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18,2008
重看倪再沁老師舊作:《回塑者》-4
台灣的藝術狀況
(僅談早期影響)
(僅談早期影響)
在日據時期,殖民政府以新式的美術教育及官方展覽的權威豎立,使得台灣美術很難有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幾乎沒有建立本土語言的進一步想法,而單純的依照日方的遊戲規則來比賽,雖能優雅的描繪台灣,卻不曾為民族打抱不平。這與當時文學家的掙扎、抵抗的逆境有相當的差距。
戰後,被壓制的文藝終於鬆了綁,美術在現實主義的旗幟下從人體、靜物轉向人民、土地與勞動,李梅樹、李石樵、洪瑞麟等畫家的轉變其實是受到戰後文化氣氛影響。而大陸美術家相繼來台,左傾的他們遠較台灣的現實主義更「現實」,朱鳴崗、荒煙等都率直的以木刻版畫紀錄了台灣社會的底層。同樣都是刻畫戰後台灣社會,木刻版畫家關切的是勞動人民的卑屈,把藝術當作批判現實的工具;而台灣美術在意的是藝術語言的精練,把現實當作藝術表現的媒介,兩者截然不同的內質,能為歷史留下見證的力量必然有別。
(圖為李石樵的《建設》1947年)
一九四七的二二八事件,使台灣美術遭逢巨變,熱愛祖國的陳澄波冤死、想改革的王白淵入獄,黃榮燦與荒煙等左翼版畫家雖然敏感的紀錄下時代,卻被殺害或是不得不離開台灣。些微的牽扯都使美術家無法置身事外,台灣美術受到的教訓是不要涉身政治,藝術創作要選對邊,創作要避開現實世界……。[4]
(圖為黃榮燦《恐怖的檢查》)
美國的《新聞週刊》在2008年七月的一篇文章〈One Mob, One Vote.〉中,談到亞洲濫用民主的暴民政治,造成亞洲民主失序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主成熟度不夠」(lack of democratic maturity),南韓與台灣民主只有20歲,泰國約35歲,印度也只有60歲,貪污、高度個人化、大人物專擅、贏家通吃等政治傳統持續不墜,把每個政治上的小爭執都擴大為存亡之爭。
我們不得不承認台灣實在太年輕,一個尚在起步階段的國家,又是一個原先並非全民自力求凝聚的國家,不斷的在與掌權者抗衡,以及尋求主體意識的過程之中尋求前進的希望,又要努力不使自己被國際邊緣化。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們必然在「進步」的號召中無法面對大自然,而是焦慮尋求不斷的「拓荒」。
這種狀況下,藝術所生產的,是抽離的自然、遙寄遠方的自然。也正因我們有過這樣讓美孤立現實的「傳統」,又加上後來引進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潮流,儘管實質背景不同,卻在結果上一拍即合,使得台灣的美術文化,在整體呈現了一種抽離、隔離的狀態。不管是在教育體制上,國民的認知上,都把藝術當做一個像風花雪月的霧中之花,一種看不懂的,美美的就好的東西,也把這樣的抽離當作是藝術的全部,甚至影響了人們看待自然的眼光,默許了破壞自然的動作,或是像逃避政治與現實壓迫下,只求自掃門前雪的自我退縮,大自然的變遷與我無關,吃的飽有電視看就夠了。
[4] 參考倪在沁《政治漩渦中的台灣美術》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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