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大風

上個世紀八○年代初期，我剛從軍中退伍下來，前途茫茫。只知道自己徹底厭倦此前所學，決心棄工就文，改行念歷史。白天裡，在一家補習班當導師，管理一群十七八歲吱吱喳喳的小女生。晚上閉門讀書，準備插班考試，錢穆、傅樂成、呂思勉，甚至連周谷城的「中國通史」都被我找來讀了個遍，順藤摸瓜，越讀書越多。日子過得雖然積極，心裡卻有點忐忑，真的就要這樣走嗎？要知道，那個時代裡，還像錢鍾書《圍城》所說：「工學院的學生看不起文學院的，文學院的學生裏外文系的看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看不起哲學系的……」而我竟要「自甘墮落」了？

彼時，傳記文學出版社的《胡適雜憶》、《胡適口述自傳》剛出版，轟動一時，我也趕流行找來一讀。視野所限，看不出《胡適口述自傳》的門道，只覺得註解比內文好看；至於原本是篇短序，沒想到竟寫成一本書的《胡適雜憶》，更是完全吸引住了我。唐德剛先生口無遮攔，妙趣橫生的盛氣筆法，將此前已被我供在內心神龕裡的胡適，一下子打落神桌，成了個有血有肉的凡人，直教人欽佩不已，乾脆認定：這人本領勝過李敖，《胡適評傳》沒這麼好看！

胡適二書大賣，加上因為觸犯時忌，只能在地下流傳的《李宗仁回憶錄》，讓唐德剛先生聲名大噪，台灣也掀起了一股口述歷史熱。應出版社之邀，唐先生訪問台灣之餘，特別做了一場公開演講，談的便是「口述歷史」。我得知後，約了幾位朋友，一起去聽講。人很多，老的少的都有，黑嘛嘛一片，內容講些什麼，如今早忘光了，殘留的一二印象是，唐先生很幽默很會講話，不時逗得全場哄堂大笑，想打瞌睡都不行；他的安徽官話不太好懂，聽了頗久，我才慢慢入港，跟上大家笑，但還是有些人名，想了半天，不知是誰？

這次演講記錄，後來發表在報紙副刊。看過之後，我實在忍不住寫了一封信，向唐先生表達仰慕之意，還把自己想學歷史的想法、疑惑，一股腦向他請教，「到底學歷史行嗎？」寄出不久，我便忘了這事。原因是，信乃請報社轉寄，轉不轉，只有天曉得。再說，唐先生當時是紐約市立大學東亞系主任，教學行政兩忙，哪有時間理會隔了個美洲大陸又隔了個太平洋，幾萬哩外一個小島上一名素不相識的年輕人的苦惱？

結果是我錯了。信寄出大約一個多月，回信來了。厚厚好幾張，唐先生一開始便向我致歉，說因忙於教學，所以遲覆了，但非常高興收到我的信，因他沒想到還有年輕人想棄理工改學文史。接著為我解惑，他舉了不少例子，說明歷史可能的功用，但也承認學歷史很難發大財，想要藉此飛黃騰達，大概不容易。所以特別提醒我，若想走文史這條路，多少要注意營生這件事，不要自得其樂，卻連累家人受苦。最後還引了《莊子》那句：「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大力勉勵我。

收到信，我興奮極了。立刻寫信向他致謝，還放言要拿李敖為榜樣，以歷史為入世之媒，好好做一番大事。沒多久，回信又來了。唐先生提到他也很欣賞李敖，來台灣時，還特別去朝拜了這個「台北一景」，兩人聊得愉快極了。李敖既聰明又用功，真是不世出的史才。接著話鋒一轉，直言告誡：因為是不世出，所以不可學，「生不得五鼎食，死當五鼎烹」是很悲慘的。唐先生這句話，我琢磨了很久，只知道他是愛護我的，卻不很清楚「悲慘」的意思。直到後來捲入黨外運動，碰到了些挫折，乃至八九年夏天之後，方才漸漸明白了。

我跟唐先生的通信，大概持續了一年左右，七八封信裡，他始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隨我亂發議論，也不以為忤，總是把他知道的、經歷過的，一一告訴我。後來，我果然轉入大學讀歷史，念了半天，最終雖沒走上歷史的道路，心裡卻著實感激他。有時翻書看到魯迅或胡適那一輩五四人物對於青年的疼惜與愛護，我總會想到唐先生，也會想到胡適夫人江冬秀的那句話：「唐德剛是胡老師最好的學生。」──我們這個時代，也許富裕，但對於繼起者的善意呵護，卻似乎一天比一天貧乏下去了。唐先生，謝謝您，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