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IMAY地下採訪中心

當我們看著一朵花時，我們的肉體將因對它的入迷而死去並投身於這朵花。
我們的靈魂也被這死亡所吸引，我們的身體也將面臨【轉型】。
它將從生命走將死亡。

文：大野一雄（舞踏藝術家）
譯：陳佳琳、黃琇瑜




(photo by Finimay 胡德夫於淡江中學教堂錄音現場，倒影一。)


電影是每個導演憑空創造心中的影像故事。
新聞是每個攝影者拍攝生活畫面的詮釋過程。
電影的拍攝手法可以運用在新聞紀實上，
新聞的生活現場記錄也可以隨意展現在電影情節中。
這兩者最大的交集，就是創作者或記錄者總是透過影像與聲音的結合，與這個社會對話。
（受【大野一雄】感召後有所感。）

除了青春的鹵莽無知，生命中尚有某部份能夠承受夏季炙熱的陽光，是那存在於生與死的部份。
我們的這個部份就有如一部被遺棄的車子的殘骸，假如我們修理它的話，它就可以再重新啟動。

文：大野一雄（舞踏藝術家）
譯：陳佳琳、黃琇瑜



(photo by Finimay 二零零六年五月在花蓮採訪，和工作夥伴阿山哥，倒影二。)

漸漸想到的：

新聞報導，到底是什麼？
這當中有無藝術創作的成份？還是她必須嚴謹觀察紀實的本分呢？
我想以新聞工作程序的角度，來提供一些思考。

新聞工作的基本作業模式是：
1.蒐集題材（也可稱之為【養題目】）和連絡規劃。
2.拍攝與採訪。
3.整理拍攝與採訪所得。（在作業上稱為【看帶】加【撰稿】）
4.剪輯與後製。
5.進棚錄影或現場直播。

所謂蒐集題材和連絡規劃，就是說在攝影機和工作小組（最簡單的編制為攝影記者、文字記者二人）出門之前，要先完成基本的拍攝企劃，以專業術語來說，即是【拍攝大綱】。拍攝腳本的粗略內容包含【拍攝主題】、【拍攝場景和對象說明】、【訪問問題】等。簡而言之，就是要讓攝影記者很清楚的明瞭，他（她）應該如何進行拍攝工作。

其次，進入拍攝與採訪階段。老實說，就算是有【拍攝大綱】，拍攝過程勢必會一改再改，甚至連拍攝對象都可能不一樣。因為新聞就是把生活現場的畫面與聲音拍攝下來，而生活現場處處是變化與流動，受拍攝者的心情、天候、交通、、、以及攝影者的狀態，都有可以讓拍攝過程充滿變數。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每個攝影者都有各自迥異的拍攝習慣與手法，原因來自年齡不同、性別差異、、、以至成長背景的特殊性，都會使得同一份【拍攝大綱】在透過不同的攝影者拍攝後，產生不同的結果。

新聞與採訪工作與電影很不同，電影是每個導演憑空創造心中的影像故事，拍攝腳本都已經經過【千刀萬剮】的討論而確定，一開機就是要拍出這些導演自有定見的畫面，新聞是每個攝影者拍攝生活畫面的詮釋過程，到現場前，沒有人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要做的，就是在眼前這全新的環境中、一個個陌生的臉孔前，決定如何拍，每下一次判斷就是詮釋。

每次拍攝採訪結束後，首要工作就是看帶（跑帶）並撰稿。通常，文字記者在新聞現場問的問題，大都是有意識的導向某一個角度或切面。以我為例，好比在處理人物故事的新聞報導時，總是習慣性的詢問，「有沒有我沒有問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通常會決定這則報導是【我的報導】還是【受訪者的報導】。因為如果受訪者自我感覺不良，因而降低自我表達的企圖與能量，就會無法與文字記者共同創造平等的對話，扭轉文字記者對受訪者的觀察與偏見，那麼，我只需要一邊跑帶、一邊撰稿，即可順利完成當初【拍攝大綱】所規劃主題的報導，一點都不會離題，但也不可避免的落入俗套，甚至還過度放大受訪著的局部生活狀態。

到了剪輯後製階段，變數就少了許多，因為攝影師在剪輯過程中，必須按照文字記者所撰寫的【剪輯腳本】來剪接畫面與訪問內容，攝影師擁有的是在畫面剪輯的空間裡，用現場收錄的自然音或用配樂來見縫插針，以聲音來使整則報導更為順暢，或以音樂來讓觀眾產生更多感動或理解。而最後的錄影和直播，就只不過是將所有的各則報導，順利地串在一個塊狀或帶狀的節目裡而已。

在此暫且不談每日新聞的處理，因為台灣大部分每日新聞的製作時間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題材侷限大（不是罵人就是取笑人）。總之，基本上，前述就是簡單的新聞報導製作流程，像是專題報導、紀錄片，更是必須將這些過程一一仔細完成，才能呈現基本的報導水準。

那麼回到主題，新聞報導，到底是什麼？這當中有無藝術創作的成份？還是她必須嚴謹觀察紀實的本分呢？

我試著想，假設的想，新聞報導能用殘影的方式來呈現拍攝者對生活的無能為力嗎？如果說受訪者是一個工廠女工，每天必須準時打卡、拼命加班，回到家還要照顧一張張嗷嗷待哺的小嘴巴，面對這樣一個平凡的鬥士，我可以用模糊的、拖曳的殘影方式，拍攝她下班後步出工廠的腳步嗎？這種經過轉譯的畫面，不會出現在日常現實生活中，但是某種程度的確可以呈現人的內部狀態。如果說，新聞就是詳實報導，這樣就似乎沒有空間，因為觀眾看得到女工的種種動作、聽得到工廠的機械運作聲響，但是卻看不到、聽不到女工的內在，想當然爾，攝影機也拍不到、錄不下來。反過來說，我們就是如此記錄她內在的狀態，像是疲憊拖地的涼鞋、髮絲散落的馬尾，可以，那腳步的殘影，陰暗失焦的工廠大景、、、也可以。一旦進入殘影、失焦，就直指創作了。

創作？紀實？以新聞呈現來說，都是一種技法，就像音樂有搖滾、有古典、有民謠、、、一樣，從上述新聞工作程序一到四來看，每個過程都充滿變數，也都佈滿人面對變數時的直覺反應或思考決定，像是題材的選擇權，由撰寫【拍攝腳本】的文字記者掌握，畫面的詮釋權（拍大景、中景、近景或特寫，以什麼角度拍），在扛著攝影機汗流浹背的攝影記者身上，後來進入撰稿和後製，依然由這兩種角色在決定如何寫、如何剪、如何搭配音樂，若將紀實嚴格解釋，套入所謂客觀標準，所有的新聞報導都不及格，也都充滿個人色彩。

但我們有沒有一種較為誠實的做法呢？連小孩子都看得明白，台灣所有的媒體工作者，幾乎都是用客觀當作保護傘，進行主觀詮釋，從事主觀的記錄和拼貼，但卻同時高喊客觀報導、要求言論自由、推動媒體改革。這個世界，盡是客觀呈現的外衣隱藏著主觀企圖，但是反過來想，【客觀企圖、主觀呈現】的可能性存在嗎？第四權的主觀，是否有能力接受社會的批判與討論，而第四權的主觀，又有沒有在偽善的媒改口號下，找到一條出路？

我想到一個好玩的事情，讓電影導演跑個一年新聞、讓記者寫完一本電影腳本，大家會發現，原來彼此竟是如此相似。

（我試著將電影當作是藝術創作、新聞當作為觀察紀實，以此基礎來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