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集DungFang

最近注意客體的二元性，或者說雙重、多重含意，似乎可以解釋當我們使用一個物品，實際上只是目的的媒介。然而旁觀者在觀察時，如果不能連行為的前因後果一起考量，就只會得出這物品的「表面功能」，而非瞭解這種使用物體的行為實際上只是「達到目的地手段之一」，如果不能理解「內在功能」，則表面功能便無法解釋許多在行為上的特殊或新興現象。也就是去抓住那條「串起珍珠項鍊的線」，手段與媒介不能反客為主，否則將導致目的上的混亂。

通訊的發展讓我們這個世代比起之前更頻繁的藉由通訊設備或軟體(MSN、簡訊、手機、BBS)交流，然而令上一代不解的是：工具的進步怎有可能達到如此的效果？對工具產生依賴是因為達到實際目的嗎？那這樣通訊在達到傳達之後將不可能有進一步發展、或者是將通訊極至化，但如果將通訊視為一種「情感交流」的「媒介」，則可以說明為什麼有依賴與焦慮的問題，因為通訊被表徵為情感的連帶，說的明白就是具體的呈現人與人的關係，反過來對於新一代沒有經歷這種轉變的人而言，這種「具體的情感連帶」和現實生活中「抽象的感情連帶」偶爾相混淆，而造成「沒辦法連線」等於「切斷與他人的關係」(而且還很具體的呈現出來)。在這裡不得不提社會關係實際上也靠這種虛擬的象徵建立起真實的情感連帶，所以表面上的斷線實際上也會演變成現實關係的隔離狀況，於是依賴與焦慮在這種表面與內部模糊下，造成災難。

然而，這種通訊依賴畢竟是建立在情感上，而且只是「其中一種媒介」而已，就用我生活中的小例子作最佳結尾：有次宿舍網路掛掉，結果大家紛紛跑到交誼廳繼續串門子(笑)。通訊恰好在這個時代扮演情感傳遞與認識的媒介，而不僅僅只是技術改良或傳達信使而已。想要靠通訊行為來了解我們的世代，不妨先想想我們使用它的背後意涵。

最近許多事件，讓我反思「批評」的意義。

「criticize」一詞包含了批評、非難、挑剔、指責，以及另一個尖銳的字眼：批判(也許只有我覺得)。這個字以及行為在學術領域相當常見，藉由打擊或測試他人、自己的理論，試著補全漏洞或矛盾，這種方式隱含著「不斷否證以囚禁求近真實」的動機，並且強調嚴謹的思考過程與舉證，批評者須以此為立基來說服別人他的批評是有道理的。

然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批評似乎不期待這種「批評」本身應附何種檢證或嚴謹邏輯，最常聽到的是「我說了算」、「因為我是何種身份」與「爽不爽」來構成批評的正當性，這種「情緒的說服力」遠大於「理性的說服力」，而使得人人以為「志氣相投」等於「合理」。就算動機為善，對事情的改進意義不大。

另一種極端是反過來說只能有學者式批評，甚至表明了某些人具有「批評的資格」(啊咧？)，這種資格是因為它有其專業還是僅因為地位呢？如果不能符合嚴謹邏輯、有效舉證與正確動機，就算你是該領域的大師或元老，這種「批評」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牢騷或者抱怨，或者跟上述是一樣的。

某些人生經歷或者教育訓練，是可以幫助人在批判上具有獨到見解，嚴謹有效的批評可增加說服他人的機會，甚至，藉由批評而揭露解答。自己覺得批評是一種方法，跟個人的身份地位無關，經驗與從事影響批評的深度，而嚴謹與有效則賴個人思考訓練，除非動機問題，否則任何批評應仔細傾聽。

P.S.「沒資格批評」的言外之意多指不應涉入事件中，而「有資格批評」又應當與身分獨立，是其經歷可以指出缺失，而非其頭銜下的胡說八道。

關於胡說八道

為什麼我們會接受一個我們不是很了解的人，去評論我們不是很了解的議題，並且相信這個我們也不是很了解的結論？

What is big deal?

Is it not big deal?

難道這個年代我們的信賴與理解世界是建立在無所謂上；以致於真的事情我們不在乎、假的事情也沒多大困擾？

人生對我們而言可以是如此輕佻以待，又讓我想起「不用大腦，順著別人的期望走，生活不也挺快樂的嗎？」之諷刺。


鮭魚關於真實生活

所以那些學術報告論文作品書籍小說語言文字在說什麼？
如果他們看到一個鍋子，『長50cm寬50cm高12cm白色雙層不鏽鋼有把手，推測是用來煮食的容器』這種令人抓狂的幻想式例行文字，就算使用者幻想一千遍還是無法等同實際去使用它的感覺，「只可會意，不可言傳」被屏除在知識世界之外，於是被寫下來的僅是一部分的真實。而我卻誤認為那就是全部分，活在自然裡的人用心靈觀看自然，活在書中的我用什麼呢？肚子裡的蛔蟲？

我想因為「看」跟「看見」不同，前者只是感官現象的紀錄、後者超出了現象學而進入到「道」、「易」的系統，「體會」的本身打破所有僵固，去面對現實中「不只有確定的態度」。(如果說現象學中的存而不論最終仍然要論究，那離「真」又漸行漸遠了。)一旦落入渾沌中，唯一的救生圈就是「直覺」，於是我們「看見」人生要達到一定的量，才有可能磨利我們的直覺，才有可能頓悟宇宙世界。

像是雷利的警語：『不能急，你必須按部就班的航行，也許到最後，你所找到的答案並不會跟我一樣。』於是，不急不徐地，某些日常生活中自然的行事便扮演了步向真實的媒介。

美麗的真實M'aNa?(不是嗎?)

關於後記
(停頓三秒)
...這篇怎麼變成心靈成長文章之類的鬼東西咧...(搔頭)

某個頻繁播送的廣告引起我的不悅，主要是內容將人物化並單純消費某些群體的特點，而個人正是該群體的一員...說實話，當我與內容的演出人員屬於同一群體，而演出人員在廣告中表現出不雅行為，我會認為群體受到羞辱、或最至少造成其他人對我所屬群體的誤會。然而他人卻相當喜愛這個廣告，甚至為此大力宣傳，當我表達該廣告令人不悅、造成冒犯時，卻被回嗆「無權干預個人喜好」，而導致一陣激辯。

於是便出現幾個爭議點

1.物化的限度、道德與普遍性
廣告上的正妹、型男，不也在消費「美型形體」？物化成為商業的普及手段，然而「普及」代不代表「道德」？一旦過度消費時我們又會以社會道德不容來指責，又，社會道德是誰在確定的？我們是否認同這樣的「社會道德」？

2.群體認同與其他群體的互動
人認同自己屬於某些群體，對於不認同該群體者易產生衝突，然而「我認同」等不等於「我代表」？另一方面，若所屬群體較大/小，則可能處於衝突強勢/弱勢。然而我們所處社會的風氣是尊重其他群體的特質、亦或是以偏蓋全的與他者產生衝突？

3.個人喜好表現於社交行為的限度
「展現個人喜好」與「尊重他人喜好」的拿捏，端看和對方相處狀況、程度而定，然而可不可以因為喜好的異同，而去阻止或促進其行為？可以因為好惡的不同干擾他人的興趣嗎？若是可以，是否干涉可以無限上綱...即使會造成損害、冒犯、不愉快呢？

延伸答案...
當我們所有事情的判定準則是「Feeling Good」而且恰巧「對大家都有利」的時候，通常難以認真思考其後果或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將會付出目前也許看不見卻極為嚴重的成本在內，儘管結果可能相同而不被在意。

針對情緒的強度測量，比較容易的比喻或許是「濃度」一詞，如果人可以依不同情緒加以特定顏色，不但可以看到情緒在心靈(心理)上並非均質，並且是隨時變化或互相染色的，也許有人是色彩斑斕的梵谷、也許有人是對比色馬諦斯、或者陰鬱的夏卡爾與了無生氣的灰階，然而在表現上，重要的可能不是顏色，而是濃度─是個體所染上的色素色彩程度─所帶給其他人的感染(浸透染色)能力，若掌握自我展現濃度(感染別人)與接受濃度(被別人感染)的經驗，也將增加了個人偵測與應對的能力。而另一種狀況是有目的性的濃度，必須在特定時間表現出相當的濃度，將醞釀的情狀凝固於某特定目標中，而給予某目標一定的情緒釋放，間接感染他人，此時的情緒強度就不像是濃度，而是一種「壓力」，這種壓力面對更高濃度的個體卻不管用，而無法有效交流(無法染色)，儘管有時僅是途徑問題。
對於優秀的概念比較，或許只能主觀的回歸到濃度探知的問題，而不能有優劣之迷思。

臨時插播。

三讀通過的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賦予ISP在遵守該項規定下的「免責」與「三振條款」(對付侵權的終止服務)。此舉明顯是將取締與自律丟給業者，優點是只要著作權人通知，可以更快速的壓制侵犯行為，減少採取訴訟途徑的成本，缺點是但是業者並不負責判斷，並且在把關與警告上增加人事與運作成本。簡言之，切分ISP與使用者之後，制裁侵權的使用者。

草案多引用DMCA*2，然而DMCA仍不能解決P2P與其他解碼、拷貝、傳輸問題*3。可預見寒蟬效應下ISP要不就嚴格限制、要不就消極規避*4，過度的侵權判定可能扼殺正當途徑的創作流通*5，加上如果犯罪者認為犯罪行為會因為「參與人數夠多而分攤了刑責」(這是錯誤的)、「判定困難」(分辨究竟是二次創作或抄襲)、或者因「起訴困難」(了解瓜蔓抄作法近乎不可行下)而輕易從事犯罪行為，最後利用「過度侵權」的大纛將犯罪正當化，才是制裁侵權的最大隱憂。

其他針對著作權，創用CC(Creative Commons)便是因應資訊時代而誕生的規則，個人相當支持以彈性的角度，不侵害他人的權利下進行引用與創作，不同於侵權，而是在「同意共同的授權規矩」下取得同意，然而創用CC推廣者所面對的事實：愈是小慧的使用者，愈是營利事業、愈是企業公司、愈是政府政策，就愈不能支援或接受這種彈性的構想，甚為可惜。

道德的自律無法形成，而需要靠立法來強制規範，是很可悲的(如果這道德是"好"的話，嗯)。可以體會法案試圖保護ISP，並請ISP一起管制侵權事件，然而現實中的執行可能不樂觀，如果不解決使用者對於侵權行為的迷思(治標不如治本)，或者是發展彈性的授權規則，面對排山倒海的侵權行為也只好擺爛。

著作權不彰，從來就不是技術的問題，是人的認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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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許多教育議題，如修辭學、英文、藝能、體育、公民與道德、台語等課程炒的沸沸揚揚，該學不該學，該考不該考，公不公平、划不划算。看到許多人彼此攻訐，卻未觸及真正的核心。

試問：究竟「誰」可以決定「誰」要學「什麼」？

基本上，具有理性選擇的人，只有「自己」可以決定「自己」要學「自己想要了解的事物」，除了自己以外，沒有人可以做出更適合自己想要學什麼的選擇結果，其他具有理性選擇的人應當尊重他的選擇。這是理想狀況。

如果有人理性微弱或不具有理性選擇的能力，就會變成由關係他人或委託其他有理性的人代為決定自己要選擇學什麼，如同「他人」決定「自己」要學「他人認為自己該學的事物」。

在尊重「不具理性選擇的人」可能成長為「具有理性選擇之能力的人」下，被委託者應該將選擇的理由與資訊詳細告知委託人，或者訴諸多元學習，儘可能讓委託者接觸其他可能的學習管道或事物，直到具有理性選擇能力為止(或稱案主自決)。

導出台灣教育的現象：
1.多數決定者認為學習者不具備理性選擇能力。
2.多數決定者將主觀決定當成客觀決定。
3.1.多數學習者自認不具備理性選擇能力。
3.2.多數學習者不具備理性選擇能力

三者是環環相扣的，互相影響...或是惡性循環。
上述的議題大致可以以此為中心。

　　嗟乎！文化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1

　　文化作為生活的體現，或者說人(生活)在文化中，其習以為常的本質和生活方式是幾乎完全沒有察知的，除非遇到其他文化、除非因主流文化的強勢、或者在完全失去後，才有可能深刻的被認知到生活做為文化的特殊與可貴。

　　文化是生活的細節，是一種「液晶態」的變化。

　　文化可以觀察的部分一開始是物質、儀式性、規範性的，具體的節慶的風俗與祭禮、儀式，藉由賦予的「意義」，而延續了其本質*2。這些儀禮可能改變(如液晶接受電位而改變排列方式)，意義卻被延續(仍然是液晶)，或者說，藉由改變而「進化」(多層液晶所呈現的彩色螢幕)。

　　 語文作為文化的象徵，亦呈現相似的特質─親於生活、融於生活，然而卻因其具體的型態(可見的、可知的、可學的)，而出現更多爭議。多元主義*3的現今，斷定文化優劣是不道德的，然而在語文上卻非如此...奇特的女書*4鮮為人知，原住民語言的教學仍斷簡殘篇，而我們卻拼命鼓勵大家去學英文。

　　沒有創新的文化必定死亡。
　　不學死亡的文化。

　　只要文化沒有創新，或者說在其「意義」存在下進化，那便是加速滅亡，要了解文化的「意義」，創新才有所本，而文化的意義又必須要從生活中理解，文化的創新也要從生活中落實，據此，(在文化上)使用語文才有所依，才有辦法再產出，創新文化使之逃離滅亡的魔掌*5。

　　知難，行難！ ...繼續閱讀

個人對「經濟為生活要素」以及「職業所具功能」抱予肯定，但是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卻有相當大的落差。

「你看，如果沒有人要當清道夫，誰來維持城市的整潔？路邊賣早餐的、餐館端盤的服務人員也都是盡自己的能力來服務別人啊，所以我們才有早餐吃、享受這樣的服務，為什麼我們不能感恩呢？」

「...做我們這一行就要知道為什麼人家不搭你的車，自己反省有沒有不好的地方，經驗有差，我看的人比你多，像是那些穿西裝打領帶的都看不起我們，覺得我們沒有讀什麼書所以開計程車...那些高級的知識份子的還要我們算便宜一點，可是表就跳150啊他還要砍成125，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辯...就沒有讀書不然呢？」

「你，幾個家人(兄弟姐妹)？我，12個，父母沒辦法，沒錢，很窮，來台灣，工作，比較多錢，菲律賓工作差，沒錢。很辛苦，值得。你就業？學生？不打算就業？繼續讀，想去國外？更好的工作，你應該的！」

「你應該帶他們來大城市，讓他們知道城市是多好的地方，人是『得不到的就想要』，讓他們在這裡打拼，在城市才有謀生能力，他們才知道生活的辛苦...就算資訊再怎麼發達，住在城市的認知感覺仍然是不一樣的...如果他們在自己的社區不能生活，那你要怎麼留住他們？多少人就是因為在地不能活才留在大都市的？如果你不能發展出「經濟社區」(在地經濟生活圈模式)，你要怎麼保障人不外流(促進返鄉)？」

「嗯嗯，我知道，喔，就失業了啊，我是想說來考看看，順便給我媽一個交代，他一直希望我讀到碩士啊，嗯嗯，對啦...」

「我們(學者)能做的，就是用我們所學的去說服政策執行，讓它能在人性與利益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像是老人福利這個方案，我千辛萬苦挖到國外這個資料『改變老人住所影響老人死亡率』去說服制策者和政府不要拆那些老人家的房子，後來變成三合一的政、經、福利住宅模式，成為一種特殊的新典範。如果你沒有這種引據資料、進行預測的專業能力，你要怎麼說服別人改善社會？這是學者應該做的。」

這些社會觀察，是從親戚、師長、運匠、外籍勞工、陌生人的手機聽來的，奇怪的是，經濟是如此單純的「賺吃」(台語)能力，為什麼有「價值觀」上的差異？學者或知識份子為什麼在功能(制策、影響力)上的差異會變成職業的、甚至是社經地位、社會階層、經濟地理上的「歧視」？這是社會學的問題，基本的經濟變成另一種如何對應不同職業而發展出的價值觀感，而與道德和文化產生衝突。最接近生活、最能在社會掙扎求生活的人，感觸和人生觀才是最根本原始的，活生生的世界遠超出陳舊迂腐的想像。個人盡可能的以多元角度、排除價值觀、以人為主體來思考，但是，似乎成為了一種無菌室培養出來的天真。「為自己的工作自豪」也許是理想化過度，而這社會仍然繼續痛苦地歧視那些更痛苦的人，我們應當「反省這樣的差異」。

可惜，大部分的學者(像我這樣多讀了點書卻自以為是的阿呆)仍關在自己的烏托邦，而離這樣的現實社會很遠很遠。

〈數據是虛幻的，生產才是真的〉-狐穴副站

朋友的一席話，不亦快哉。

說來慚愧，經濟學讀呀讀得的，只記得個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學的差別...但是像是股票投資和經融風暴還是沒個影，這次由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風暴與消費券問題(對！是「問題」而不是「政策」)還是看了朱學恆先生的網誌〈次貸、金融危機豬寶寶簡單入門詳解.......〉才略有大概。

不過本文重點非經濟，而是「知識」、「學習」、「教育」、「學校」、「就業」這幾個東西之間的關連。
知識是被「信以為真」的「真實」，學習則由「解決問題」和「記憶」所定義，教育可以視為「學習」「知識」的「互動方法」、而學校是「教育」的場域、就/從業可以視為「知識」「學習」的實踐場域而得以獲取生存所需。

如果依從定義，學習是知識構成的技巧。教育和學校只是學習知識的方便法門，因為它集合了人力物力的資源。而學校和從業之間的關係就比較曖昧，因為學校起源一則是「人對知識探求」的修道院系統，另一則是「生產技藝訓練」的傳習所系統，而18世紀新興的學校教育是以訓練工廠員工為主，也就是就業訓練，無可厚非，經濟生產的效益這是當時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除少數「學術傳統」的學校，否則產學合作很正常，但是為什麼到了台灣─明明是以經濟生產起飛的地方─卻仍然那麼尊崇高學歷？

我認為跟華人傳統文化有關，士農工商「士」為首，但另一方面又跟台灣深根蒂固經濟起家的想法相合。普遍而言，台灣父母對於學歷的要求並不是知識、學習、教育層面的，而是「能賺多少錢」。我們的上一代因為經濟的缺乏窮怕了，拼了命投資子女，而投資的方式就是靠教育，甚至到了依賴教育與學歷看人的地步，沒有一定的學歷，想要得到更好的工作？門都沒有！高學歷因此成為一種絕對的信仰，這種想法其實鄰近的如日本、韓國、大陸都不惶多讓。

因為「窮」並不可怕，「怕窮」才可怕！

比起「窮」的處境，對於「窮」的厭惡、壓力與恐懼而產生的「怕窮」，影響更大也更深遠，而因為「怕窮」而衍生的教育，不是讓我們成為獨立思考的人，而是賺錢的機器。

然而這樣的高學歷、賺錢機器迷思現在也面對幾個問題：
1.地位取得的限制：教育上的投資對於取得更好地位一定有其人滿限制。
2.職業期待的落差：所認為賺錢的行業其實現在卻並不一定賺錢。
3.產學的媒合：學校所學與就業所用的落差。
4.教育品質的不均：取得知識的資源(軟硬體、資訊)M型化。
5.知識的本質：學習知識的本身與教育和就業的關係混淆。
導致現今高成低就、產學無用、教育資源兩極化、和混淆知識的基本價值。說難聽的，我們的社會不需要這麼多碩博士，但是一切為錢看，有學歷就有錢，我們看的是「賺不賺錢」，而不是「需不需要」，台灣荒唐的是許多賺錢的職業我們不需要，我們需要的職業不賺錢，除非我們讓它賺錢，否則別想說服人就業。

前天才跟朋友討論，朋友說：大家都當商人了，那誰去當農夫種稻給大家吃？我為之愕然，我提出一些農改的例子和農耕機械化，以及進口稻米的例子，但是都不是滿意的答案，我那時才察覺我們的文化有一種恐怖的扭曲─對於錢的追求─早就凌駕了對於基本生產的平衡原則，基本生產的農業、工業是不賺錢的、卑賤的，而非基本的、可敬的。即使不靠任何學歷而成立企業，即使看到一波又一波報導獨立創業、漂鳥計畫、農業改革，即使農工已經可以一同設計而形成精緻化產業，我們都還是會糾葛在「高學歷」、「賺錢」的迷思文化中。 ...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