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ver Fish

我想，如果我們願意，我們的工作經驗也應該可以是一個流動的盛宴；在「終生僱用制」已成歷史名詞的這個時代，當我們將十幾、二十年的歲月貢獻給一家公司，最後我們會得到什麼？

除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領的薪水之外，還有就是有沒有「可以帶得走的盛宴」，可以帶得走的能耐，可以帶得走的感動。這分能耐與感動是即使有朝一日，我們離開了這家公司，我們依然可以用得上的能力；這裡所說的能力，不純然是技術面的，更多的是態度面和價值面的；好的訓練讓人一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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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常陪老媽去看牙，她正在植牙。我發現每次主治醫師在看病人時，旁邊總會有兩到三位年輕學生看著，這位醫生對病人非常和氣有耐心，會很仔細地講解醫療過程；但我們常常聽到他疾言厲色地指正一旁的學生；媽媽說，哦，看不出這醫生還有這麼威嚴的一面。 

我卻想，這些學生是有福氣的，因為有人肯教他。 

有天陪老媽看牙時，忽然聽到這位醫生對一旁的一個學生說：「學會了，你就要離開了啊 …」從那位學生複雜的表情裡，我看到了在感激之外的篤定，以及，躍躍欲試。 

是的，總有一天，我們都要離開。但我們學會了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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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時報周刊》工作時我非常「水土不服」，因為周刊的風格與我有興趣的方向不合。還記得去《時報周刊》不久後有個八卦雜誌託人找我去，我跟那位來找我的朋友說，我在《時報周刊》都適應不良，何況是你那家？婉謝了。 

我對周刊有各式各樣的意見；有一天，總編輯張國立很直接地跟我說：「妳想做的事，也要看周刊這裡需不需要。不能只一直考慮你自己的想法，或者，嗯，理想啊之類的，周刊這裡也有周刊的規則。」 

這番話聽來好像很平常，對當時的我來說，卻有如當頭棒喝，幫助我從周刊的角度編出了一本《理財金情報》，首創八開雜誌每期附加財經專刊；這些話，也成為十多年來我在思考自己 vs. 工作之間的重要的支點。 

新聞人或者廣義的文化人，總難免有些許自負，總覺得自己想的最對、最好，如此一來，不但很容易鑽進小胡同裡，也很容易變得自私。或許沒有點自負自戀，很難從事文化工作，但是進到體制裡的 teamwork，卻也不能太過任性。  

我們都很需要別人直言不諱的提醒，為的是讓我們學得更謙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