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Groundness

夏天在南京市的某間書局閒逛時，無意間翻閱了一本書名為《建築師不是描圖機器》的傳記材文集，這本約莫兩百餘頁的小書主要收錄的是陳占祥的自傳、學術文章，以及親人與友人對他生平的側記；書名之所以為《建築師不是描圖機器－一個不該被遺忘的城市規劃師陳占祥》，顯然是為陳占祥叫屈，因為他就是因為所寫的《建築師還是描圖機器？》一文被扣上右派帽子，並自此成為「一個被遺忘的城市規劃師」。的確，就像經常也被人所遺忘的華攬洪一樣，相信很多人對陳占祥這個名字並不熟悉，但若回顧中國上個世紀的規劃發展史，他的代表性應該說更甚於大家所熟知的梁思成與林徽因...

《建築師還是描圖機器？》原是陳占祥貼於設計院的一張大字報，其內容不外乎是希望設計院能給設計人員多些自由發揮的空間，讓他們能「拿出全盤腦力來設計出適用、經濟、可能條件下美觀的建築物貢獻給人民」，但就是因為文章內容對於「黨領導」多所冒犯，其在1957年《建築學報》第九期中被拿出來大肆批判，並被扣上右派的大帽子。

事實上，陳占祥早在與梁思成共同提出「建設新北京，保護舊城區」方案時，就曾大力反對北京市委、批評蘇聯專家，於是這些「罪證確鑿」的事實不僅使他被送上批鬥大會，更與華攬洪一起被列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聯盟」的兩大頭目，烙上右派份子的印記。

到了1982年，《建築學報》第十期裡有這樣一篇《關於糾正1957年〈建築學報〉對華攬洪、陳占祥兩同志的錯誤批判問題的聲明》，若干解釋後附上…「為此，特補發此一聲明，以糾正錯誤」，對照一旁陳占祥在昌平勞動改造的照片，彷彿看見了另外一個《From Mao to Mozart》裡的譚抒真。

是的，正如《建築學報》在1982年所承認的，當年陳占祥、華攬洪乃至於梁思成等中國這些第一批的建築規劃專業者所經歷的正是「學術和政治界限混淆（p.178）」的不理性，而這本傳記式文集的價值，正在於它處理了一種反不理性的情緒；換言之，或許陳占祥的名字是為許多人所感到陌生，但他的無聞對比於他在中國規劃發展史的重要地位，卻突顯出此一理性與情緒的不對稱關係，令人玩味。

此外，本書還處理了另外一組理性與情緒的不對稱關係，那即是陳占祥曾在新華社記者王軍訪問他時提及的一個問題：因應中國的現實環境，我們該如何定義planning？「規劃」或是「計畫」？

「最滑稽的是規劃和計畫這兩個詞。50年代初，蘇聯專家穆辛一聽說都市計畫委員會這個名稱，就表示反對，說這不是計畫，而應該是城市設計，他認為城市設計是計畫的一部份。穆辛是莫斯科的總規劃師，我最欣賞他。他的本意是計畫與城市設計不能分家，他多此講了這個問題，但翻譯翻不出來，就用規劃這個詞來代替城市設計。所以，都市計畫委員會後來改名為都市規劃委員會。這很滑稽，穆辛的本意是城市設計，而我們卻只認為是規劃，只不過把計畫這個詞改成了規劃而已（p.36）。」

這樣一個表面上看來只是翻譯與定義的問題，其實很深刻地體現了中國規劃發展的一個決定性的侷限，而陳占祥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認識，其實與他在英國求學與工作的經歷十分有關…

「陳占祥先生1916年6月13日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省奉化縣。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澄衷中學學習；1935年至1937年在上海雷士德工學院建築構造專業學習；1938年赴英國留學，1944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建築學士、城市設計碩士學位；1944年至1945年攻讀英國倫敦大學都市規劃博士學位。在英國留學8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鬥爭，向英國各界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參加演講活動。1944年，他師從英國著名城市規劃學專家『大倫敦計畫（Great London Plan）』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Sir Patrick Abercrombie），協助和參加完成英國南部三個城市的區域規劃，獲得好評，同期成為英國皇家規劃師學會會員（p.1）。」 　

正如陳占祥寫道…

「在城市設計系當碩士研究生時，系主任賀爾福教授告訴我，都市計畫的實施要『都市計畫立法』和『區立法（Zoning Ordinance）』來實施，這些都是都市計畫的『施工手段』。因此，1944年底我獲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進入倫敦大學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後，即隨阿伯康培爵士讀Ph.D.博士學位，研究都市計畫立法。當時二戰勝利在望，英國政府開始作戰後重建準備。倫敦市已完成了市區計畫，即London County Council Plan，或L.C.C. Plan。這是由倫敦總建築師福賽斯（Forsyty）主持，我的導師阿伯康培教授任顧問。這一倫敦市區計畫後來傳到我國，學習的人很多。但隨之而來的是阿伯康培教授主持的大倫敦計畫在國內卻少有人過問。這是一個城市/區域規劃或者大都市圈計畫（Metropolitan Region Planning）（p.11）。」

從都市計畫立法到實際參與大倫敦計畫，陳占祥再三強調「規劃需要計畫作開導（p.12）。」換言之，他認為計畫涉及的是立法與區域整合的理性問題，而規劃則更著重設計方面的美感實踐，兩者應視為一組平衡的對稱關係。不幸的是，立法的概念非但沒有在他的倡導下被引入中國，改名為「規劃」的「計畫」更就此變成一個定義混淆的專業，表面上雖試圖以制度化的方式主動引導城市的發展，但實質上卻只能被動地針對城市發展所引起的問題提出局部性的解決方案。

相信曾思考過類似問題的人都曾注意到，包括「都市」、「城市」、「計畫」以及「規劃」在內（甚至是繁體字的「劃」、「畫」與簡體字的「划」）的這些相仿而又含義各自不同的字詞，其相互之間的對比不僅是極為有趣的規劃史研究題材，更能幫助我們反省自己在實踐該專業時所遇到的諸多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