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台灣很悲傷。六月底，大家才高興今年跌跌撞撞的王建民終於慢慢步上軌道，投了一場好球。誰曉得七月初，又因肩傷掛了病號，到了月底，確認得動手術，今年球季整個泡湯了。從三月起便一路陪他走過來，希望他能順利復出，讓大家每週都能透過電視，看看這位紐約洋基隊台灣棒球好手的高大身影、靦腆笑容的台灣球迷，一下子都洩了氣。要說悲傷，也許還不到，但心裡總是陰暗難過的。

台灣開放旅遊，風聞台灣小吃盛名的大陸遊客，一到夜市，開口便點：「娃仔煎！」老闆聽得膽顫心驚，一番解釋後，原來是來吃「蚵仔煎」的。台語發音，「娃」、「蚵」相近。客人走後，隔壁「魯肉飯」攤頭家打趣說：「早晚有人要來我這裡吃『驢肉飯』啦。」

上海有「亭子間」，台北有「亭子腳」。亭子間湫隘簡陋，住人不舒服。亭子腳則根本不能住人，遮雨避日是它的最大功用。

「飯後一根菸，快樂似神仙」。在華人地區，這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無須看場所，無須看對象，只要我喜歡，吞菸吐霧，有麼不可以！？但從2009年1月起，台灣的神仙們，對不起，通通被掃地出門了。醫院不能抽菸，學校不能抽菸，餐廳不能抽菸，公共交通工具不能抽菸，但凡三人以上的工作場所，也不能抽菸。想抽？那就到大街上，對著大小車輛，邊吐邊吸吧！

之一

過完年後，雨一直下不來。直到三月中旬，方才落了一場盛雨。讓人頗興「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的想像。杏花自然沒買成，但杜鵑全開了，於是我知道，春天真的到了。

今日台北街頭，不幸而碰上大塞車，往往因兩種狀況：讓人恨得牙癢癢，忍不住罵出聲的，多半是選舉季節裡，候選人大隊人馬步行掃街拜票；再來就是歲時祭典，神明出巡繞境了。碰到後面這種，大家或許也惱，卻不願或不敢多作聲，乾脆靜下心來，好好看看「陣頭」表演，神轎經過面前，甚至雙掌合十一拜，隨緣撈點庇佑也好。

「原來，每天一大早，這個城市有這麼多人在走路啊！」

5月體檢，醫生警告我：再不運動，可能會來不及了！人命在呼吸之間，入而不出即成隔世，關乎此者，實不得掉以輕心。我的身體狀況，既不適合跑步，又沒學會游泳，選來選去，只有「健走」一途了。每天一萬步，得走到汗流浹背才行。於是，清晨天剛濛濛亮，我就往公園走去。心中倒也沒多少掙扎或埋怨。老天爺總是以不同的方式送給你禮物的。長久以來，總希望自己能早睡早起天天運動，少吃肉多吃菜，簡樸生活，清貧度日。10多年來，識得破，忍不過；想得多，做不來。沒想到一夜之間，夢想成真，且是想不成真都不行的。「以病養身」，人生事，想開了，沒什麼不好的。

「抗日勝利，還都南京的那一年，我們住在大方巷的仁愛東村，一個中下級的空軍眷屬區裡。……」白先勇《台北人‧一把青》起首就這樣寫著，說明「眷村」早已有之，有「軍」就有「眷」，聚「眷」而成「村」，絕非台灣的特產品。只不過，台灣的眷村，是在極短時間裡極大量出現，這是前所少見的。

我住的台北盆地，原本是個湖泊；台北所在的台灣島，剛好在太平洋地震帶上，不時都會震上一下。據說，地震一旦超過八級，這個盆地將會像果凍一樣搖溢晃盪。幸好，雖然每年總要經歷十來次有感地震，八級以上的，倒還沒碰過，也衷心期盼永遠不會碰上。

一年容易又過去了，不免想到「幸福」這件事。

幸福是一種感覺，跟年紀有關。年輕時感覺敏銳，人間處處有刺，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處處是苦，幸福無一得處。年紀漸長感覺漸頓，「名場閱歷莽無涯，心史縱橫自一家」，於是知道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乃至生老病死實乃定數，凡人皆不免。於是知道「五陰熾盛」才是苦的根本，於是略識調伏，越調越遲鈍越寬容，於是心籬有縫，幸福的清風漸漸吹得進來。然後，有了些許自得的幸福，許多人也不免指指點點：「這傢伙，終於也跟世界妥協了！」

十月台北，秋光遍灑，滿城爭說李安。

九月上旬，李安以『色‧誡』再度奪下威尼斯影展最佳電影金獅獎之後，台北就不停在加溫。關於李安、關於張愛玲、關於這部電影的限制級畫面，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的焦點。大家都想看裸露鏡頭，與其說是窺秘，不如說是好奇：向來以溫文著稱的李安拍得出大島渚式的感官世界？滿目蒼涼的張愛玲原著改編得出激烈的肢體廝殺？

記憶中，我從沒直接由台北飛上海過。幾乎都是在公務告一段落後，搭乘京滬特快車，由北徂南，連夜奔向上海的。因為是公務忙完後，因為是大清早睜開眼就到，此種旅程，彷彿竟有少年月考完後遠足踏青的那種歡喜。半夜裡醒來，望著車窗外飛快而逝點綴點點光亮的黑暗，即使不知車到何處，但只要想到，連天拔起的那一爿「魔都」正在等著我，心裡便自然湧現一陣興奮……。

台北人有兩種，一種是地上的，一種是地下的。地上台北人熱情有勁，卻不太守秩序，不太講規矩，機車可以亂停，果皮紙屑隨手亂丟，打開車門「噗」一聲，檳榔汁就吐了出來；地下台北人「五講四美」，幾乎不缺。排隊等車心甘情願，不該坐的座位不太敢坐，真要坐了，看到該坐的人，往往趕緊起身讓位。

我喜歡上海，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到處有咖啡廳。我習慣喝茶，不太喝咖啡，卻一點不妨害我對咖啡廳的喜愛。咖啡廳彷彿有一種自由，點一杯咖啡或茶，你便可以自由自在的看書寫字聊天沈思發呆，甚至趴下來小憩片刻。城市有了咖啡廳，就多了一絲自由，或者，悠哉。文化也從小茶匙輕輕攪拌、泡沫慢慢搖晃的卡布其諾裡冒出頭來了。

四月第一道冷鋒南下的那天晚上，白天的雨終於還是沒有落完。 

6點半上了捷運淡水線車廂，窗外呼嘯而過的黑暗風景如昔，隨手翻閱名為《悲情布拉姆斯》的書，看到了這樣的一句話：「我們多數人的一生，即生物為順應社群生活而『馴化』的過程。」多日以來，對於工作的乏味、生活的不耐等等怨懟，竟一皆被呼引了出來。儘管悲涼無力，但總也是拒絕「馴化」的一點微弱反抗吧。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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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過年，就像洗三溫暖，熱得時候很熱，冷的時候蠻冷。因為，我們一次要過兩個年。

29歲那年，我離開了西門町。此後10多年間，也曾路過，偶或約會在此。但再也沒有此前終日混跡於此的熱情了。熱情消逝，與年紀有關。我不再年輕，而西門町，它始終狂放不羈，總是很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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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你17歲，台北車站36歲。你才讀專科三年級，車站卻已經過四次改建了。

你就讀的學校離台北車站不過兩站路，當時，台北最高的建築，也不過就是站前22層樓高的希爾頓飯店，從學校第一教學大樓最頂端往西看，天氣晴朗的傍晚，還隱約看得到夕陽輝映下，車站前來往如織的車潮人群。

移居上海的大學同學來信，說為了搬個家，搞到精疲力盡，什麼事都出狀況，計畫完全搞不定變化，真是倒楣死啦。連發了半頁牢騷之後，拜託我「到行天宮幫我燒個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