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行的艾瑞克－我的理想國度

3月7日星期天傍晚，夜色將至，打著盹的我醒來開始望向窗外，這輛快客（快速客運）行駛在由徐州市區往西北邊郊縣豐縣的公路上，時速在60公里以上的車子開了二十分鐘，眼前卻幾乎僅見公路旁的行道樹與農田，偶有幾間平房卻已退居在視野的遠端，路旁景色單調到令人詫異。

[我的中巴之旅]

我是下午四點半才匆忙搭上這班車的，這天上午我從徐州出發，到安徽的淮北考察手機零售市場，直到4點鐘才又回到市區來。

徐州與淮北分別是蘇北與皖北的地級市，在對日抗戰後的國共內戰時期內，南京是國民政府政治中心，上海是經濟命脈，徐州則扮演守衛國民政府政權核心的重要戰略要地。1948年年末至1949年初的淮海戰役，便是以徐州、淮北一帶為主戰場，共軍先後殲滅國軍黃百韜兵團、黃維兵團與杜聿明集團，拿下徐州及周邊地區，其後一路攻克蚌埠、合肥、泰州、滁縣等地，國軍退守長江之南，蔣介石下野，經此一役江山易幟已是難以扭轉的大勢。

往淮北的客運乃是中型巴士，一車可承載26個乘客，票價為12元，整個車上只有我看來像個外地人、城市人。駕駛員收了票卻遲遲不發車，原來點了兩三次乘客數與收票數還是不符，駕駛員再三詢問誰未購票卻無人回應，逼不得已一個個清查票根，結果我座位隔著走道對邊上有個中年婦女被抓出來趕下車，此前已看過兩次想硬ㄠ坐免費車的例子，這次是撐最久的。錢的票面幣值是固定的，但價值是相對的，人一窮，有些東西是可以先不顧的了。

徐州乃是蘇北第一大城，火車站前的淮海路長達數公里，乃是我所見過最長的商業街，尤其淮海路與彭城路、中山路交會一帶，有著時尚的百貨商場以及大器的城市廣場，然而客運由汽車站出發不到幾分鐘，便再也見不到像樣一點的大樓，十幾分鐘後便開始看到了為塵土所掩蝕荒頹殘破的邊緣景象。

車行一個半小時到了淮北，途中除了經過蕭鎮相對熱鬧外，其餘的路程所見，不是農田，便是低矮老舊荒涼的建築。我在淮北街上逛著，在淮海路、古城路與孟山路幾條主要道路上，雖未見什麼摩登高樓，但建築看來是過得去的，現代商圈的景象是有的，有著百貨商城、肯德基與眾多服飾店，全國第三大連鎖家電賣場五星電器也將在此開店了。安徽是農業大省，亦是大陸除西部幾省外最窮的省份，以城市發展與經濟發展來說，淮北市已是在安徽省16個地級市中位居中段班的水準，但與鄰近江浙兩省的地級市相較，以2001年數字來看，淮北城鎮家庭人均所得為5,311元，僅領先江蘇的宿遷，而農村家庭人均收入2,085元更落居江浙任一地級市之後。乍看淮北的我舒了一口氣，這地方大致上概還有個小城市的格局。

在淮海路走著走著，卻看到了一個難以想像的景象，一排的年輕人站在人行道上，卻是在找家教工作，腳前的地面上用石塊壓著白紙，最上頭寫著家教兩字，底下則是自己擅長的科目與適合教的年級。相較於台灣應徵家教四處貼紙條或是透過介紹所的安逸，淮北這兒卻是如同民工般在路旁待價而沽，知識是有價的，卻用了一種令人不忍的方式呈現。

[兩岸的城鄉差異]

這天的行程只是整個大陸旅程的一部份，此次出差總共拜訪了上海、南京、南通、徐州與淮北等城市，為了找出城鄉市場／零售終端間的差異，除了城區外，總是刻意到該地郊區／縣乃至更底層的村鎮考察，於是去了上海郊區的閔行區、松江區、嘉定區（及轄下的安亭鎮）與青浦區（及轄下的白鶴鎮），南通的狼山鎮與如東縣，徐州的豐縣等。

在歷時一個月的考察行程中，我逐漸學習到如何觀看地方與地方間的落差，例如商圈的多寡、店家的類型、商業活動的發達度、高樓大廈的數目、夜晚的燈火散布及人群活動情況等。在我想來，城市的發展應是由一個一個點（核心城鎮）開始，隨著經濟活動的發展，逐漸向外沿展，於是點的範圍逐步擴大，乃至有一天開始產生交集，邊際愈來愈難分辨出來，而逐漸串連成面。

以台灣來說，城市發展早已擴散成面，於是乎行政區域的邊際地帶其實並不是那麼邊緣，例如過個台北橋後三重的邊緣所在商業活動一樣發達，自然在台灣商業活動仍是有落差，例如台北縣市一帶，台北市最好，板橋、新店與中永和次之，蘆洲、三重等地又略低，但台灣的城鄉發展乃至商業活動基本上是連續的，地方與地方間僅有程度高低之分。

至於大陸卻往往是斷裂的。即便在上海市裡，有些街區是幾乎沒有商業活動的，而由上海松江區往閔行區的路途上，一些村鎮仍然僅有食堂、五金行、農機或工具機行、雜貨店等最初級的商業活動，而上海與江蘇交界處的青浦區白鶴鎮，最熱鬧的地方其實僅不過是主要幹道兩側一些不起眼的店面。在江蘇經濟發展次於蘇錫常及南京的第二級城市南通與徐州，從市區坐車到轄下縣城所在城鎮，行車時間往往在一個多小時以上，中間除經過一兩個村鎮外，便再也看不到商業活動的氣氛。

而上海與江蘇已是大陸相對最為富裕且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再往西走，兩地之間的距離更加遙遠，斷裂的情況更加明顯，張藝謀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中反映了現實的景象。

[三農問題 血淚斑斑]

城鄉之間不僅是距離的遠近與斷裂，更有著人們安身立命的驚人落差。在我拜訪的安徽省有對夫妻檔作家陳桂棣與春桃，歷時兩年，地毯式地跑完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並盡可能地訪談了從中央至地方從事三農（農村、農民、農業）的官員與學者，以報導文學的方式，寫成了以安徽省為例，關照層面達全國農民的「中國農業調查」一書，內容反映了關於三農問題的真實情況，並探討了解決問題的思維與方法。2003年12月先節刊於幾已沒落的文學雙月刊「當代」，結果加印十餘萬冊仍是洛陽紙貴，全書於1月推出後，為大陸各大重要媒體所推薦與探討，並為各書店擺在最為醒目的位置，不到一個月便銷售逾十萬冊，我在上海的書店裡買時已是店內最後一本。

問題是怎麼造成的呢？長期以來大陸走計畫經濟路線施行城鄉分治政策的情況迄今未有改變，人為地分割出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用戶籍制度將人民分為城市人口與農業人口，農村人口入城僅能打工而無法取得戶口，用統購統派制度將糧食分為農業糧與商品糧，農產品收購價格低於實際價值，讓農民供養市民，而水電等必要支出貴於城市。用勞動制度把人民分為工人與農民，將農民拒於工廠之外。農民甚至被拒之於一切社會保障制度外，從一出生便注定是社會的二等公民。

這樣的農民卻遭遇到龐大的稅賦負擔，僅中央一級的機關部門制訂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與項目便達93項之多，涉及二十四個國家部、委、辦、局。而在基層鄉鎮遇到的狀況是，由於大陸1994年實施行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分稅制，建立鄉鎮財政，地方財政收入無須全數上繳，而可保留一部份作為自籌收入，此政策除讓鄉鎮政府搭上級眾多部門收費便車加碼收費外，更為鄉鎮任意增設機構與人員，走向亂徵收、亂集資與亂罰款等「三亂」打開了方便之門。基層政府機構人事如今過度膨脹，一般鄉鎮機關兩三百人，發達地區甚至達800至1,000人，甚至有人戲言，與中央相較，除了沒有外交部，其他什麼機構都有了。

此外，各級政府每年不切實際地設定財政增長指標，為了展現政績，往往從上到下層層加碼，到了鄉鎮政府，僅能要求根本沒有利潤的企業或工商戶虛報利潤，需補足財政收入帳面金額的部分，除向銀行貸款外，便是向廣大農民集資榨取了。

如今大陸乃是全球少數不給予農民直接農業補貼，而仍再向農民徵稅的國家，從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時間，大陸農民繳納稅賦總額由87.9億元翻了幾翻增至465億元，目前農業稅更高達8.4%。農民實際收入乃是城鎮居民實際收入的六分之一倍，但城鎮居民人均稅賦僅37元，農民人均稅額卻高達146元，而這還沒有加上名目繁多的提留統籌費與各項社會負擔的情況。無怪乎2000年湖北省某鄉黨委書記上書給國務院領導時說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一句話，在本書中以及各媒體上一再地被引用了。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甫結束的第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中，宣布取消農業特產稅，並從今年起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一個百分點以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在面對嚴酷的三農問題多年後，大陸政府終於踏出了大刀闊斧改革稅賦的一大步，「中國農業調查」一書應是起了臨門一腳的作用。

[一個國家 兩個世界]

兩年前到上海出差時在南京路一側一排7、80年代的建築如今已拆掉，新的開發計畫已在緊鑼密鼓進行中，新天地的石庫門如今又延展了一個街區，徒步區的末端更開設了頂級百貨公司與電影院，上海辦公室附近遵義路上整排低矮樓房已消失的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百盛百貨與眾多美食餐廳，這是最好的城市裡的最美好景象。

這幾年赴大陸出差時總在大城市市區裡與開發區裡轉，無從體會大都市裡的美好景象與城市底層民眾生活乃至農村人民生活的落差究竟有多大，如今的我終於有些具體的感受，讓我知道，城市與鄉村間的距離，不僅是有形的可以看著手錶計時的漫漫長路，更是無形的地方發展上巨大而沈重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