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夢想的天空

設置一個國家級的台灣文學館有那麼困難嗎？這個標誌台灣文化深度和水平的文學館，早從一九九一年就由文建會提出籌建，名為「現代文學資料館計畫」，立院審了八年,國家台灣文學館至今仍遭擱置，又是為＜反對而反對＞......

去年十二月下旬，立法院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初審「國家台灣文學館設置條例草案」，這項攸關台灣文學發展的法案，由於擬採法人行政組織型態，而遭部分國民黨立委杯葛，相關條文遭到保留，法案因此擱置。這個有「文化」、「教育」、「法制」的聯席委員會說得很好聽，明明擱置了，還說要「等待舉辦公聽會聽取各方意見後再審議」。這樣一則新聞，在貪贓枉法事件不斷出現的台灣社會，可能激不起一點漣漪，引不起一點注意。

設置一個國家級的台灣文學館有那麼困難嗎？這個標誌台灣文化深度和水平的文學館，早從一九九一年就由文建會提出籌建，名為「現代文學資料館計畫」，其後納入行政院十二項建設計畫，合併規劃為「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但此後就無消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顯然缺乏對台灣文學的深刻認知，也缺乏保存文學史料的誠意。直到一九九八年春，台大教授、文學界耆老齊邦媛在九歌出版社創立二十週年酒會大聲疾呼文學界要爭取一個「獨立、沒有意識形態爭議的國家文學館」之後，引起台灣文學界熱烈的回響，媒體也大表重視，行政院在輿論壓力下，才在當年年底同意將設於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之下的「文學史料組」提升為「國家文學館」；接著次年一月，立法院第三屆第六會期聯席會議審查「國家文學館組織條例」草案時，通過將「國家文學館」更名為「國立臺灣文學館」，而由行政院於二○○三年核定「國立臺灣文學館開館營運計畫」，並於同年十月先行開館，並定名為「國家台灣文學館」，營運迄今。惟與該館定位有關的設置條例卻是一延再延，到了上個月仍遭擱置。

從一九九一年由文建會提出籌備「現代文學資料館」算起，十六年過去了；從一九九八年春齊邦媛教授疾呼要爭取一個「獨立、沒有意識形態爭議的國家文學館」算起，九年過去了；從二○○三年「國家台灣文學館」開館至今，也過去三年多了。我們這個號稱要與世界接軌，號稱民主進步的國家，連一座象徵國家文學水平的國家文學館的法制化工作都完成不了。立法院當然不容卸責，立法院從一九九九年一月審議國家文學館條例至今，審了八年，一無所成，一再延宕，還好意思說要「等待舉辦公聽會聽取各方意見後再審議」，這是什麼樣的立法品質？更可怪的是，一九九九年這個條例提出，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二○○六年十二月，這個條例再遭擱置，則出自此刻在野的國民黨立委。一個無關意識形態，有助於從文學部門展現台灣作家豐富文物的文學館，國民黨在朝時推動，在野時阻撓，這又是什麼樣的心態？

國家文學館，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都屬標誌國家發展力的重要文化指標，它和博物館、美術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和位階；一個國家要展示她的文化力，這些具有文化累積性的文物史料蒐集、管理、典藏、研究、推展及其總體成效，就不可或缺，因此更需要政府和社會正視。設置條例草案仍未立法完成之前，國家台灣文學館仍以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維持營運，其窘迫、其侷限可想而知。但儘管如此，各界還是可以看到該館三年多來的努力成果。

我記憶所及，印象深刻的，就可舉出以下四端：一、在文物典藏部分，積極收藏重要作家文物，加以維護，這些作家不分省籍族群，如朱西甯、柏楊、張秀亞、黃得時、葉石濤、龍瑛宗、鍾肇政、林海音、楊逵等前輩的文物、手稿，總計已有八萬餘件；二、在史料蒐集部分，已經完成「日據時期臺灣文學日文史料蒐集整理計畫」、「臺灣白話字文學資料蒐集整理研究計畫」等研究，對於豐富台灣文學內涵及研究都有助益；三、在出版方面，我手上就有《楊逵全集》、《全臺詩》、《呂赫若日記》以及剛出版的《葉石濤全集》，每部都是台灣文學的重要資產，加上年年出版的《台灣文學年鑑》，記載台灣文壇動態…，這些工作若非以國家預算、人力和規模進行，則幾無付諸實現的可能；四、在研究推展方面，該館三年來幾無停歇，舉辦多場跨越族群、性別、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學術研討會，場場爆滿，對於激勵學院研究和學術發展，也功不唐捐。

這樣的國家級文學館，在經費、人力不足，位階、身分不明，工作條件與待遇報酬均相對低劣的情況下，還是努力做事三年，而結果是設置法案持續被擱置三年，「黑機關」三年。試問這三年來不聞不問，甚至阻撓、推遲法案通過的立委能不汗顏嗎？

所謂文化立委 如何無愧

做為一個長期關心台灣文學與文化發展的作家，我早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就曾在本報副刊以「打造台灣文學新故鄉」為題，撰文呼籲台灣文學工作者以及關心台灣文學與文化命脈的人，加入催生國家文學館的行列，當時我還以樂觀的口吻期盼「讓台灣在邁進二○○○年之前，除了巨蛋之外，也能夠誕生一座獨立的、不受政治力掌控的國家文學館」。如今看來，政治力似乎仍然以粗鄙的心態和粗暴的手腕介入再單純不過的文學館立法過程中。面對台灣文學界的期待和台灣整體文化力的提升，現在應該是那些自許為「文化立委」、「教育立委」的委員們站出來推動法案立法，甚至也應將「國家台灣文學館」改回原來的「國家文學館」。否則將來如何面對「文化」「教育」而無愧？

（作者向陽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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