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跡天涯

為什麼《商業周刊》不願意去深究背後的社會結構問題，而要募集一些不知所謂的「生命教材」？各位，你們真的以為讓小朋友唸了珍惜生命的書，長大就不會因為經濟壓力沒有飯吃而自殺嗎？或著反過來說，如果你現在二十幾歲在工作了，你還會記得小時候看過什麼教材嗎？當然有好教材是好事，雖然我懷疑它到底能有多少用，不過旁支倒是不用太追究。主要的問題是：社會結構的脈絡呢？怎麼不見了？「原住民鄉的大人怎麼會自殺？」這才是《商業周刊》作為一個媒體應該探討的吧？《商業周刊》不探究這些，原因很簡單，這種事情和他們平常追捧的「成功」價值不符合。《商業周刊》標榜的成功人士，都是這種社會結構的既得利益者。而他們的目標讀者，若不是已得利者，不然就是想成為得利者的人。《商業周刊》不好意思指著讀者的鼻子罵，當然不會批評整個社會結構啊。

Google了一下，我發現早就有人覺得《商業周刊》從水蜜桃阿嬤的故事到捐助生命教材的連結太勉強，邏輯太跳躍。

茄苳樹窠說： 

我很想知道孩子們的父母為什麼覺得無法活下去？

或許這不是紀錄片可呈現的，但是以商周這樣的媒體，應該可以更從結構面去探討造成貧富不均、城鄉差距等問題的因素，談教育資源的不平等，甚至就鎖定卡債逼人的問題做探討(孩子們的母親因卡債而自殺)。除了個人心理建康因素之外，整個社會環境的問題，難道不該多著墨？

我更想知道的是孩子們的未來是否有轉機？

在成為這樣一部紀錄片的主角之後，他們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機會嗎？還是只是成為都市中產階級滿足自我良心的募款工具？

這些孩子們顯然需要的不只是生命教育教材，而是更多的愛與溫暖、更好的成長教育與生活資源。

 annpo說： 

如果有了教材，卻缺乏有能力的老師，空有教材，代表什麼？我們並不缺乏激勵人心的故事，但我們少了很多把這些故事拉近生活裡的力量。我們的老師也是人，也有情緒，我們尚且擔心老師心裡「無法健康」（請參考侯文詠的危險心靈），又如何相信一份教材就可以拉起我們的孩子，讓他認知生命的意義。 

叫商業腦去做公益，簡直是請鬼拿藥單，跟叫楊天發辦二軍一樣啊。不管出發點多麼好，最後還是在亂搞。《商業周刊》這樣亂搞也不是第一次，棒球迷可能還記得之前他們怎麼消費郭泓志的。《商業周刊》不認為自己做錯，因為他們自認為「我都是為你好」。至於真正為誰好，誰真的受益，各人有不同想法。閱聽者得到心靈上的激勵，水蜜桃阿嬤得到社會的關注，但是類似水蜜桃阿嬤情況的其他人們，他們的生活不會因此改善，這是確定的。我必須稱讚高金素梅委員這次做對了，而且做的很好。「愛心捐款不能拯救部落，水蜜桃阿嬤是部落結構性問題。」這個論點是非常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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