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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王聰威台北和高雄有什麼不一樣，王聰威毫不遲疑地說︰「就像滷肉飯一樣，台北那種碎肉配飯應該叫作肉燥飯，我們那裡是一整大塊滷肉放在飯上。兩個世界。好像是即使你穿同一件衣服還是會被認出來。」王聰威就像是他自己形容的高雄一樣，雖然當過FHM、美麗佳人等時尚流行雜誌的副總編輯，在時尚文字世界也有十多年經歷，一邊寫小說同時也一邊寫房地產文案，翻開書封那一張他請時尚攝影朋友幫忙拍的秀氣青年作家照和他本人完全不像，坐在Mei’s Tea Bar裡，王聰威看起來還是像剛從高雄上來的年輕人，「講鄉土是好聽啦，我臉色那麼差看起來就像個綑工。」語氣間有高雄人的爽快直接。

以前的王聰威，好比那本編選他大學以來作品出版的《稍縱即逝的印象》，投入在法國新小說派肢解故事主軸、以文學小說技法專營不可能成為故事的細節、場景、沒有身份的人物、混亂而跳躍的時間線呈現人類本就瀕臨破碎的記憶方式，推翻過去寫實主義小說限制想像力的窠臼，當時許多作家也與法國新浪潮電影合作。「我喜歡他們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重視故事，引用奇情或推理小說當作範本，但是會把它解構的肢離破碎，逼迫讀者注意到原本不會注意到的東西。小說基本上就是虛構的，寫實主義小說傾向讓你以為一切是真的，新小說派只是把小說的原型翻出來，技法混亂，讓你處在不知明時空，明知這世界不可能存在卻又無比真實，造成巨大落差。」

但是新小說派慢慢變成了王聰威的僵局，原本實驗與前衛的小說方式變成純粹反叛上的侷限與瓶頸，「我不是一個冷漠無情，對故事沒有感覺的人，我想把故事重新放回小說裡。新小說派太輕了，再也沒有所謂的前衛小說的存在。實驗高峰也過去了，無法再表達我的思想。當然就算寫故事，我也不想再回到所謂鄉土文學的方式。」在二十一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決審會議上，東年如此定義了異於七零年代的「新寫實主義小說」︰「作品反映一般人的生活狀態，不極端粉飾人的個性，不刻意雕琢人的心理空間，而力求生活面貌的客觀細節和事實。作者不經心經營完整結構，也不特意將情節戲劇化，而是遵照生活瑣碎事物和平凡故事的運行。」

「鄉土」兩字被濫用過深，也壞了小說所冀望羅織的大幻象，王聰威出版之時就和編輯溝通不要在書的設計上出現「鄉土」兩字，拍攝的黑白時尚 studio照大約也有這樣的意味在。「鄉土文學在六年級創作者世界不可能繼續繁衍的原因第一個是題材手法僵化，第二是我們早就脫離了鄉土情景。高鐵都出現了，比較可能描寫的大概是距離拉近所映襯的人心疏遠。就算有了高鐵我一年還是只回去高雄一次阿！爸媽擔心我過得好不好，那種情感是同樣的。」

這樣形容王聰威在寫《濱線女兒》的日子吧。

獲得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的他辭掉了時尚雜誌編輯的工作，白天他幫房地產寫文案，製作一整張日本最昂貴豪宅名稱表，找出最適當名稱算過筆劃，然後盡其可能的將日本奢豪情境套用在虛擬的台灣建商文案上；晚上回家，他在牆上貼了小說《濱線女兒》中，高雄鼓山區的「哈瑪星」地圖，一個流動著遊民、精神病患、貧民的地圖，自己也笑說這種差異造成作家本身的痛苦。他發展出一則則各自可以脫離拆解的故事：賣雜什仔的馬公婆、外省與山地混血的女兒、在骨肉搭厝裡翻看舊相簿，彷彿真有其事述說過往的瘋千金、吊死在榕樹上的查某。「我讓主角從火車站出發，發展一種構造精巧、偏離真實的境域小說。」就像他在網站上編造許多偽知識，他這麼描述鯊魚夾：「改造自一種日治時代憲兵隊專門用來懲罰強暴犯，叫做「鮫鋏」的刑具。有上中下三齒，下齒以兩根鯨魚骨磨成半弧形彎曲，嵌實於一根鯨魚骨上，可以由下而上環扣住生殖器。上齒與中齒則嵌在同一根鯨魚骨上，上齒是磨尖的三根彎曲鯨魚骨，能倒勾插入生殖器。中齒在下，是一排小青鯊的短牙，用以直接插入。刑罰時，憲兵會先用毛刷將犯人的生殖器刷到勃起，再夾上鮫鋏。接著，無論犯人是繼續勃起或是疲軟下去，生殖器都會被嚴重撕裂。」

《濱線女兒》裡許許多多的假知識、假人物、真情感，一個設計錯誤沒有出口、沒有單一指向的迷宮，或是一個寬廣的城市。新生代作家少專注於發展當地故事，小說裡的「哈瑪星」，是高雄最早使用自來水、電燈、電話、電力的現代化城鎮。他寫的是「哈瑪星」慢慢褪掉色彩、向內崩潰的過程，以及生在其中，血肉牽絲的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