人需要馳援，在千鈞一髮之際趕到，化解威脅，聞聲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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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王雁盟籌備已久的咖啡店「呼嚕 Forro Café」已經開始試賣了，前兩週和惠菁聊到，所以找出以前寫過盟盟的這篇收在《你不相信的事》的文章回顧一下。Forro Café位在台中市精誠三街47號，按這裡可看地圖，店的部落格在這邊。

我的朋友雁盟出了一張手風琴專輯，裝在唱片公司的牛皮紙信封寄到了家裡。我放了好幾天沒拆，讓它和幾本新書一起躺在書桌上。終於打開時才發現他在CD封面寫了字給我：「我和郁雯都很用心，還是要記得聽喔」。郁雯是我的另一個朋友，在專輯中編曲和彈鋼琴伴奏。

這樣被看穿了似的，心虛而且不安。我已經不知不覺變成那種，會把別人用心的創作放在「待處理」公文堆裡的人了嗎？這一年來，我跟音樂的關係變得很淡。我有還算過得去的擴大機和喇叭，我住的地方很空，聲音在空間裡的感覺很不錯。但今年卻經常連續幾個禮拜連音響的電源都沒打開。也好久沒有逛唱片行，偶爾想聽點什麼就只是放手邊最順手拿到的那幾張。而且往往沒聽完一張專輯就按掉了。

逐漸開始非常需要安靜。從前大學的時候，在學校對面吵得要死的麥當勞（連續播十幾次張學友的「吻別」、旁邊有兒童遊樂區小孩子尖叫著從塑膠滑梯上溜下來）照樣可以唸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閱讀的時候不希望有任何聲音。甚至有時候要先想辦法，讓腦子裡那些吵鬧的念頭安靜下來。由於我非常失衡、偏食地讓閱讀成了生活裡最主要的經驗，它已經對其他感官產生排擠效應了。

意識到這點時，我心裡有一點感傷。雖然我從來算不上是音樂聽很多的人，可是偶爾為幾張專輯激動，比讀了一本好小說更甚，那樣的時期也已經過去了嗎？我甚至懶於將剛收到的新CD餵進player裡，在開始一次聽覺經驗之前，橫亙著巨大的惰性。而且，恐怕音樂之從我空空的房間裡消失，除了惰性，還有某種抗拒。我已經在這個世上活了夠久，累積了相當的江湖恩怨、過往記憶。某一些歌曲已經不再像我第一次聽到它們時那樣地清白。它們讓我想起一部電影，一種人生，一些聽過或說過的話。它們受了我這個人存在的染污，再也不是從前的那些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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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超愛《胡士托風波》原著（實在很難不愛上這本書啊），也很期待李安的電影。雖然胡士托已經是史上重要的文化符號，不知被寫過、演過、解釋過多少次了，不過伊利拉．泰柏回憶這整件事的角度還真是僅此一家別無分店。當年他和父母在白湖附近經營一家破敗旅館。父母都是猶太人，母親尤其是個嚴守猶太教規定，固執、刻板、又暴躁的俄裔老太太。伊利拉．泰柏周間在曼哈頓做設計工作，周末回家幫忙管虧損連連的旅館，上班賺的錢都投進這個賠本的無底洞。他是同性戀，在紐約時還可以去同性戀酒吧，回到家就只能隱瞞自己的性向。他在紐約是個藝術家，在家沒人欣賞他的藝術，只問｢你今天賺了多少錢｣。他的人生彷彿分裂成紐約VS白湖旅館兩塊，但要他割捨家裡他也做不到。 ...繼續閱讀

海角一號到五號不是地址，是五隻灰面鵟鷹。

前陣子看到新聞報導，有五隻灰面鵟鷹去年獲選為鵟鷹界的代表，被人類裝了GPS發送器，分別命名為海角一號到五號。因為灰面鵟鷹算是保育鳥類，人類很想認識一下牠們的飛行路線，不過鵟鷹又不會聽阿嘉說｢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只好在牠們身上裝GPS，這樣就不怕天涯海角地失聯了。

根據前陣子發布的研究成果，海角一號在去年冬天來臨前，從墾丁飛到菲律賓南端的岷答那峨島過冬。春天牠啟程北飛，連續幾天遭遇強勁東北季風，飛不到臺灣，轉往廣東沿岸小島休息補充體力。接下來又是長途旅行，六月初飛到黑龍江北面中俄邊境，發現飛過頭了，掉個頭往南，在吉林安頓下來，一共飛了九千公里。海角二號和五號在朝鮮境內。三號和四號已經失聯，估計兇多吉少，否則就是牠們聰明地擺脫了人類的追蹤，完成鳥類版｢神鬼認證｣，現在不知道在哪裏繁殖突破鳥類智商基因的下一代。

（從照片上看，追蹤器是個小方盒，繫在鵟鷹的頸上。灰面鵟鷹回北方是要繁殖的，脖子上傻傻地帶著一個追蹤器，會不會影響牠在異性眼中的吸引力啊？）

其實《隋唐演義》裡也有一段情節，堪稱古代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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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二十四小時便利店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開始普及。商品是開架式的，要甚麼自己拿，用不著開口說話。不過我也經歷過商品不開架的時代。小時候被媽媽派去巷口麵包店買早餐，麵包都還是擺在櫃台後的。早上買麵包的人多，個子矮聲音小的我總是被人群淹沒，要過好久老闆才注意到我一直在說｢我要半條吐司｣。所以當後來麵包店改裝成開架式，對我而言可真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啊！從此買麵包不必依靠本市民眾的溫良恭儉讓。

我媽屬於比較不怕在店鋪裡說話、還價的一代人。小時候跟她去市場，最煩她問東問西，還價很久，甚至買完還站著聊會天才走，我只覺得腿痠又無聊。不過媽媽式的買東西方式，可以深入市場，買得到好東西，比起來我去超市實在是幼稚園式的採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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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同胞而言，夏天是現世報的季節。因為一旦貪吃冰，那個月的生理期就特別痛，有點月初刷卡月底繳費的意思，甚至還累積紅利點數到下個月。我這個月吃了兩次芒果冰，所以現在肚子痛得很。中醫師頻頻搖頭，於是我回家怪我媽，我媽怪我。因為除了天熱，身邊有人陪著一起犯規，才是將吃冰的念頭化為行動的要素。我媽也在吃中藥，同樣不該吃冰，同一個中醫師對我搖完了頭，又對她搖頭。真是互為損友。

說到月經，雖然醫書說是｢上應月陰，下應潮汐｣，但當今工商業社會是用亞米茄計時的，不關月亮盈虧和潮汐升降甚麼事。所以不管體內潮汐如何，上學上班一樣不變。這點使得女性之間自然萌生一種共苦的情義。性格再不合，說到生理期，總是互相體諒的。公司裡有女同事臉色蒼白按著肚子，其他女同事就打開抽屜拿出止痛藥，以及巧克力、黑糖，這些生理期特別嗜吃的甜食。這是一路男性不會參與的物資交流。其實男人也吃巧克力，但我從沒見過女人說｢那個來了，想吃甜的｣時有男人回答：｢我有巧克力！快！拿去吃吧！｣男性好像都自然避開這個話題，當作沒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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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推薦我看《項塔蘭》，特別指出她喜歡上集寫到貧民窟的部分。我買來後才發現真是一本奇書，首先作者就已經夠奇了：葛雷哥里．羅伯茲，澳洲人，學生時代是激進的反戰、反政府運動者，大學講師，後來染上海洛因毒癮，犯下24次搶劫，判19年徒刑，兩年後逃獄，用假護照去了印度孟買，八年後在德國被捕，服刑期滿，出獄後寫了《項塔蘭》。

這樣的人生，死於非命的機率真不小，幸好他活到寫出這本書。小說主角｢林巴巴｣（孟買居民給他起的名字）就像作者本人一樣流亡印度，隱身在孟買貧民窟，見識人間極殘酷與極溫暖。貧民窟物質條件很差，糞坑的味道得靠線香來驅散，睡覺時老鼠在屋子裏跑來跑去。沒有多餘的奢侈時，人回歸到原始的需要，在互相幫助滿足生活需求上建立起友誼，一起開懷大笑、抱頭痛哭、打架、爭吵、欣賞、信賴...。

《項塔蘭》上集有個經常出現的比喻，叫做「博爾薩利諾帽測驗」。博爾薩利諾帽是一種兔毛做的高級帽子，測驗這種帽子真偽的方法，是把帽子捲緊成筒狀，穿過一只指環，然後展開，如果帽子還能彈回原狀，沒有折損，才是真正的博爾薩利諾帽。一個外國人融入孟買生活的過程裏，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博爾薩利諾帽測驗｣。當孟買導遊普拉巴克開始帶林巴巴去看孟買｢觀光客止步｣的一面，貧民窟，黑市，大麻窩...，林巴巴意識到這些｢黑暗之旅｣有測驗的味道，外國人太不喜歡或太喜歡這些地方，都可能通不過測驗，因為那顯露他身上還有多少觀光心態：是個外人、或有可能融入真正的孟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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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這本書的第一印象：這是一本關於幸福的書。

幸福有許多種。莎岡的幸福，可能不是你現在正想的幸福。坐上牌桌豪賭，一個小時內破產負債累累，接著又奇蹟似地贏回來，結帳時只輸掉五十英鎊，那種去了一趟煉獄，最後安然回返的幸福感（誰想得到賭徒會有這種日常、小康、知足的奇妙感覺）。開快車，讓時速衝破兩百公里，遺忘世間所有徒勞，只為活命而專注在一瞬之間的幸福。排戲，和演員在劇場裡朝夕相處三個月，像活在一個封閉而狂熱的宗教圈子裡，圈子裡的人熟悉戲的每一個動作話語和情緒，圈子外的巴黎相形變成一陌生之地，人造的相濡以沫的幸福。

罕見的幸福，極限的幸福，忽然放手，落入深淵，又像腰上綁著橡皮套索般地被彈回來，去過煉獄才能體會的幸福。

莎岡也在同時代的其他人身上看到這種幸福。比莉．哈樂黛用一種聲音整合了生命有過的痛快或痛苦、身軀承受過的暴力或愛撫。芭蕾舞者紐瑞耶夫以一種客觀而挑剔的眼光審視鏡子裡的自己，每次旋轉每次跳躍，他就是他自己的藝術。田納西威廉斯，曾經一擲千金，曾經景況淒涼，曾經總是在愛人的陪伴下，曾經獨自一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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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蒙田在兩岸很受注意，大陸出版了《蒙田隨筆全集》，台灣則出了禇威格的《感謝蒙田》。前者是蒙田原汁原味的作品。後者呢，是一位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用他的親身經歷在說明：｢為甚麼要讀蒙田｣。

褚威格是奧地利猶太人，1941年移居巴西以避納粹之禍，但沒能等到二次大戰結束，就對世事深感絕望而服毒自殺了。他的作品除了小說《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還有許多歷史人物傳記，特別關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代的人物：伊拉斯謨斯、蘇格蘭的瑪莉皇后、卡斯泰利歐與喀爾文。《感謝蒙田》是褚威格流亡巴西之後寫的。

蒙田活在三百年前宗教狂熱與政治紛爭的時代裡。他最重要的主張，可能是這句聽來簡單的話：｢世上最了不起的事，是一個人明白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有學者稱蒙田為｢第一個現代人｣，因為在他之前，只有宗教、政治使命才當得起｢了不起｣三個字，沒人像蒙田那樣公然把這麼重要的地位留給｢發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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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米爾克》的最後放映出幾張真人照片，是歷史上真有其人的米爾克與競選夥伴們的真實照片。其中米爾克燦爛地、甚至可以說是放肆地笑著。你不會在異性戀政治人物臉上看見那樣的笑容的。西恩潘演米爾克得了奧斯卡金像獎影帝實至名歸，但他也沒有那種笑法。一種喜愛歡宴享樂的笑，一種自由落體般、與意志無關的笑。那笑法足以讓思考總是符合社會多數決的人們開始想｢我是不是錯過了生活裡的什麼｣，當它出現在政界，表示時代真的已經改變了。

這讓我想到兩個人。一個是莎岡，1954年寫了《日安憂鬱》，暴得大名。據說她領到一大筆版稅時，她父親的反應是：「在妳這年紀擁有麼一大筆錢太危險了，趕快把它花掉。」《日安憂鬱》的主題，少女婚前性行為，中年男子的青春焦慮及放蕩，平靜與理性敗給逸樂與本能等等，在50年代引發衛道人士批評。但批評者們沒想到的是，用不了十年，這些主題都不再引人側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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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早上忽然傾盆大雨，又在約莫半小時內放晴。散步到附近一家小吃店吃早餐。這家店的冬粉湯、海苔捲、豆皮壽司我從小吃到大。最早是巷子裡的小攤，後來變成店面。掌勺的人從小時候那個光頭老闆（一年四季都穿白色短袖汗衫，頭上綁著毛巾以免汗水流進眼睛）；後來戴著眼鏡模樣斯文的第二代接手；現在換了一位中年婦女，看不出和光頭老闆，眼鏡二代的關係。以前夏天在小攤上喝一碗冬粉湯要揮汗如雨，弄得我也想學老闆在額頭上綁白毛巾，現在有空調了。以前周遭只有市場的人聲，現在店裡還放古典音樂呢。

仁愛路巷子裡的興隆牛肉面也是從小吃的。前次去看見胖胖的老闆瘦了一圈，他宣稱晚飯後散步一小時是最有效的減肥辦法。星期一從書店出來特別繞過去看看，整家店都不見了。做江浙點心的九如還在，但是客滿，加上端午快到了，買粽子的人在櫃台前排著長隊，只好過門不入，另找時間來吃它的溫州餛飩和乾拌麵。最不失望的是對街福利麵包店的一種奶油小甜點，店在，點心也在，味道一點沒變。不過這小點心有個很怪的名字叫｢牛力｣，我一直沒搞清楚為甚麼叫這兩個字，而且總是買回家了才想起來：｢為甚麼叫牛力呀？又忘了問了！｣看來我的記性也沒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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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本來是長樂路上的一家咖啡店。位在老房子裡，沒有招牌，全憑熟人帶路，盛產文藝青年。去時要先經過一道窄仄的樓梯，木板都快磨穿了，落脚得小心。途經別人家晾曬的內衣褲，門邊的小爐灶，灶上還燒著水，但全不見人。每次總替他擔心，別把水燒乾了。但稍晚下樓，灶火已熄了，鋁壺已經不在了，還是不見人，有點神秘。

店主是一對年輕的夫妻，主要經營咖啡豆生意，開店主要供朋友和熟客閒坐盤桓。NAP的地板和樓梯同樣磨損嚴重，桌邊有個小洞。長型落地窗開往長樂路的梧桐樹。對面的茶餐廳徹夜亮著霓紅燈，吃消夜的人潮不斷，出租車一輛接著一輛。但NAP店裡倒是很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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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跟大家說聲：謝謝關心。
這次回來就是為了配合調查，我會盡我所知向檢調單位說明的。

如果時間與精力許可，我還是會來更新部落格 ，但是不會說案情。

現在不適合接受媒體採訪，所以也要先跟媒體的朋友們說聲抱歉。 

流感好像很厲害，大家都要保重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