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5,2005
WTO香港會議有望達成協議(華爾街日報)
T.N. Srinivasan
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今天在香港開幕了﹐這次﹐各國部長們沒能事先拿出一份大家都認可的聲明草案。WTO的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 (Pascal Lamy)倒是很盡職地起草了一份草案﹐其內容充分暴露了成員國之間的巨大分歧。WTO農業問題談判小組的主席已明確表示﹐此次香港會議不會達成全面協議。而英國貿易和工業大臣則對達成協議的可能表示出謹慎的悲觀。看來﹐認為這次部長級會議將像此前的坎昆或西雅圖會議一樣注定要失敗的想法似乎非常普遍。
不過﹐也有人有不同看法。哥倫比亞大學的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認為﹐“從歷史角度看沒有理由驚慌”﹐他相信﹐“完成多哈回合談判並達成協議的輪廓”“已非常清晰”。我本人也相信﹐此次有可能達成一個基調溫和的協議﹐雖然人們不能過於指望這會使多哈回合成為一個“發展的回合“。
達成這樣一個協議需要各方作出讓步﹕農業方面﹐需要歐盟、美國、日本及韓國有所表示﹔在非農市場准入方面﹐則需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作出妥協。發展中國家還必須認識到﹐多哈回合如能結出成果﹐達成實現商品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以及資本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協議﹐長期而言將於他們有利。
多哈回合命運多舛已是有目共睹。從2001年發表多哈宣言﹐到2003年坎昆部長級會議宣告失敗﹐再到後來在2004年7月達成談判框架協議﹐一路充滿波折。隨後的進展包括﹕(1)歐盟和美國提出削減農產品關稅﹔(2)歐盟在部分開放糖業政策和香蕉關稅制度方面採取了步驟﹔(3)WTO決定將2003年8月針對WTO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TRIPS)某些內容所做的修正永久化﹐從而使貧困國家更容易獲得專利藥的廉價仿製藥。
不過﹐理智地說﹐給多哈回合所貼的“發展的回合”標簽使人們產生了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認為如能順利完成這一回合的談判就能解決發展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是當事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進程中的核心問題。這方面相當複雜﹐涉及很多深層次問題﹐而且不同的國家問題也是千差萬別。可以肯定的是﹐更便利地進入全球商品、服務和資本市場無疑將帶來巨大的機遇﹔對這些機遇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勢必能加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不過﹐一國國內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限制可能會制約這些機遇被利用的程度和所能實現的利益﹐因此﹐國內改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非農市場准入大多已開放﹐工業化國家的關稅壁壘已經很低。不過﹐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壁壘仍很高﹐即使是在多種纖維協議(Multifiber Arrangement)取消後仍然如此。同時﹐部分發展中國家貿易壁壘偏高也傷害到了其他的發展中國家。這次會議應該有可能達成這樣的協議﹕發達國家有義務適時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而發展中國家也應削減關稅。
發達國家對農業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目前﹐對南撒哈拉國家至關重要的有關棉花問題的協議已經基本達成。同樣﹐在食品援助和安全問題上﹐一旦各國認識到食品援助和貿易限制都不是解決發展中國家食品供應匱乏問題、確保食品安全的最佳政策工具時﹐他們在這方面的分歧就能得到彌合。要想讓發展中國家接受協議﹐很必要的一點是﹐WTO需要在棉花和食品安全問題之外要求發達國家更普遍地在農業問題上實施改革。幸運的是﹐美國和歐盟都已提出降低進口農產品關稅和國內農產品補貼﹐加之日本和韓國也在他們之後有類似表示﹐因而﹐他們在擴大農產品開放問題上減少分歧的前景更光明了。
如果各方不接受有所得必有所失的觀念﹐貿易談判就不可能成功。香港會議若想有所成就﹐必須做到以下幾點﹕(1)發達國家必須承諾大力進行農業改革﹔(2) 新興市場國家放開非農市場准入﹔(3)其他發展中國家降低在特別及差別待遇(SDT)方面的要求。這種待遇本質上等於讓他們可以免受WTO相關規定的約束﹐他們一方面可以不必回報發達國家做出的市場開放舉動﹐同時﹐他們對發達國家市場的部分出口產品還能享受到優惠關稅。SDT本身并不能促進發展﹐關稅優惠對促進發展的貢獻也很有限。不過﹐仍有國家死死抱住這些東西不放。
學者、施惠國的政府以及拉米先生也支持為貧困國家設立一個以“援助換貿易”的基金來實施貿易改革﹐具體做法是向他們提供實施貿易協議所需的資金﹐幫助他們進行國內配套改革﹐以使貿易改革的成果實現最大化。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都有幫助發展中國家實施貿易改革的項目﹐而且﹐一些經濟發達的成員國也向WTO的相關計劃貢獻了不少資源。
對那些為自己的最大福祉而進行改革的國家﹐如果它們無力承擔改革所需的前期成本﹐那麼向它們提供援助可能也是合理的。況且在現實中﹐發展中國家通過向改革的受益者收取一定報酬來補償那些承擔改革成本者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實際上﹐這也正是過去那些結構性調整和政策性借貸的理論基礎。但這種借貸成功的例子並不多﹐這意味著“以援助換貿易”基金的資助同樣有可能遇到類似問題。這些問題是真真切切的﹐在設計這樣一個基金的時候應事先預見到並在具體安排上有針對性地預防這些問題。
(編者按﹕本文作者T.N. Srinivasan是耶魯大學Samuel C. Park, Jr.教席經濟學教授。本文是這週有關世界貿易問題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
香港時間2005年12月13日15:59更新
達成這樣一個協議需要各方作出讓步﹕農業方面﹐需要歐盟、美國、日本及韓國有所表示﹔在非農市場准入方面﹐則需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作出妥協。發展中國家還必須認識到﹐多哈回合如能結出成果﹐達成實現商品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以及資本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協議﹐長期而言將於他們有利。
多哈回合命運多舛已是有目共睹。從2001年發表多哈宣言﹐到2003年坎昆部長級會議宣告失敗﹐再到後來在2004年7月達成談判框架協議﹐一路充滿波折。隨後的進展包括﹕(1)歐盟和美國提出削減農產品關稅﹔(2)歐盟在部分開放糖業政策和香蕉關稅制度方面採取了步驟﹔(3)WTO決定將2003年8月針對WTO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TRIPS)某些內容所做的修正永久化﹐從而使貧困國家更容易獲得專利藥的廉價仿製藥。
不過﹐理智地說﹐給多哈回合所貼的“發展的回合”標簽使人們產生了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認為如能順利完成這一回合的談判就能解決發展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是當事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進程中的核心問題。這方面相當複雜﹐涉及很多深層次問題﹐而且不同的國家問題也是千差萬別。可以肯定的是﹐更便利地進入全球商品、服務和資本市場無疑將帶來巨大的機遇﹔對這些機遇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勢必能加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不過﹐一國國內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限制可能會制約這些機遇被利用的程度和所能實現的利益﹐因此﹐國內改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非農市場准入大多已開放﹐工業化國家的關稅壁壘已經很低。不過﹐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壁壘仍很高﹐即使是在多種纖維協議(Multifiber Arrangement)取消後仍然如此。同時﹐部分發展中國家貿易壁壘偏高也傷害到了其他的發展中國家。這次會議應該有可能達成這樣的協議﹕發達國家有義務適時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而發展中國家也應削減關稅。
發達國家對農業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目前﹐對南撒哈拉國家至關重要的有關棉花問題的協議已經基本達成。同樣﹐在食品援助和安全問題上﹐一旦各國認識到食品援助和貿易限制都不是解決發展中國家食品供應匱乏問題、確保食品安全的最佳政策工具時﹐他們在這方面的分歧就能得到彌合。要想讓發展中國家接受協議﹐很必要的一點是﹐WTO需要在棉花和食品安全問題之外要求發達國家更普遍地在農業問題上實施改革。幸運的是﹐美國和歐盟都已提出降低進口農產品關稅和國內農產品補貼﹐加之日本和韓國也在他們之後有類似表示﹐因而﹐他們在擴大農產品開放問題上減少分歧的前景更光明了。
如果各方不接受有所得必有所失的觀念﹐貿易談判就不可能成功。香港會議若想有所成就﹐必須做到以下幾點﹕(1)發達國家必須承諾大力進行農業改革﹔(2) 新興市場國家放開非農市場准入﹔(3)其他發展中國家降低在特別及差別待遇(SDT)方面的要求。這種待遇本質上等於讓他們可以免受WTO相關規定的約束﹐他們一方面可以不必回報發達國家做出的市場開放舉動﹐同時﹐他們對發達國家市場的部分出口產品還能享受到優惠關稅。SDT本身并不能促進發展﹐關稅優惠對促進發展的貢獻也很有限。不過﹐仍有國家死死抱住這些東西不放。
學者、施惠國的政府以及拉米先生也支持為貧困國家設立一個以“援助換貿易”的基金來實施貿易改革﹐具體做法是向他們提供實施貿易協議所需的資金﹐幫助他們進行國內配套改革﹐以使貿易改革的成果實現最大化。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都有幫助發展中國家實施貿易改革的項目﹐而且﹐一些經濟發達的成員國也向WTO的相關計劃貢獻了不少資源。
對那些為自己的最大福祉而進行改革的國家﹐如果它們無力承擔改革所需的前期成本﹐那麼向它們提供援助可能也是合理的。況且在現實中﹐發展中國家通過向改革的受益者收取一定報酬來補償那些承擔改革成本者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實際上﹐這也正是過去那些結構性調整和政策性借貸的理論基礎。但這種借貸成功的例子並不多﹐這意味著“以援助換貿易”基金的資助同樣有可能遇到類似問題。這些問題是真真切切的﹐在設計這樣一個基金的時候應事先預見到並在具體安排上有針對性地預防這些問題。
(編者按﹕本文作者T.N. Srinivasan是耶魯大學Samuel C. Park, Jr.教席經濟學教授。本文是這週有關世界貿易問題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
香港時間2005年12月13日15:59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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