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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行腳者—女書店專訪「台灣三部曲」之
                  《風前塵埃》作者施叔青          

        

   受訪者：施叔青    
   訪問者：瑛瑛、夏琳
   記     錄：夏琳
   地     點：女書店

   
  二月晴朗的早晨，寧靜的女書店來了一位訪客。優雅帶桃金色的旗袍，映襯出湛湛銀髮下的笑顏氣質。她是作家施叔青，也是一路上為歷史不停止作見證的行腳者。在施叔青短暫回台的期間內，女書店專訪了這位堅毅的寫作苦行者，以下為當日的珍貴專訪內容節錄：

                                   
瑛瑛（以下簡稱「瑛」）：十七歲的您以＜壁虎＞一作闖入文壇(壁虎所描寫的是一個年輕患有肺癆病的少女，見證一個成年女人───大嫂──如何以她縱欲敗德的行徑，加速毀滅一個已然敗落的家庭)，後來『香港三部曲』的計劃書寫達到一個成熟的創作期， 更被《亞洲洲刊》評為二十世紀百大中文小說之列。有人說香港能滿足您的考掘風物癖好，豐富您對政治/性別與權力的思考，那現在進行中的『台灣三部曲』的書寫計劃帶給您的是什麼？ 

施叔青（以下簡稱「施」）：我是一九七七年，差不多在六四天安門前後開始寫香港三部曲。因為是以外來的身份作切入，所以可以用比較清新敏銳的觀點來探究香港，基本上在書寫上的揮灑上是毫無顧忌的。由於香港剛好碰到六四天安門的社會運動，我很立即地產生參與感，認同到自己也是當中的一份子，也產生了我想看香港歷史的初衷。我以1842年到1990年開始，為這段述說香港歷史的小說作傳，黃得雲這個角色的意義，不只在傳統小說，更有著歷史小說的況味。從香港割據給英國的觀點進入，女主角被綁架與她微寒的身世，都在在呼應了這部小說與歷史脈絡的牽扯。

      至於書寫台灣那就是另一個世界了。台灣的名字上頭插了五、六隻國旗，這中間是很斷裂的認同糾葛關係。因此我在書寫的時候，便考慮到以家族史的觀點來看。第一本《行過洛津》，以鹿港古名「洛津」作為出發，從收集資料到小說的書寫，都是考據再三，鉅細靡遺的。第二本《風前塵埃》從1985日治時期切入，那又是一段漫長的資料考究史，埋在資料當中的困苦，又是另一頁的故事了。由於日治時期實在有太多可以書寫的故事了，因此在第三本的主題上，我仍然延續日治時期的歷史。甚且因為我有曾為東華大學駐校作家經驗，對於花蓮又有我濃厚的感情，像是太魯閣事件等都引起我很大的關注，這些都是我接下來書寫的聚焦。總的來說，日治時期是一個相當長的含括，橫隔的時代背景也非常漫長複雜。從隱沒的歷史到如今成為顯學，各種田野調查、官方表述的出爐，所探討的範圍相當廣闊。從就連日治時期的產婆都有鉅細靡遺的專書出版，便可見一斑。從醫學到藝術，實在過於龐大。因此第三本仍然從日治時期出發，是不得不的必要。而對於『台灣三部曲』的書寫計劃，我亦有著與「香港三部曲」同樣認真看待，卻迥然不同的書寫脈絡。

 瑛：第一部《行過洛津》是寫您的家鄉鹿港，第二部《風前塵埃》選定花蓮,，是既定的寫作計劃，還是和去東華大學任一年的駐校作家巧合?《行過洛津》你用一個男身女形的許情，《風前塵埃》用日本女子無絃琴子來貫串整本小說，是有意的安排嗎?可以了解您的創作意圖嗎? 

施：這是相當有關係的。 在東華駐校的期間，我有許多深刻的人生體驗，和原住民之間的互動、看到日本移民村舊址的心情，這些都成為我進入《風前塵埃》的書寫背景裡很大的幫助。這兩部小說就角色來談，《行過洛津》裡的許情，其實有著台灣命運的象徵縮影。許情家窮、被豢養的苦難男性形象，就如同台灣人的命運。他身為男性卻被迫轉換成女兒身的無奈，裡頭隱含很悲苦的命運。當官員要把閩南的梨園系，以中原的型態進行改化，將閩南視為低俗的語言，這當中變成一種霸權的驕傲。許情這個悲苦的角色，與台灣命運之間的牽扯，是隱然呼應的。

     至於《風前塵埃》裡的無弦琴子、橫山日姬角色的鋪陳，它其實講得還是一段受苦的歷史。日治時期的辛酸，日本人把台灣當成次等公民，不把人當人看。在種族與階級的糾結底下，橫山日姬所受到的命運侷限，代表著整體台灣命運受歧視的苦難。如同虛構的「真子」其人、「二我」照相館的命名，都有著自我認同矛盾與糾葛的情節。在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幻夢之下，連日本婦女的和服都可以成為變相的戰爭宣導，成為戰爭策劃者的工具，在這樣的歷史下，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會變得多糾結，可想而知。而《風前塵埃》裡無弦琴子的母親橫山日姬，對她的角色而言，感情是帶有濃厚的鄉愁的。橫山日姬對台灣的思念與輾轉情緒，透過無弦琴子的追尋歷程，浮顯出的亦是台灣命運的幽微情事。

 

夏：在閱讀《風前塵埃》時，明顯感受到比閱讀《行過洛津》要感到入手的困難許多。不但閱讀起來比較慢，也往往需要閱讀一小段落後便掩卷思考一番。書中所述，施淑老師曾提到這部小說較《行過洛津》又更富有藝術性的文本特質。讀者的閱讀經驗也有如此感受。不知道在您書寫的過程中是否也有不同的心裡轉折呢？而您修讀戲劇學位的經歷，是否也對您寫作有許多不同其他的觀點和影響？

施：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在書寫的時候內心的糾葛，的確也是兩種截然的心境。同樣都是用盡心力在寫，但是在書寫上，由於時空背景的不同，書寫的感受和著眼點也有很大的差異。《行過洛津》寫鹿港。鹿港是我從小出生的地方，在書寫的時候，對於一景一物的描寫就感到心有戚戚，那些街道、空氣、氛圍的描寫，回憶起來都有一種香甜的滋味。在書寫的時候也是下筆如神，十分流暢的。當然，後來我到了異鄉，離開鹿港越來越遠，但是鹿港小鎮在我的心中始終是家鄉的懷念，寫來也是帶著濃厚歷史感的。

    
    《風前塵埃》寫花蓮，還包括時代背景的不同，我蒐集了許多的史料，功夫之龐雜，也是耗盡我心力的。由於《風前塵埃》提到的日治時期背景都不是我所親身經歷的，因此在書寫上，我以一種帶有含蓄性的美感出發來描繪。這也許就是施淑老師所說的藝術性吧。讀者在閱讀上經歷的閱讀較慢的情況，我想也是我寫作中心裡琢磨的地方，我用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寫法和美感在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