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生 反 骨

下午一點初，為了省十五塊，試著從台北火車站走到善導寺，沒迷路，超爽！剛走近NGO會館，就看到窮理很瀟灑地坐在門口階梯上看報紙，亂髮、七分褲、懶人鞋，一整個就很文藝XDDD

座談開始的時候，因為人不多，就乾脆把桌子搬開，椅子圍成一圈，這樣大家比較靠近。我很剛好地坐在主持人和與談人的旁邊，其他人都離我們很遠，鎂光燈一直閃，拍照的時候該不會也拍到我吧？害我很尷尬= =”

三位與談人分別是桃籽園文化協會的蔡篤易，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的陳素香，和來自香港，videopower的李維怡，主持人是阿德。

首先開始的是篤易，介紹桃籽園在當地社區發展所做的努力。起初他們在社區大概都只舉辦影片分享和座談會之類的活動，一直在想，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麼。後來，看到這些叔叔阿姨們，因為看到影片中有自己熟悉的記憶而受感動，進而想到，其實他們本身的故事更令人感動！於是便開始了他們影像志工的行動。那時洽逢SARS時期，社區人人自危，更別說他們這些外地來的義工了。於是他們想到，先上網找防疫SARS的資料，再拍成宣導短片，一來藉此打進社區，二來可以宣導預防SARS的觀念－－這就是影像能做的事！

篤易也提到，拍攝紀錄片時，拍攝者與被攝者常有一種「階級」的關係，拍攝者下指令，而被攝者就乖乖聽話；但種籽園想改變這種關係，拍攝與被攝者之間影該是夥伴關係，藉著這樣的溝通，不僅成就拍攝者，被攝者也能說出他們真正想說的故事。此外，因為工具與知識的解放，讓影像創作變得簡單，社區居民也得以透過影像來發聲，創造了與主流媒體截然不同的「社區媒體」；然而，雖說現在是「全民DV」的時代，但錄影設備還是不可能那麼普及，這是尚待處理的問題。

當種籽園的志工將他們的田野工作剪輯成紀錄片，社區民眾看到自己熟悉的人出現在螢幕上時，每個人的反應都不一樣，這樣子很有趣！而當地的電視台也釋放出每兩星期一次的時間，讓社區民眾播放他們製作的影片，對於社區內情感的聯繫有很大的幫助。而志工所得到最大的回饋，就是感受到民眾在觀看紀錄片時，發自內心的那份喜悅吧！


第二位與談人是素香，她首先提到〈My View‧My Words‧My Turn－－移駐勞工的影像自述〉這個活動。當初，他們看到移駐勞工朋友們很喜歡拿著相機到處拍，就想到了這個實驗性質的活動，起先是邀請外勞朋友一起看彼此拍的照片，講講感想，多半是一些跟日常生活有關的題目，例如食物。其中有一位拿出的照片是，她幫主人一家做的晚餐，菜餚很豐盛、也佈置得很漂亮，而下一張照片則是她自己的碗筷，擺在廚房的角落。怎麼會拿出兩張對比這麼大的照片呢？他們開始感到驚訝，發現外勞朋友們開始透過照片說出自己想說的故事，這已經超出他們原本的預期了哪。

在這次〈移駐勞工的影像自述〉參展的作品中，有一件竟是看護工拍攝她看護人每天的大便－－因為那位老人已經無法自己排便，必須由看護工用手去把他的大便挖出來……主辦單位很震驚，考慮了很久之後，決定在將照片做過一些處理之後，繼續放在展覽會上－－畢竟，連看的人都覺得不舒服，那做的人呢？這讓我們開始正視外勞的工作內容。其實，就連外勞他們自己，都很少正視過自己的感受，因為這是件痛苦的事。

之後，參加過活動的勞工，都會成為工作坊的重要支柱，他們會願意站出來為自己發聲，也會帶領其他人走向相同的道路。

另一個例子是〈轟影展〉。這群勞工朋友是倉儲運輸聯合工會的成員（應該沒記錯吧 囧），他們親手拿起攝影機，拍攝他們的生活。剛開始，要教會粗手粗腳的貨櫃車司機使用攝影機當然是件困難的事，他們還上網到處PO文找助教，給司機們來個一對一教學。倉儲運輸的工作很辛苦，他們可能前一天工作了整整二十四小時，但隔天還是來上課，而且作業一定交；志工們也常常陪著他們剪片剪到三更半夜。

很辛苦，但大家都沒有放棄，「因為他們有很多想說的話」！拍攝過程中，他們很認真的看待自己、面對自己，整理身為一個勞動者的生命經驗，把一些平常不為人知的感受都表達出來；有時候還會出現，「認識你這麼多年，都不知道你是這樣想」的對話，開啟了彼此的生命交流。


第三位與談人是的維怡，她描述了videopower在香港幫助那些因社區重建，而被迫搬離家園的居民們拍攝他們自己的故事。維怡說，剛開始他們只教給社區民眾最簡單的技巧，讓學生先回去自己嘗試，看看他們喜歡用怎麼樣的手法，回頭再教他們比較技術性的使用方法。學員們的拍攝手法或許很粗糙，但這種去專業化的形式，卻也有另外一種美感。

維怡提到，拍攝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有趣的情形：有些人不喜歡拿攝影機，他就會在別人拍攝的時候，跑去過跟人家講你可以怎麼拍怎麼拍，就像導演一樣；後來維怡他們乾脆把社區居民分成兩個一組，一個導演一個攝影。不過到後來幾乎每組中都會有一個人搬走，也就分不成小組了。
就這樣拍了三年，累積了數百小時的影片，卻沒有人來剪片，於是維怡想，就我來剪吧。在剪輯的時候，會發現很難取捨，有很多影像都是很珍貴的；她當然可以剪一部十二小時的紀錄片，但這樣可能就沒人想看了－－畢竟還是要在某種程度上配合觀眾。

videopower的志工在這地方的身份很特別，自己也常搞不清，他們到底是來服務的志工？拍攝者？陪社區民眾拍攝的人？還是整場社區運動的領導者？在拍攝紀錄片的當下，到底拍攝者是導演，抑或被攝者是導演，也常是個無法釐清的問題。或許釐不釐清也無所謂吧：)

此外，維怡說，videopower曾經將電視推到街上，在這樣的公共領域播放一些獨立拍攝的影像，雖然大部分的人都只瞄一眼就走過去了，但還是會有些有興趣的觀眾留下來詢問。他們認為獨立媒體不該只存在可以匿名的網路上，若站出來與人接觸，將可以找到許多主動的觀眾。

最後她提出一些看法，我覺得很棒。有些人看完紀錄片後，會跟他們說：「謝謝，我終於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但很多時候，紀錄片只是導演自身的觀點而不是「真相」。紀錄片是一個媒介，帶領觀眾接觸一些事情，但不保證這一切描述都是真的；紀錄片也可以在最後留白，不講出結論，讓觀眾有思考、詢問的空間，甚至自己跑到故事的現場去了解真相。


再來是Q&A時間。第一個問題問到影像的獨特性。三人回答均較傾向於，他們拍的這些紀錄片，對於拍攝者與被攝者的意義，其實不同於其他的觀眾，情感的抒發以及彼此的連結，都不是與他們沒有直接關係的觀眾可以輕易感受到的；影像也能創造出和日常相處不一樣的連結，影像是可以保存的，並不會隨著時空的轉換或行業的消失而使這樣的連結中斷。此外，像〈移駐勞工的影像自述〉、〈黃幡翻飛時〉這樣的作品，可以大聲傳達拍攝者／被攝者想說的話，改變外界對他們的想法，或讓觀眾知道事情的真相與不同的觀點。

其實這部份遺漏很多，我沒有紀錄到維怡的回答，而且第二個提問也忘得一乾二淨，哪位網友知道的話，歡迎幫我補充！


最後是個人雜感。

發現，三位與談人均一直強調的一點，便是紀錄片可以讓拍攝者／被攝者「說出他們想說的話」，情感抒發、傳達理念與事實，這就是影像的力量吧！說真的，還沒參加這次影展和座談之前，還不知道台灣、香港的影像社會運動這麼蓬勃；又因為擔任義工，跟苦勞網的幾位朋友有了一些接觸，說不定能藉著這個機會，從此開始參與各種社會運動！

革命就不要怕死，我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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