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IMAY地下採訪中心

【楔子】
「此生我要的，正是述說、溝通和創造慾望，以及和一個人能形成這樣的關連。」
—蒙馬特遺書‧邱妙津



2004年花蓮夜空的月光與路燈
photo by finimay

不知道爲什麼，我常常會想起邱妙津。

我一直是一個浪漫、熱情、開放的人，尤其在很核心的那個地方。
因為，我常看到自己小時候騎的傑安特跑車、少年時期的綠色書包、大學五年的情書往來，以及現在不變的牛仔長褲。我很高興，我的浪漫還在、熱情依舊、內在的開放更是飽滿。特別是在與「蒙馬特遺書」的偶然相遇裡，看到邱妙津寫的這一段話，我確認了這樣的自己，也肯定在更換十種不同工作之後，我真心喜歡這樣的我，以及正在扮演的社會角色—記者。

【眾裡尋他千百度】
從九四年大學畢業後，民進黨黨工、社運工作者、代課老師、紅茶店老闆、工研院秘書、、、這些我做過的職業名稱，剛好十個。在父母的社交圈中，我是個三不五時就要換頭家的人。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困擾，但是，對我來說這是個不折不扣的發現之旅。
因為當時的我的確不了解，所謂的「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除了對黑色、美食、朋友的喜愛之外，我對自己是極為陌生的。去做黨工，我發現我是個有政治信仰、沒有政黨忠誠度的人；去搞社運，我看到自己正義凜然以及懦弱膽小同時存在的事實；去小學教書，我甩開原來的自以為是，重新挖掘出我對世界的好奇張望；當紅茶店老闆，看了半年的人來人往，我真正體會到自己的迷人之處以及世人的多樣；而在工研院高級辦公室那兩年後，我終於向現實低頭—我真的不是個可以坐在辦公桌前的材料。
會從事記者這個工作，其實跟「九二一」有關。還記得地震那個月月底，我剛到立法院當國會助理半年，根據過去的經驗，也差不多面臨到我要換工作的時期。當時，我人正在東勢協助災後重建。每天起床後去買早餐時，總會經過一個五、六十個家庭臨時棲身的帳棚區，大人們失去工作、小孩上學不了，帳棚區的一棵大樹因為地震傾斜著，搭配後方的建築物殘骸，秋風一起落葉紛飛。
雖然我不是東勢人，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天天看到斷垣殘壁、聞到死亡氣息，我開始覺得自己跟東勢結合為一了。隔壁王家的小孩救回來、前屋林太太的全倒補助申請通過、、、像是我自己的事，我隨著別人的生活既喜且悲。日子，有越來越豐富的表象，但我的未來漸漸跟東勢一樣，越來越無所適從。
於是，在某一天秋陽燦爛的午後，朋友工作的民眾日報打電話給我，說很缺人，問我可不可以馬上就上採訪線時，說出「好」這個字，便是當時唯一可以為自己做些事的證明。

【初識無冕王的威力】
一到民眾日報，我就被分配到政治線跑立法院。對於助理、記者的身分調整，最不適應的應該是我認識的那些立委吧！
當初是助理的時候，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看老闆的臉色是家常便飯。如果老闆的想法跟自己有所不同，很多時候也不需要溝通。但是身為記者，情形就完全相反了。常常，我需要跟委員閒聊。不熟的話，聊他的政治理念，有交情後，就會談一些深入的話題，好比說黨內卡位戰的局勢或者誰又跨黨串聯等這方面的八卦。
作助理，站著跟委員報告，作記者，手捧咖啡坐著跟委員閒聊。說的虛榮一點，記者這個工作很受禮遇。
但是到底是「記者」的那支筆令人害怕？還是「你」這個人值得尊重？則需要很多時間和機會才得以證明。

【真實世界】
從字面上來說，記者的工作就是從頭到尾的、真實的把事件紀錄下來，然後條理地、簡化地呈現在新聞作品裡，而且不攜帶任何個人觀點。但是，什麼是「真實」呢？尤其立法院，是個人人自說字話的場境。同一件事，三個不同的角度，就會產生三個不同的是非，唯一的原則是「我永遠是對的」、「真理站在我這裡」。也因為這樣的困境，找到關鍵人、問出關鍵資訊，便成為一個好記者的「基本能力」。
但是，要怎麼追尋政治的真實性呢？是讓各個不同立場的人都有機會說話嗎？還是要讓每個不同黨派的代表都出現在新聞中？然而就算找到關鍵人，他又不願意資訊被公開的時候，又該怎麼辦？種種難題，讓我一開始在採訪線上跑得心驚膽跳。
不過，對世界充滿熱情的人是不會受到冷落的。這個答案，在我進入公共電視的時候慢慢獲得另一個層次的解決。從去年四月初開始，我放下了我的筆，帶著攝影師從事影像的新聞工作。
「影像新聞」跟「文字新聞」最大的差別在於，文字的版面是報紙，是一種空間式的表達，看一次看不懂、看不清楚，可以回頭再繼續看，但是影像的版面是電視螢幕，是一種時間式的表現，看過一次看不懂就沒了。在這樣的條件下，採訪到的資訊便必須更簡化也更白話，有時候畫面上不需要有任何人說話，任何肢體動作，一個微笑、一聲嘆息或是當事人緊握發汗的雙手，就可以說明一切。
影像有趣的地方就是在這裡，「真實」！還是「真實」？我們的眼睛看到的，馬上呈現「真實性」。受訪者真實的哭著，或者真實的在表演哭著。觀眾自己會下判斷。在這個時候，我要做的就是決定要不要用這個畫面，以及如何使用這個畫面，在此同時，我進行著「紀錄」和「詮釋」這兩件事。
我記得有一個我跟攝影師發生的不愉快，可以說明我所說的「紀錄」跟「詮釋」的關係。那是一個立委辦的記者會，主要的訴求是希望能修改現有法令，讓合法的大陸新娘都可以到台灣跟先生一起生活。公聽會的現場擠滿上百位來自中國各省、老老小小、美醜不一的大陸新娘。
背著塞滿電池、錄影帶的採訪包，我一腳跨進公聽會，迎面而來的種種面孔讓我震驚不已。過去印象中，大陸新娘大部分是榮民和台灣農村的中年男子的結婚對象，年齡大都屬於年輕，容貌都是經過挑選過的中上標準，可是那天我看到的，並非如此。
當然，我的新聞工作必須是把目前大陸新娘人數和在台居留人數查清楚，新聞重心應該是在台灣生活的大陸新娘會受到那些限制，以及還在排隊不能馬上來台的大陸新娘是如何維持家庭生活等問題上。不過因為現場實在有太多年紀在五十歲以上，既不年輕又不貌美的大陸新娘，讓我不得不想要了解，這些條件在我印象之外的女人，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嫁給台灣先生？選擇在台灣生活？
於是，我請攝影師多拍一點這些滿臉風霜、雙手盡是皺紋的老婦，好在新聞畫面處理的時候，呈現出一般台灣既定印象之外的影像。沒想到攝影師竟然說：「這樣拍，到時候畫面處理不好看。」不過我卻不這麼認為，我說：「我們拍新聞，就把看到的拍下來吧！」沒想到攝影師卻回：「我看到的跟妳看到的不一樣，但我認為觀眾會想看美麗的畫面。」那一剎那，我發現原來在選擇「紀錄」對象的時候，其實正是在做「詮釋」的事了。
跟「歷史」這件事情一樣，當「真實」出現不同認定的時候，「詮釋」就成為「紀錄」唯一的關鍵。也就是說，一個記者在採訪線上要時時刻刻都提問自己：「我看到的景象是什麼？我的證據在哪裡？我要如何據實以報？」

【真實世界裡的自己】
通常一個記者要有很多使命感，譬如「正義凜然」、「勇於向挺身而出」、「自由主義的信仰」等等之類的。但是我覺得這些使命，在記者圈子裡面，通常會被拿來潔淨自我的一種擋箭牌。
因為記者是「人」，每天在不同的情境下遇到各種新聞事件、聽到形形色色的語言，不可能可以跳脫「人」的各種虛弱。如果有本事拿到一份獨家資料，只要登出來就可以揚名立萬，有誰不想幹？在揭發不法、向當權者對抗的大旗下，記者的筆大可以大筆一揮。但是夜深人靜，身邊欽羨、佩服的眼神不再簇擁著自己的時候，白天獲得桂冠的榮耀將被內心的真實反應一一取代。為什麼這麼做？答案是昭然若揭。有人選擇繼續墮落下去，有人也可以更加誠實地確認自己、相信自己。
社會變化的速度、事件發展的腳步，對沒有筆、沒有攝影機的人來說，是如常的一種狀態，可以說是像浸泡在緩慢加溫冷水中的青蛙一樣。但是記者的工作，每天面對的就是這些變化並記錄著，所以記者不只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機會，可以影響社會、創造社會的集體觀點，更重要的是，記者無時無刻不是在挖掘自我、發現自己。在新聞事件的當時，在兩派人馬衝突的場合，我感受到什麼？在受訪者說謊的時候，我的反應是什麼？在新聞對象情緒崩潰的大街上，我又會說什麼？每天每天，事件不斷不斷發生，記者也持續地發現自己。
一般人，通常會把注意力放在認識這個世界，或這個世界對自己的期待，而忽略了自己的位置以及自己跟外在的關聯。在這種不平衡下，人很習慣服膺於某一種政治正確，包括我在內的很多記者都曾犯這種錯誤。尤其在這個政治過度的台灣島上，昨天才走了個舊的政治正確，今天緊接著又來了一個新的政治正確，雖然政治正確的始作俑者通常會是政治人物，但是記者卻在缺乏專業與尊嚴的狀態下成為共犯。
一旦成為共犯，這些每天發生的新聞，就沒有任何有趣的了。比如說，抗議事件最好發生衝突，打架或吵架，如果有流血那是最好，反正新聞重點會是精采畫面慢動作或一再重播。至於為什麼發生衝突、衝突後是否會讓局勢不同？沒幾個記者會找出答案，總之抗議者手段太過激烈、被抗議者（通常是政府）不夠體察民情，會是最保險也最政治正確的解釋。而記者為什麼會在新聞最後這樣交代？原因很簡單，因為他不需要知道這件事的原委，也沒有人需要他這麼做。
要避免自己步上這樣的後塵，不用太用功、太努力一副要把自己操死的模樣，回到那個最原始的點，把眼光拉回自己身上即可。簡單的說，就是看著自己改變的一些事，也關注著這些事成就的自己。問問自己，我要述說什麼話呢？我要跟哪些對象溝通？我可以創造出什麼慾望？所有跟我有關以及因我而起的影響，有沒有越來越趨近真理？
我知道邱妙津寫的那些話，說的是她心目中的完美愛情。但是，她之後沒幾天就在法國自殺死了。不過我引用她這句話解釋的，則是我對自己以及這個世界的熱情，希望這個浪漫永遠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