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細思

章詒和的《最後的貴族》（大陸人民文學版和臺灣時報版皆名《往事幷不如烟》）讓我想到白先勇和張愛玲。

她寫張伯駒、潘素夫婦赴吉林前到章家辭行，「送客時，父親執意送至大門。月亮升起來，樹影花香，庭院另有一番朦朧的景致。父親與張伯駒幷排走在前面，倆人一路無語。晚風裹著凉意，輕輕吹拂他倆已經開始灰白的額角。」（頁152）寫章乃器與章伯鈞在康同璧的安排下，於康府進行「他們『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見面，也是他們相交一生的最後會晤」之後，大家目送章乃器離去之際，「夕陽給這座僻靜的院子，塗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開的大衣，在寒風中微微擺動。」（頁209）如此傷感、如此悲凉的筆觸，直逼白先勇小說的境界。

而書中描寫那些在紅色政權所倡導的整齊劃一的生活、觀念及思維方式的壓力之下，「盡可能地以各種方式、方法維繫著與昔日的精神情感聯繫」， 最終却也難免被現實裡酷烈的政治逼入絕境的「最後的貴族」——康有爲次女康同璧及其女兒羅儀鳳，在在令人想起張愛玲和她小說裡的人物。羅儀鳳曾對章詒和說：「像我生活在這樣的家庭，又是一個人，是必須學會預算未來的。」如此精闢而幽怨的話，仿佛是從張愛玲小說女主角口中幽幽流出似的。

閱畢全書上網以酷狗搜尋，果然，章詒和承認自己是張迷，又說「白先勇很棒」。再進一步搜尋，發現竟然有張愛玲的傳記題爲《最後的貴族張愛玲》（胡辛著，臺灣國際村1995年版），也有白先勇的傳記叫做《最後的貴族：白先勇傳》（王玲玲、徐浮明著，臺灣風雲時代2004年版）。這，當然不只是巧合而已。

不過，章詒和的非虛構文章除了無限蒼凉和感傷的小說筆觸，還有驚心動魄的政治風雲和令人扼腕的人性乖謬。風雲詭譎時代裡的現實人生，有時候連虛構的小說也要自嘆弗如的。我因此覺得，《最後的貴族》比起《傳奇》和《臺北人》，更是好看，也更能讓我心痛。

這麽說，幷不表示後兩者的價值就略遜一籌。小說儘管再精彩，讀者始終認定那是虛構的，在現實裡未必就會發生，即便那發生的可能性絕對有。回憶文章却是紀實的，是一種歷史的見證，即便你不敢相信這樣殘酷荒謬的事情竟然會發生，最終你還是不得不承認，它確確實實已經發生了。正因爲是紀實而非虛構，《最後的貴族》更容易讓人鼻酸，更能够擊痛人心。

像張愛玲和白先勇那樣，章詒和曾在大時代裡和大宅門內生活過，見識過舊時代上層社會最後的光輝，因此寫起那些不合時宜的舊時代人物，筆下自有那已如烟消逝的時代之風華在焉。在她筆下，時間總是殘酷而公正的；那些人物即便被時代抹去了種種色彩，其風骨依舊鏗然傲立於歷史的幽深處，終於在多年後等到具有同樣骨氣的她，以史家兼小說家的細緻筆法加以描摹。人物原有的風華加上見證者深情的回眸，整本書因而有深沉而無窮的韵味。

《最後的貴族》是以晚輩的眼光寫父輩的血泪和他們時代的悲劇。然而，說到底，它其實是一部感懷身世之作，處處隱含著章詒和個人對時代的控訴。因爲是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後備受歧視，畢業後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劇院，名義上是在藝術研究室，實際上只派給放字幕等打雜的工作。文革期間，因爲在日記裡寫下「一人得道，鶏犬升天」（頁258-259），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入獄後不久，父親章伯鈞就病逝了。她在獄中過了十年，在獲得平反前夕，丈夫却因突發性胰腺炎猝死。此後她與母親相依爲命。一九九零年母親病逝，從此她孑然一身。

在〈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的末尾，章詒和寫道：「在經歷許多死亡和背弃後，無父無母、無夫無後的我，覺得自己比聶紺弩活著的時候，更加靠近了他，準確地說，是靠近了他的靈魂。」（頁298）她寫康同璧、羅儀鳳母女的姿態與神色，若非有自身的感慨襯底，大概不會如此生動感人。也因爲感懷身世，她才會在自序裡說：「我這輩子沒有什麽意義和價值，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單的人生。我拿起筆，也是在爲自己尋找繼續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將枯萎的心。」（頁ix）這句話滄桑而平實，讀完全書再回頭細思，却是雷霆萬鈞的。

不過，作爲一部紀實作品，《最後的貴族》有一個小小的破綻。在寫張伯駒的那一章裡，張伯駒說要詩詞做得又好又快，其要則有二：「一是諳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這兩條，唯一的辦法就是强記。」章詒和說自己在聽了章伯鈞一席話後痛下决心，這輩子不學詩了：「因爲我的記性差得驚人。……剛剛發生的事情，我先後說給三個人聽，那就一定是講述了三則大處相同、小處各異的故事。」（頁136）如果她的記性確實如此差，那身爲讀者的我們豈不也要懷疑她書中所寫的往事，可能會有與實情「大處相同、小處各異」的情况？

提出這個疑問，意在凸顯紀實文本，尤其是記憶書寫的內在困難。其實不管紀實或虛構，由於文字本身的局限，完全再現真實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所有的紀實，都只能是局部的寫實。寫實之筆不及之處，只能援引理性邏輯和想像，以小說家之筆加以補綴。在本文第二段所引的辭別畫面裡，作者寫章伯鈞與張伯駒幷排走在前面，晚風輕拂他倆已經開始灰白的額角。既然倆人走在前面，作者一定是從後面觀察的，那她如何看到倆人的額角呢？在此，作者顯然是透過合理的想像，用了小說筆法，來彌補其見證之不足。

因爲虛構的介入，章詒和的紀實文章與白先勇和張愛玲的小說，在書寫的系譜上乃有了更深一層的淵源。《最後的貴族》因此也可以當小說來讀。

(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