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Groundness

　　據說早自殷墟蔔辭裡對自然時序所作的記載開始，「時」與「空」便一直被視為是兩個可分離認知的概念，然而，無論是天文歷法或是命理風水，「中國的」科學觀卻始終是費盡心思地想把「時」與「空」轉化成為一個可作單一理解的世界。也許這樣的堅持可將其美名為是人類試圖超越時空藩籬的一種偉大企圖，但畢竟無形與有形如「時間」與「空間」，從其實質產生的作用看來，也許與其說是試圖跳脫形上形下的拘限，倒不如說是為了在其繁複微妙的關係中謀些好處才是？若真追本溯源，藉由觀測星象以掌握時態循環，這本是東西文化裡都共有的學問，也是人類研究「天地之理」以銜「人間之事」的一種天賦本能，但在「惟王建國」必得先「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的封建中國，「觀象授時」的道理著實只是緣故其一，如何藉天意之名以逞「帝王之道」，才是看似無形實則有形的另一層道理。

　　中國人認知時間的門道，歷時之久遠略可追溯至《尚書．堯典》裡所記載之關於「土圭（圭即為用來度量日晷的尺）」的使用，當時甫從漁獵步入農耕，糧食作物的生產週期自然是時間觀念建構的一大重要依據，於是藉由觀察星象與日影，「季」與「年」的觀念逐漸地被發展成為一套以天干地支作六十循環的記錄系統，與同一時期為巴比倫人所發明的六十進位法相比，兩個文明不僅在理解自然循環的本能的確很是共通，其所運用的技術與工具也都極為簡單與實用。然而，自從時間可用「尺」丈量開始，由「圭」、「表（表為垂直豎立的長竿）」及「晷」三條軸線所交錯形成的有形空間便正式將無形的時間給有形化了，於是儘管藉此是理解了「時」相對於「空」的存在，但巧妙如兩者無形有形之對照關係，「時」與「空」卻也自此被當作是可相互對應存在的兩個元素。於是如十二地支原為記錄時間的代號系統，本是對應於天上虛擬排列的「十二辰（時辰）」，並與由東向西排列的「十二次（星宿）」順序相反，但幾千年來這套用來定義時間的系統卻也同時用來對應在地上的「十二分野」，於是不僅醜、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時辰）分別對應著星紀、元枵、阪訾、降屢、大樑、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宿），更同時還進一步對應於揚州、青州、並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三河、荊州、兗州、豫州、幽州十二州與鄭、宋、燕、吳（越）、齊、衛、魯、趙、魏、秦、周、楚十二國。

　　天與地、時與空之間這種巧妙的對應關係固然是人為所致，且無疑是東西方皆然，但其在中國所發展出的繁複程度卻似乎遠勝於其他國家。於是，每每改朝換代便得為了要依順天命，總得編修一套新的曆法，畢竟要改曆當然得從觀測天象開始，而觀測天象則免不了得占卜國運吉凶，並順道替新接班的王朝「正名」一番。這就是《漢書》卷二十一裡寫的「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於是小則把對應天象的州郡數量與地名修改一番，大則拆了舊朝的天文觀象台，或甚至興曆獄，把有可能叛亂的嫌疑份子都給滅門抄家。其實類似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雖不盡然都與帝王之道有關，也不都是利用其複雜微妙的理論來謀好處，但例如風水堪輿這套管理空間營造的玄術是依據人、時、空三者合而為一的理論而存在，而農民曆裡也不乏與空間運用相關的各種巧思。這樣看來，時間之所以成為一種人類文明裡的「必需」，實在是有其不同層次的原因：從試圖瞭解並掌握「天地之理」，到成為處理「人間之事」的依據，無論是為興稼或是為了占卜易卦、風水命理，目的本來就不只是「敬授人時」那麼單純。尤其若再從「人間之事」的層次轉移到「帝王之道」的層次，時間之所以必須有形地存在，原因當然可就得涉及到如何管理眾人之事的謀術了。

　　莫怪乎乾隆當時在擴建天壇時會使其四倍於紫禁城之面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