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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政策研究與文化研究當作兩個非常不同的取向，檢視它們在政治經濟研究的邊界上，如何看待傳播。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是包含廣泛的知識運動，集中在建構文本意義，而文本則指涉所有形式的社會傳播。Williams(1961)＆Hoggart(1957)促動文化研究從分析典籍到日常生活，認為文化不只是優勢精英所生產的，文化是普通的、日常的生活產物，由所有社會行動者生產。

文化研究貼近地認定，文化是普通的、是日常生活的產物，文化的生產、分配與消費，均極普遍。因此，文化不限定於精英所創造出來者，不再是多年來被舉為文化正統的東西。

另一些文化研究則知道，社會動能的多面貌之形式，具有大放能量的潛力，各面貌均有自己的主體性與意識，這對政治實踐具有重要的活絡意義，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卻很少對此著墨。

政治經濟學應納入文化研究的成果，因為「資本主義與其他社會關係對於現存語言與論述規則，造成了它們亦未預見的效果，特別是階級與性別抗爭，對於不同的社會符碼與符碼，更是造成了特定的效應。」

英國文化研究

‧ 受到馬克思主義取向強烈影響，對權力的分析，特別是界定與實現需要、利益的權力。

‧ 認定文化與社會關係，格外強調社會關係的文化建構。

‧ Hall(1980)認為最好將文化視為社會差異、抗爭與對抗的場域。

英美文化研究差異

‧ 前者採取更明顯的馬克思主義與政治立場。

‧ 後者被認為它具有「肯定現狀的性格」，超脫了政治。

偏向從多元社會觀及多元政治觀取得動力；又從功能主義人類學與社會學取得動力；又從形象互動派的社會心理學取得動力。

美國文化研究被認為有五個很根本的缺陷：

1.過度估計閱聽人在接收時的自由。

2.使閱聽人商品化的意味減至最低。(和政經學派相反)

3.無法區別訴求大眾的廣告及專門的媒體。

4.將積極地接收誤認為政治上的積極作為。

5.在對立次文化之內產生的進步解讀方式，實屬例外，卻常被當成常模。

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分道揚鑣的原因

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取向接受主體性的存在，也相當兼容並蓄，但他總還堅持實存主義者的知識論，並繼續主張歷史研究、以具體的社會整體作為思考架構、道德信守，以及克服社會研究與社會實踐的區別。

而文化研究出現了費朝詩稱之為「主體的自戀」傾向時，拒絕以歷史實踐與社會整體作為思考架構時。且文化研究出現以使用特殊語言來表達的傾向，違反文化研究的初衷。

最後文化研究拒絕勞動及勞動過程，卻轉而檢視消費的社會「生產」以及因此而就傾向於否認勞工在當代社會變遷的價值。(Luke，1989)

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差異

‧ 「權力」

政治經濟學集中在權力的宏觀社會組織；文化研究將分析焦點轉移到較小的的權力組織，集中在分析權力如何相互構成「交戶主體性」。

文化研究也在提醒政治經濟學：權力亦在小的層次運作，權力具有交戶主體性的性質，而我們透過觀察技術，可以查知其存在與運作，文化研究豐富了政治經濟學對權力的了解。 → 「互補處」

政治經濟學同意，將權力視為一種資源、視為一種控制形式，但卻是「被納入了結構」，套用Mahon(1980)的話，權力根源於「不平等的再現結構」，它已經變成我們的社會體系的一部分，任何團體若在社會階級之內佔有優勢的市場地位，則將屢獲獎勵；文化研究沒有忽略權力，並且以許多方式呈現理解權力的方法，特別是強調權力之個人的、在地的與交互主體的面向，他門的權力觀似乎是根植於個人的主體性、個人的認同，以及集體行動。

‧「生產者位置」

文化研究傾向於將每個接受訊息的人，都當成是一個生產者，賦予訊息不同的意義，這是因為接受者都有自己的獨特「主體性位置」(Fiske)，而這些位置多所重疊，構成了社會生活；經濟主義就是直接從資本的邏輯、結構與動力，解讀文本。「生產主義」則是經濟主義的一種特殊形式，它從組成生產過程的資本循環，讀出了文本。

‧ 「社會整體性」

文化研究根深蒂固的一般趨向，表現在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身上，最為明顯，它們認為聯合、統一等於社會控制，解放等於「打破統一體，使之片斷化」；政治經濟學與其說社會整體是依據理論上的抽象推演與依據體系的內在特徵而得知，不如說社會整體性是經驗上可觀察的社會關係(特別是運作於資本主義之內的社會關係)之具體展現。

政治經濟學派聚焦於社會整體，使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對等或不對等的力量，無論是權力、依附、平等或是相互依附，均須加以檢視；文化研究則認為只要人們以歧異方式使用文化符號，也就是認同政治的成就。

政治經濟學對文化研究中極端取向者的批判

1. 文化研究的認識論立場，從實存主義轉移到了名目主義，政治經濟學派認為這個檢證過程必須連結於社會實踐。

2. 這種相對主義的知識取向，勢將在另一個層次升高成為政治相對主義，於是不再信守政治是目標確定的社會鴻圖，不再使研究動力與此鴻圖連結，而幾乎當成是為了個人認同而做的抗爭。

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缺失

‧ 政治經濟學堅持，透徹了解商品化過程，如何影響生產、分配與消費的循環圈，對於了解文化十分重要；而文化研究對於正統與異端的經濟學及政治經濟學之論點、深度、複雜度及廣度的了解太少，因此不能掌握政經論述的整個多元程度。

‧「閱聽人不是被動消極，但生產者也不是無所作為」 

─ 政治經濟學將閱聽人解讀文本，放在特定的權力 ─ 幾何關係中考察，放在商品化、空間化與結構化的協力脈絡中考察。從傳播的觀點來說，政治經濟學將傳播工業放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整體關係之內，續作考察，就是將傳播工業的各部門、國家規範與政策機構，以及市民社會團體，放在國內與國際經濟動態中，詳加探討，畢竟傳播工藝等力量，是在此動態中，相互構成的。

‧ 文化研究並沒有那麼清楚地信守任何政治企圖與目標。對政治目標的思考焦點已從社會階級移開，流動到性別、種族與其他認同形式。

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對話

→ Smythe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是後來的文化研究者)，在研究媒體當代資本注意的意識形態功能，而沒有從媒體為資本服務的經濟角色切入。

← Hill 認為政治經學派並未展示經濟動力與媒體再現/文本/想像之間的聯繫，忽略了後者本身的動力與運作過程。

政經學派(Curran＆Garham) vs. 文化研究(Grossberg＆Carey )

‧ Garham

認為文化研究誤認政治經濟論等同於經濟化約決定論。

早期文化研究者有明顯的政治意圖。(對抗優勢、統治階級)。

→ 和政治經濟學可相通，皆以推翻資本主義的支配為終極目標。

「虛假意識」能使知識份子適得其所。

‧ Grossberg

文化研究者絕對不認為所有權力形式都可以用資本主義的關係或經濟標準來解釋。

‧ Carey

文化研究的真正優勢，應該在於它的種族中心優勢。

‧ Murdock

認為文化研究應該注意「文本的生產條件」「所有基本運作都來自於統合資本主義產權的核心要素」，況且Hall也指出「意識型態的環境如何被結構」的

「必要起點是產權與控制的結構」

批判政治經濟學觀點：

1. 要了解當代文化，必須先認知製造意義的核心。

2. 充分了解文化生產的必要條件。

3. 闡述發覺生產組織與消費實況的關連；文化研究者方智學研究太多僅止於描述

4. 必須關注階級問題

5. 文化研究需注意公民問題

政治經濟學與政策科學

　　政策科學有兩個發展重心，一個中心尊厚政治分析，將「國家機器」作為主要分析對象；另一中心著重「經濟」論點，企圖延伸新古典為主的理論，使之運用於政治的、社會的與文化的生活。

傳統政治經濟學偏向從特定時候占據支配地位的資本型態，「讀出」國家機器與其他「上層結構」的力量。

共通點：均分析全部社會整體，想要以此轉變社會。

　　差異點：政策科學偏向多元主義者的政治分析；政治經濟學派堅持資本是影響大局的主要能量。

政治經濟學堅持Garnham(1988)評論Williams所說，它的分析基礎必須是「進行中的社會整體觀」，起點是社會過程(如階級形成)，政治經濟學也堅持，市場必須要由社群與公共生活取代，並且必須對複製階級強權的理性，反對到底。

政治經濟學與政策研究

‧ 政策研究認為權力分散不集中，是社會場域之中，許多運作力量之ㄧ；政治經濟學則認為，權力凝聚而被納入結構，是塑造社會場域的一個核心力量。

政策研究

政策研究汲取了多元政治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它分析並評估不等行動路線(包括傳播)的價值。這個取向的主導者「公共選擇理論」(或稱作是「實證政治經濟學」、「理性預期」取向)，擺明了要以正統經濟學研究的工具，運用在政治科學，企圖則是創造政策科學。

公共選擇理論的企圖，是要以市場機能、個人選擇與私人自利等原則構成其科學骨架，市場機能是所有集體活動的結構模式，舉凡商業、政府、志願團體、利益團體與家庭的活動，均須以市場原則加以解釋，規範判斷的準則是這些活動在多大程度內，能夠吻合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理論的理念型)要求。

公共選擇理論促使政策研究必須採取規範或道德立場，以此改進社會生活，使其符合市場原則，因為這才是人們最能夠自利的方式。依照這個觀點，政策研究的職責是要提出策略，減少選擇過程所必須支付的交易、資訊與機會成本。

這個取向對傳播研究產生影響，關於以下主題的政策議題，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電波頻譜的價值、配用電波的適當政策、規範機構的員額，以及解除管制的成本與後果。

政策研究立論源頭是多元政治觀，認為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總是有許多相對平等的參與者，直接與聞其事，因此我們必須處理每個參與者的特定利益與行動，如此才能解悟完整的政策形成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