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大風

之一

劉震雲的家鄉，離海幾萬里，幾代人沒見過海。他卻忍不住就想衝浪。衝浪有技巧，你不能在浪後，那樣衝不起來，也不能離浪頭太近，那樣一下就被浪給打趴了。你得維持在浪前幾公尺，讓浪推著你跑，這樣才能乘風，才好破浪。劉震雲不是一開始就衝海浪的。他先在河裡玩，玩兒風浪板，玩《一地雞毛》，大家都說他有潛力，會使風；然後看到了海口，又玩，玩兒《溫故一九四二》，大家說，危險哪，快回頭；他不聽，還玩，還開始脫衣服，朝大海直衝過去。他玩兒《故鄉麵和花朵》，玩得騰空翻了個滾，大家看不懂，嚇壞了，認定這傻小子肯定要遭滅頂。但他咕嚕咕嚕吐了幾口水，還繼續玩，且拉出一票朋友一起玩，玩兒《手機》、玩兒《我叫劉躍進》，玩得幾層樓高的浪頭直在背後追著他跑，海邊圍觀者如堵，大家都說這小子有種，特行！誰知一個大轉身，他蹲下身來，擺了個向下縱躍的跳水姿勢，口裡唸唸有詞。大家急忙用望遠鏡看，從嘴型猜想，似乎是：「咱再玩些別的？」「玩些別的就玩些別的。」——他潛水了，想看看能掀起這麼高浪頭的海底的那個到底是什麼？於是有了《一句頂一萬句》。

《一地雞毛》從一塊餿掉的豆腐談起，談來談去，總不外乎尋求解決生活資源的問題。此時的劉震雲，不折不扣，就是個「唯物論」者；到了《故鄉麵和花朵》，儘管背景、人物、地點都大不同，劉震雲主要觀照的，仍是物質，但他也發現，一天24小時，鄉人不停在覓食，手在動，腦筋也在動，且是不得不快速地動著，上天下地胡思亂想，以便平衡覓食求生的煎熬與痛苦。劉震雲想知道鄉人都在胡思亂想些什麼？於是從物質走向精神，從胃部走入頭部；《手機》和《我叫劉躍進》，表面講的還是生活與生存，底下卻搞起思維邏輯了。劉震雲想知道手機怎樣讓人心口不一，讓人得講一大堆錯假廢話，來扭曲遮蔽真實，好求生存找活命。他也想知道，劉躍進的腦袋到底該怎麼想如何轉才能絕處逢生、死裡逃生？「胡思亂想」與「胡說八道」之間到底存在何種辯證關係？劉震雲一直不停地在想著。到了《一句頂一萬句》，他終於認定：知心者，一句頂一萬句；講不上話的，一萬句頂不上一句。這事且是超越種族黨派性別階級財富宗教，可以跨時空超宇宙的。劉震雲這下子成了「唯心論」者。寫了20多年，終於從河面寫到海底，從生活、生存寫到生命，大致釐清了唯物與唯心的纏夾關係。長夜漫漫路迢迢，這一路走來可真是不容易。無怪乎劉震雲要說：「這是我寫作以來，寫得最好的一部書。是我自個兒願意送人的一本書。」

《一句頂一萬句》，說複雜很複雜，跨越二三個世代，整個西北高原東奔西跑了個遍，想不複雜都不行。說簡單，也很簡單，上下好幾代，代代都想找到那個可以跟自己對上話，讓自己不要那麼孤獨的那個人，卻偏偏就是對不上。男的對不上，女的也對不上。一切都是那麼擰巴（彆扭），擰巴得讓人不得不把悲劇當喜劇看，以便再有存活下去的氣力。只是，講不上話，也未必是話講的不好，更多時候，是不會聽不想聽聽不懂。發射器沒問題，是接受器出了狀況。我們這個民族，從來都是重口不重耳，會講比會聽值錢。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那是高明。就算閉嘴不說，沒話了，也還叫沈默是金。聽話就沒這麼值錢了，「聽到了」跟「聽懂了」一個價，只聽不說，那叫一肚子壞水，滿腹陰謀。說到底，沒個會聽的，講一萬句也是白講。於是自古至今，大家都在漫天打鳥，都在大聲吶喊覓知音，於是連魯迅翁都要慨嘆賭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殊不知這誓條的先後弄擰了，該是「斯世願以同懷聽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才對哪。

都說這書有明清味道，誠然如是。但恐不是野稗日記言語簡潔，敘事直接這些表象原因。更多的成分，當來自「家常」兩個字。這也是劉震雲小說特具的風格。不管寫城市寫鄉村寫北京寫延津，寫前代寫今世寫1942或2002，他總是在「家常」裡取景寫境。寫的不外乎老張老李小林小劉賣豆腐的剃頭的吆喝包子跑貨卡的教書當顧問工地廚子電視主持人理容院老闆娘……的外在與內在世界。通過這個世界，從而開啟了一個新的觀看的方法與連結的方式。按照革命的說法，劉震雲始終站穩階級立場，不曾一日或忘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這個無產，既是物質也是精神的）。按照文學的理解，則是「家常」風格，讓劉震雲與明清說部接上了軌，尤其是「三言二拍」這一尋常百姓悲歡離合路數。杜十娘怒沈百寶箱，為的是嘛？以為找到那個「一句頂一萬句」的人了，誰知不是，傷心之餘，就跳水啦。賣油郎憑什麼獨佔花魁？也不過就是「知心」二字。再看看「倒運漢巧遇洞庭紅」、「宋小官團圓破氈笠」，這世道多擰巴，擰巴得悲劇喜劇都難分啦。再往上提到極致吧，《牡丹亭》題詞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講得夠玄妙了，說穿了，卻也不過就是「一句頂一萬句」在那作用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