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參與《社區力量（Neighbor Power）》一書的翻譯工作，前周有一個十分難得的機會與該書作者Jim Diers一同在西台灣的各個縣市繞轉了一圈，行程當中不僅探訪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社區，更與來自不同縣市、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官員，面對面地交換了彼此在社區工作方面的心得與經驗。事實上，此一行程的安排對於Jim或對於台灣方面的社區工作者來說都是很有意思的一次交流活動，尤其因為Jim曾任西雅圖市社區發展局（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局長，並服務長達了十四年的時間，他豐富的行政經驗，對於同樣身處公部門的政府官員們，的確是提供了一個最好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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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有個難得的機會被找去當INTA年會的工作人員，當時正陷於論文難產苦悶的我，自然是二話不說，論文扔下便滿捧著愉快的心情遠赴七千九百七十六公里（從西雅圖算起）外的拉脫維亞首都－里加（Riga）…久違的歐陸風景，雖不若多年前曾造訪過的西班牙小鎮那般熱情，但在濕冷的迷霧襯托下，古城區隨處可見的新藝術風格（Art Nouveau）建築，卻使其呈現出一種「蕭瑟」中百般「雕琢」的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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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頓大學於1946年出版的一本名為《遠東文化與社會（Far Ea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的研討會刊物裡有這麼一張團體合照的索引，把上面所附的幾個英文拼音的人名查證一番，果真是中國知識份子在海外的「風雲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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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Paul Pickowicz（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日前於演講中所選撥的一系列他稱為Underground/Independent Filmmaking的作品：
陳為軍《好死不如賴活著》類型：紀錄片
河南省上蔡文樓村患染愛滋病的農家一家五口有四人從染病到過世。
郝智強《大樹鄉》類型：紀錄片
劉冰鑒《哭泣的女人》類型：劇情片
貴州女子王桂香為贖回關在獄中的丈夫而做哭喪婆，但終因意外而未能如願。
胡傑《尋找林昭的靈魂》類型：紀錄片
因拒絕思想改造而被關在上海提藍橋監獄的北大女學生林昭最終遭到了秘密槍決。
__《_______》類型：紀錄片 （忘了電影與導演名）
遺憾生為男兒身而遠赴海外進行變性手術。
周浩《高三》類型：紀錄片
福建省武平一中高三年級的日常生活。
張戰慶《它們都是我們的狗》類型：紀錄片
鬥狗賭博的現場紀實。
婁燁《頤和園》類型：劇情片
涉及八九學運的愛情故事。
網路上並不乏關於介紹這些電影的資訊，但真要看到這些電影倒不見得容易，只是正如Paul Pickowicz特別用中文「難看」二字來表達許多人對這些電影的共同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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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遺忘，總是擅於利用彼此缺席時製造騷動，越是不經意，越是擾亂了理性。
連結一、缺席。
不經意地…remembrance and forgetting作為研究博物館建築與文化認同的命題，與此時的我之間似乎是有些特別的關連。然而，這樣的關連無關乎研究本身所關注的後殖民議題，更與博物、考古、政治等再嚴肅不過的事業說不上有什麼干係。或許是很刻意地，突然對於記憶與遺忘同時存在的矛盾本質感到十足認同，尤當彼此缺席時，不在場使然，散落的記憶湧起湧退，的確是提醒了自己終究也是缺席事件的受害者。
將remembrance and forgetting旋扣上引號，google裡有2,210筆多與學術研究相關的檔案，雖領域各異，隨興讀來竟多是難得不精彩的有趣文章，其中有篇名為《Forgetting to Remember: From Benjamin to Blanchot》的文章篇首便摘錄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
“Forgetting is the primordial divinity, the venerable ancestor and the first presence of what, in a later generation, will give rise to Mnemosyne, mother of the Muses. The essence of memory is therefore forgetting: the forgetfulness of which one must drink in order to die.” Blanchot (Forgetfu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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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德國庫克（KUKA）公司製造出了第一部工業用機器人，名為Famulus；famulus在拉丁文裡是奴僕的意思，機器人生而為人類從事生產，KUKA如此命名自然是合於情理。然而不分古今中外，奴僕除了聽從主人發號施令之外，其存在更重要的價值其實是作為一種可支配與交易的勞動個體，於是奴僕之於擁有其支配權的主人而言，不僅具有實質生產的經濟效益，更在象徵的層次上代表權力與社會地位。當然，此一支配性關係並非人類所獨有，許多動物對於其領域所展現的支配性格事實上也可說是十分類似，惟若追溯人類勞動生產之發展歷史，其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卻是此一動物性本能竟如何被微妙地轉化成一種道德的美感－「家」。或許，此即是段義孚所謂的「戰勝」動物性？也或許，該用「掩飾」或「逃避」這樣的字眼會更為適妥？但無論如何，主奴之間的支配關係肯定既是動物性也是人性，只是在漫長的人類文明演進過程裡，奴僕逐漸變成了一個充滿歧視的字詞，而「家」呢？卻成為孕育美好人性的溫暖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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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間循著老家族譜上的記載，對於福佬客遷徙與漳泉械鬥的歷史故事突然有種切身的領悟。只是若說是懷著追本溯源的心意，在這個缺乏歷史空間感的年代裡，聽來仍不免有些缺乏說服力吧？
（一百一十七世）峭公，號峭山，字實郎，生於後晉天福元年丙申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宋真宗祥符元年第九名賜進士，初仕江夏太守有功，勒封千戶侯巡撫粵，吳等處至治平四年二月十九日，遷平章開侍制直學士。吏部尚書配上官、吳、鄭氐，三太后，俱封一品夫人，各生七子，計共生廿一子，公謝職林泉。六十六歲時（西元1070年，辛丑年正月初二日）設宴邀請諸親及呂子訓曰：
「子孫二百余人，供給浩大，雖官途數十年，示家業無多何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未免有九泉之虞。吾自承上初春中居之龍，下及鄂州之旅，以至今日，余年既過，事勿臨期，胎梅爾聽命，吾曾經過閩粵等處地方。山環水秀田八百秤，做二十一份均分，三夫人位下，各留長子侍奉，其余吾錄諸處，各宜自立開業，而效上袓承接爾等。若有孝心者，雖分別處，何異以我在乎，是時諸子跪而聽從，稟求指示，即收拾行裝，擇吉拜別登程。」
並立如下內八句詩及外八句詩，能念此詩乃一脈相傳，即請升堂以敘親誼。
江夏各邦法力高，箸嬰凡族產英豪
御農相仗黃金榜，玉帶搖街綵錦袍
詩禮傳家承袓德，文章華國德兒窠
本支百世千秋盛，萬古剛常喜樂滔
迅馬登程往異鄉，任從勝地立剛常
身居別景尤吾境，爾在他鄉即故鄉
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斗祝祖前香
但願神天相庇佑，三七男兒永熾昌
靖康之變（西元1127年）前後漢人大舉南遷雖非該段插曲之直接典故，但地方家族遷徙之規模莫甚於此，只能說時勢之動盪自是環環相扣，於是歷史敘事之真實如斯，想當然是有跡可尋的。只是正如後文所述，無論這些南遷的漢人後來自居為閩南或是客家人，代代相傳、數脈相承的家族譜記都證明了這只不過是先來後到的差異，於是若對所有南遷的漢人以廣義之「客」人名之，如今所遺留之語言與地域的隔閡其實也該被視為是一時間的隔閡，只是無形如時間，難怪Hägerstrand得一直提醒當時的地理學者多關注關注「與區域無關」的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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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類型是根據句子與詞的構造而分類，雖然不同語言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區隔存在，但其形成邏輯之不同卻巧妙展現出文化差異之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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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門底下果然百無禁忌？小可畫上一橫便成了「閂」，用來橫在門後防堵小人；大則亦擺上一座山，用「閊」字來表示障礙、堵塞的意思。只是說來也怪，中國人行事本不愛開門見山，不僅外人進了臬門總得先隔在蕭牆之外，就連自個兒要出門，也還得在罘罳處拐個小彎。所以若真要把山擺在門外，無論出門進屋或是言談舉止，恐怕不只是考慮到直接或是間接的原則問題，壞了風水、擋了財路，可才犯了禁忌；但若真是決心把山給擺在門裡，不去計較動線規劃的問題，則只好說是仁者樂山，並非得挑塊瘦、漏、透、皺的太湖石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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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的整建住宅是在1960至1970年代中期為了安置集居於違建社區的公共工程拆遷戶所興建的國民住宅，其不僅是一種常見的都市更新策略，也是為發展中國家藉投入短期資本以解決戰後城鄉移民問題的一種典型。以台北市南機場整建住宅為例，該基地在日據時代原是為日殖政府之空港，在國民政府撤遷台灣後，許多暫時沒有居所的榮民及中南部移民便大量湧入該區，並以各種違建的形式滿足其在居住上的最低限需求，然而，這樣的違建社區畢竟經常造成公共衛生與安全的危害，且多半佔用的是公共設施的預定地或其他類公有地，於是政府部門為了推動都市建設便只得將違建社區拆除並興建國民住宅以安置這些違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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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札克與小裁縫》劇中悠揚的小提琴樂音，以「莫札特永遠想念毛主席」為名雖原只是急中生智、胡亂謅來的，但荒謬中不失幽默，實在是神來一筆。而小裁縫之於巴爾札克，或是巴爾札克之於小裁縫，若沒讀過《貝姨（La cousine Bette）》，用口白中幾句被略讀的段落來理解作者（導演）藉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之名所欲傳達的意念，則應是再恰當不過。唯在視為理所當然之餘，亦應關注略讀段落裡被巧妙「刪略」的後半句才是：
【讀】：「愛情是理性的放縱，是偉大心靈的享受….嚴肅的享受」
【略】：「肉欲是街頭巷尾出賣的，庸俗猥瑣的享受，兩者是同一事實的兩面。」
只是難免有些好奇：
是刻意沒讓小裁縫聽到後半句？還是小裁縫沒聽進這後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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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早自殷墟蔔辭裡對自然時序所作的記載開始，「時」與「空」便一直被視為是兩個可分離認知的概念，然而，無論是天文歷法或是命理風水，「中國的」科學觀卻始終是費盡心思地想把「時」與「空」轉化成為一個可作單一理解的世界。也許這樣的堅持可將其美名為是人類試圖超越時空藩籬的一種偉大企圖，但畢竟無形與有形如「時間」與「空間」，從其實質產生的作用看來，也許與其說是試圖跳脫形上形下的拘限，倒不如說是為了在其繁複微妙的關係中謀些好處才是？若真追本溯源，藉由觀測星象以掌握時態循環，這本是東西文化裡都共有的學問，也是人類研究「天地之理」以銜「人間之事」的一種天賦本能，但在「惟王建國」必得先「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的封建中國，「觀象授時」的道理著實只是緣故其一，如何藉天意之名以逞「帝王之道」，才是看似無形實則有形的另一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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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理 無非人性價值之理
想當年，我在學建築、教建築的時候，樣樣要在理字上站得住，即使有些造型的花招，也要有說服人的道理。上世紀八○年代之後，建築進入感性時代，理字就可以不必講了，只要業主夠開明、夠富有，把建築當成前衛藝術，建築師就可為所欲為，大大發揮一番了。
理性與感性都是人類文明不可缺少的要素，強調哪一面只是時代的特徵，並沒有什麼優劣可言，只是建築教育為什麼要設在大學裡？不是要講學理嗎？在大學裡，建築藝術都是人文學的一部分。要講理，講的無非人性價值之理。所以現代建築的理論中，人性價值之討論是核心，建築理論間的歧異只是對人性的觀點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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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木構造建築除了被認為有許多物理環境上的優點外，因為其生產與施工過程消耗能源較低，且二氧化碳排放量較少（甚能將碳元素固定其中，而非轉生成二氧化碳），自然是許多環保人士眼中最符合環保生態需求的「綠」材料。然而在台灣，一般人對於木構造建築仍多抱持有易燃、隔音差及隨時間會自然腐朽的各種成見，加上材料至今仍以進口為主，市場上被付諸實踐的個案又多僅為滿足小眾之需求，說要重拾中國人對於木構造建築的熱愛，在實務上恐怕還有相當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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