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夢想的天空

《金恆煒專欄》侯寬仁珍愛馬英九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feb/17/today-o6.htm

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終而遭到起訴，偵結的時間選在春節長假、股市封關之前，不能說不是出於輿論力量的制約。誠如追求法律正義的學者貝加利亞（Casare Beccaria）所說：「維繫社會的唯一約束就是輿論，當會封鎖參與裁判者的暴力與欲望」。貝加利亞的重點在「裁判者的暴力與欲望」，從侯寬仁主草的「特別費」起訴書中，充分看到這些。

侯寬仁在三十九頁的起訴書中，關於馬英九部份最關鍵的兩個名辭，一個是「詐領」，一個是「罪疑惟輕」；前者用語包括「詐術」、「不法」、「概括犯意」等，大約使用了九次，而「罪疑惟輕」，相對的也使用了七次之多，但因「罪證確鑿而無從狡賴」，即使用最寬鬆的「罪疑惟輕」，也不能坐視。換句話說，檢察官侯寬仁是在「求其不起訴而不得」的情形下，才不得不爾！

這就是為什麼侯寬仁公開表示他偵辦「老長官」馬英九的過程，充滿「痛苦」、「掙扎」。相對的，檢察官張熙懷主持陳總統「國務機要費」的起訴，公然宣稱是「福報」；皆是「貪污罪」，為什麼差那麼多？將這兩個案件放在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來看，完全符合汪平雲律師的診斷書：「有轉型，沒有正義」；而這正是台灣之所以「民主脆弱」，也正是「民主內戰」的內在因素。

從歷史上看，從專制到民主，司法依然不公，是有前例可循；威瑪共和國的司法與台灣今天非常神似。威瑪共和肇建，帝國時代的法官繼續霸佔位子，沒有人移動他們，他們自己也不想移動，這些人幾乎全來自特權階級，和過去的貴族、官員及保守派人物都有緊密關係。在法庭上，青眼對前帝國的官員，白眼對左派的共產黨份子。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間，左翼份子犯的謀殺案有二十二件，十七件處重刑，十件以極刑結案，而右翼份子，犯了三百五十四件謀殺案件，只有一件判重刑，但非死刑。以徒刑論，若罪責相當，左翼犯人判十五年，右翼只有四個月，而右翼的叛亂犯也有無罪開釋，然後技術性的讓他逃亡海外。

以德國帝國養成的司法體系看「黨國」，沒有相同嗎？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是一例，「宋陳密會」案，竟判扁敗訴，且賠償三百萬鉅資，而「柔性政變」，扁也敗訴。對馬英九「罪疑惟輕」，對扁「罪疑惟重」？輕重之不同在「我們」與「他們」的「敵我之判」；辦馬英九是辦「自己人」，辦陳水扁總統是辦「他者」。對內的標準則是權貴與否，同馬案的余文，區區科員，侯寬仁連一個「罪疑惟輕」也吝而不給？公平嗎？正義嗎？

更重要的是，「罪疑惟輕」不可以亂用，原典出中國古籍《尚書》〈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其輕」；通讀原文，就知道此原則不能用於「貪污」小案，只適用於死刑之判定，侯曲意呵護馬英九到亂用／濫用「惟輕」，這是其一。再與「台開案」判決相比，扁婿趙建銘是「竊國者侯」，那馬英九呢？馬英九將「公費」納入「私囊」，卻「從輕量刑」。為什麼天壤差別如此？

「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不只是法律問題，本質上是政治案件。政治判決的結果，固隨情勢的發展而衝擊日減，但放在台灣的民主發展史上，今天司法對藍綠千差萬別的處理，不啻提供重要的史料以供後來者的研究；威瑪共和國的前車，果是台灣的後鑑。

（汪平雲兄英年猝逝，痛心至極，援以此文追悼於萬一。）

（作者為《當代雜誌》總編輯）

酥餅：由起訴馬英九看檢調的雙重標準

http://blog.roodo.com/subing/archives/2719201.html

誰來監督法官

見樹不見林的司法 

 不排黑了！不排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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