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化局長李永萍表示，很樂意聽取各方對台北電影節的建設性意見，在她盡力爭取下，影展總獎金額已大幅增加，百萬首獎規則變更一事也未聽聞反對意見，所以當本 會的質疑聲明發出後她相當震驚難過。本會強調，聽聞許多會員及影人反映才有此次行動，而且訴求單一，希望台北電影節恢復最初的創展精神，由劇情、動畫、紀 錄、實驗各種類型角逐百萬首獎、因為只有劇情長片可以競爭的百萬首獎，已經失去所謂影展「首獎」的意義。

台北市文化局長李永萍7/6日 會中提到，去年諮詢委員會雖經深入討論作成決議，但未將會議資料公開是該檢討，並承諾往後諮詢委員會議將公開於網站上。此次影展結束後，她與策展人員將會 召開檢討會議，並邀請諮詢委員與影像工作者舉行擴大會議，多方徵詢專業意見後，在年底前推出明年台北電影節的新競賽規則。

紀錄片工會樂見文化局與策展單位有接受批評的雅量，並提出幾點呼籲：

1. 請深入了解台北電影節的創展精神與特色，即使環境改變，也請廣納多元觀點，避免主觀好惡，慎重思考未來定位及走向，以維護一個得來不易的優良影展傳統。

2. 本會與各領域影像工作者將持續關注台北電影獎的後續發展，並於九月會員大會蒐集會員與各方意見反映，再決定後續態度及明年是否支持台北電影節活動。

3. 本會感佩歷屆台北電影節工作人員的辛勞，並重申此次批評完全對事不對人。工會尊重影展專業評審，也恭賀本屆各獎項得獎人。

4. 本會認同李永萍局長所言，健全的電影產業應包括劇情、紀錄、動畫、實驗等領域的齊頭發展，對台北電影節增加劇情片獎項及獎金，工會亦樂觀其成，只期望文化局不要顧此失彼，造成偏差的文化效應。

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紀錄片工會自從發起對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連署之後，短短六天，已有超過300餘人和15個團體連署支持，台北市文化局並主動邀約紀錄片工會，在7/6進行會談。紀錄片工會表示，相信雙方將以最高的誠意進行溝通，工會唯一的訴求是，要求明年台北電影節恢復百萬首獎設立時的原創精神，由動畫、實驗、劇情、紀錄片各種類型皆可角逐。

紀錄片工會強調，重點不是「百萬」，而是「首獎」。並不反對劇情長片角逐百萬首獎，也贊成在競賽分類中另列最佳劇情長片獎。工會反對的是──「只有」劇情長片可以角逐百萬首獎，這也是各界支持工會聲明的主要原因。部份人士指稱紀錄片工作者是因分配到的獎金太少才出面抗議，這是完全在狀況外的無稽說法，也漠視了連署者涵蓋了劇情、紀錄、動畫、實驗等各領域影像工作者的事實。

紀錄片工會發起連署之後，連署人包括了多位歷屆百萬首獎得主，如：魏德聖、侯季然、史筱筠、顏蘭權、莊益增、吳汰紝，歷屆評審則有林正盛、王耿瑜、黃翠華、胡台麗、陳坤厚、黃庭輔、石昌杰等加入連署。台北電影節主席侯孝賢導演也對百萬首獎競賽規則的改變表示不認同，亦支持回歸原創精神

現階段的台北電影獎表面上增加了許多獎項，但實際上卻更狹隘了它的獎勵對象，甚至違背創立的初衷與最珍貴的精神。去年突如其來的改變規則，已引起眾多批評，但台北電影節僅以增加評審團大獎一名、獎金五十萬，來「安撫」非劇情長片以外的作品，而非回歸電影獎的創設精神，紀錄片工會才提出質疑聲明。因為工會所爭取的重點不是獎金，而是獎金背後所承載的價值。這個聯合影像工作者的舉動，更不是針對紀錄片工作者的權益，而是所有本地影像創作人原本擁有的公平競爭精神。因為如此，工會聲明才可能在短時間內獲得三百多人連署支持。

去年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突然取消不分類型的競賽規則，改成只能由劇情長片角逐，即引起影像工作者的疑慮。因為台北電影獎不分類競逐的設計，十年來鼓勵了無數非商業性、不分類型影片的創意表現，這正是該影展勝出於其他影展的特色，也是本地影像工作者十分敬佩的貢獻。

針對台北電影節表示為何紀錄片工會不提早向影展單位反應一事，工會表示，在去年首獎規則改變後，工會即收到許多會員不滿的意見，當時曾透過管道傳達給策展人員，但並無進一步回應。今年的台北電影獎規則依然不變，所以工會在影展開幕前夕，決議以集體創作的方式擬出共同聲明，只希望直指問題所在，完全對事不對人。在影展期間公開聲明及連署，則旨在開啟一個公共討論空間，因為證諸過往經驗，識者皆心知肚明，如果不在影展期間談論此項議題，根本無法得到影展單位與媒體的應有重視。

此外，台北電影節是台北市文化局規劃的年度重要文化活動，向來獲得市民的支持與好評。台北市紀錄片工會在前任局長廖咸浩的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政策下，獲得寶貴的棲身之所，也可望在現任局長李永萍的善意下，得以繼續承租。針對電影節的公開聲明，旨在傳達紀錄片工作者的影展理念，並無對文化局有任何攻訐惡意，而是表達對該項影展的深切期許，更歡迎所有良性的溝通與改革。

針對台北電影節表示當年百萬首獎不分類、所有影片皆可角逐，是因為當時劇情片少。工會檢視歷年來的影展脈絡（詳見附錄）表示，當時商業類劇情片並沒有比較少，只是不能角逐首獎。「台北電影獎」舉辦初衷，就是為了鼓勵創意，尤其是獨立製片，因此在前三屆把影片分為商業類與非商業類，當時劇情長片（商業類）沒有獎金，百萬首獎是由評審從「非商業劇情片、紀錄片、動畫片、實驗片」四類當中，選出最佳的作品。

第一屆（1998年）由當時還在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就讀的陳碩儀以紀錄片《在山上下不來》獲得百萬首獎。第二屆首獎則由史筱筠創下史上最短百萬作品的水墨動畫《女子》獲得。第三屆首獎是黃銘正的劇情片《城市飛行》。只要作品夠好，就有可能獲得首獎，從一開始就是台北電影獎最大的特色。

到了第四屆（2002年）、第五屆，台北電影節諮詢委員會甚至取消了劇情長片（商業電影）的獎類。到了第六屆，有鑑於台灣電影工業的疲弱與同樣需要鼓勵，以及商業與非商業難以明顯區隔的前提下，終於開放所有台灣影像創作皆可報名參賽，劇情長片首度可以角逐正式獎項，也底定了台北電影獎呈現台灣完整影像創作面貌的特色。但「百萬首獎」仍是開放給所有類別作品角逐的。事實也證明，即使有國際名導同台競爭，也不表示劇情長片以外的作品就沒有勝出的實力。這段時期可以說是台北電影節最受影像工作者肯定的時間。

但是到了第十屆，也就是去年，百萬首獎成了劇情長片的專利，甚至連技術獎項都限定只有劇情長片可以角逐，包括紀錄片工會在內的許多影像團體，十分擔憂台北電影節逐年發展出來的獨特性，將因此喪失。

從台北電影獎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出來，從剛開始鼓勵非商業電影到後來涵蓋所有影像創作，紀錄片工會樂見這樣的開放、包容，因為一個國家電影產業的健全發展，本來就包括了劇情片與紀錄、動畫、實驗等類型影片的齊頭並進。

但這兩屆的主事者，顯然漠視了這個影展原先具有的獨特性，而且矯枉過正，竟然以扶持商業劇情長片為由，全面取消了其他類型影片角逐首獎的機會。而這項做法，美其名是為了幫助電影產業發展，但我們不禁要問，誰有資格決定劇情長片是台灣電影產業的唯一代表？而且是以排擠其他類型影片工作者的尊嚴與資源為代價。

就如台北電影節主席侯孝賢所說，如果紀錄，動畫，實驗等類型影片在台灣已經發展蓬勃，而且資源豐碩，那麼當然可以限定百萬首獎只有劇情長片參加，但目前環境絕非如此，所以他個人也支持工會的聲明。作為超然的影展主席，侯導演看到了台北電影獎的可貴精神，我們希望不僅目前的文化局長與策展人以謙卑的態度，珍惜這個無形的文化創意資產，也深切期望未來的文化局長與策展人不要糟蹋它。

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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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工會針對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聲明

台北電影節已經邁入第十一年，除了持續引進國際影片外，最重要的任務莫過於「台北電影獎」的舉辦。

 對國內影像創作者而言，「台北電影獎」的實質鼓勵不僅在於它的獎金，更重要的是它接受各種作品類型（劇情、紀錄、實驗、動畫），不論材質（電影底片、數位），也不計片長，只要是好作品，都有機會獲得肯定。這不但令「台北電影獎」成為國內所有影像工作者（而非只有影片工作者）的年度盛事，也是國際影壇完整認識台灣影像創作的捷徑。

 尤其是「台北電影獎」在各類最佳影片之上設置的不分類「百萬首獎」，過去一直堅守著包容、開放的精神，由評審團審視各屆作品水準，決定頒予的對象。而事實也證明，除了傳統電影獎鼓勵的劇情長片外，過去十年得到「百萬首獎」的作品，種類遍及紀錄片（「在山上下不來」、「再會吧！1999」、「無米樂」）、實驗片（「星塵15749001」）、動畫片（「女子」、「出口」）、甚至劇情短片（「兩個夏天」），既證明了台灣影像創作的多元與成果豐碩，也樹立了台北電影節（獎）獨立、自由又兼容並蓄的獨特面貌，進而影響了其他電影獎的走向。

 然而，從去年（2008）開始，「台北電影節」在沒有任何說明的情況下，就貿然取消了劇情長片以外其他類型作品爭取首獎的機會，也把過去公平爭技的特別獎，草率劃分為專屬於劇情長片的個人技術獎，致使這個競賽原初的創辦精神蕩然無存。無論作為影像工作者或是文化公民，我們都有充分理由擔心主其事者好大喜功的作風，不但嚴重侵蝕台北電影節（獎）最難得的特質──無分軒輊地肯定各領域的影像創作價值，也粗暴地剝奪了台灣影像工作者平等競爭的機會。

 事實上，以現今台灣影像創作環境而言，主流(劇情或動畫)長片早有金馬獎加持，學生影片與青壯創作者則有金穗獎鼓勵，但堅持獨立製作，或長期走非主流短片創作路線的影人，始終沒有獲得應有的鼓勵平台與相對的尊重。所以，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開倒車舉動，絕非只是非劇情片工作者能分配多少獎金的問題，而凸顯出一個原本口碑不錯的影展，竟為了向主流靠攏，不惜扼殺自身特色的悲哀。

 這項草率的決定，去年就曾引發爭議與檢討之聲，但主辦單位卻無動於衷。紀錄片工會今年再度提出這項質疑，除了為本地影像創作者發聲以外，也擔憂這個原已走出不同於金馬影展的風格，而得以並駕齊驅的台北電影節活動，正在迅速喪失它的原創精神。長此以往，它流失的將不僅是早已明顯下滑的觀眾人數，還包括本地影像工作者對它的敬意，以及它在國際影壇上原被關注的活力所在。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誠心呼籲台北電影節自下屆起恢復原來的獎項設計，並推動相關改革，提升影展品質。若有無法變革的原因，請儘速公開透明的對外界提出足以服眾的說明，不要讓一個原本清新自由的影像節慶，逐步演變成一個封閉專斷的樣板活動，那將是所有影像工作者與文化公民所不樂見的遺憾結果。

 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目前連署人/單位
紀錄片工會全體幹部：楊力州、黃信堯、蔡崇隆、賀照緹、吳耀東、聞天祥、李亞梅、柯金源、林育賢、林秀華、朱詩倩

歷屆得獎者：陳俊志、周美玲、劉芸后、鄭文堂、李家驊、吳汰紝、陳龍男、顏蘭權、莊益增、陳博文、蘇文聖、黃淑梅、郭笑芸、王嬿妮、林靖傑、魏德聖、黃嘉俊、張榮吉

第11屆（本屆）入圍者：陳志和、傅天余、賴俊羽、郭樂興、韓忠翰、王振宇

歷屆評審：石昌杰、陳文玲

影像工作者：朱賢哲、吳星螢、李中旺、李幼新、李定陸、李惠仁、林文卿、林木材、林其妏、林建享、林泰州、林融駿、翁英修、馬躍‧比吼、許富美、陳坤厚、陳玫臻、陳若 菲、陳素香、陳麗貴、曾文珍、黃庭輔、黃琇怡、黃禎、虞戡平、蔡靜茹、鄭小塔、賴孟秀、鴻鴻、簡莉潁、魏逸瑩、江依紋、黃惠偵

團體：中華民國紀錄片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台灣南方影像學會

近日由於工會誤將施導演作品放在拍賣網站上，造成意外困擾，日前已與施導演致歉。工會在此一併將經過對大眾尤其是會員做一說明，並希望日後若有任何工會疏忽的問題，請直接向秘書處反映，以便及早處理。

此事經過為：去年度96年度的跳蚤市場，台南藝術大學音像所部份學生有參與作品寄賣或展示。在擺攤過程中有三位顧客對施導演的作品有興趣，詢問擺攤同學如何購得施導該部作品，現場擺攤同學留下這三位顧客的連絡方式後與施導演連絡，施導演認為該部作品並沒有也不適合進行販賣，他同意以贈送的方式給予三位顧客，以達交流目的。

於是施導演將三該作品，交給當天南藝擺攤同學。南藝大的同學連絡那三位顧客請他們來拿片子，但因彼此時間不好約。於是就把三部片子在紀錄片工會，請三位同學自行來工會索取。事後，三位顧客並未如約來拿片子，而工會秘書並不知道南藝攤位與三位顧客並沒有完成片子的交流。

今年第二屆跳蚤市場舉辦時，工會將第一屆跳蚤市場的剩餘物品與工會會員所捐贈的物品一同整理，合併為第二屆跳蚤市場的義賣品，所以就將施合峰導演的作品一同歸檔到工會跳蚤市場義賣物品中。

又因工會時常接到對紀錄片有興趣卻不如何購得的詢問電話，認為若只將會員或支持者捐贈跳蚤義賣商品被動的放置在工會，甚為可惜。

所以在本次第二屆跳蚤市場結束後，工會希望藉由網路平台繼續義賣商品，一方面讓無法參加跳蚤市場當天活動的人有機會購買，二來也希望有興趣購買紀錄片的人可以透過工會購買到想要的紀錄片。

但由於一年前的交接疏失，加上今年秘書處沒有再做確認就將物品上拍賣網路，導致施導演在沒有被告知的情況下，發現自己的作品在拍賣網站上，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此次事件顯示工會處理的不小心與經驗不足，在此向施合峰鄭重致歉。

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右圖:「水蜜桃阿嬤」片中的小主人翁小豹，父母都自殺身亡，五歲小豹和他的狗朋友說心事。 右圖:在場參與義賣的都是導演，右為「那一天，我丟了飯碗」的導演廖德明和兒子。

奇蹟的夏天 底片定格成書籤

「這些書籤是用『奇蹟的夏天』底片做的，一個五十，三個一百！大家捧場一下！」

台上喊著，台下觀眾笑鬧著開始掏錢。五月盛夏陽光照得紀錄片工會的義賣場子亮晃晃的，來的幾乎都是自己人——拍紀錄片的，或者，等著要拍紀錄片的。

去年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奇蹟的夏天」的底片就這樣壯烈成仁：踢足球小男生的身影被剪成一格格的小黑膠片，再用綠色鐵線箍著，或繞或編，做成海豚、板凳等各式小玩意，賣給愛紀錄片的人。

紀錄片工人 兼顧理想和尊嚴

看著自己心血被剪，導演楊力州一點都不心疼，因為這是他為所有紀錄片夥伴踏出的第一步：讓我們有尊嚴地當名紀錄片工人吧；工會是實現理想的集體載具。

這是台灣剛成立的「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的第一場募款義賣，工會將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後盾，在勞動條件、拍片資源、行銷、契約與版權上，能藉著工會得以實現紀錄片工作者心中的夢想與尊嚴。許多紀錄片工作者響應，第一個傳真進來加入工會的是歌手林強。

「一個五十！阿姨要不要買？」向人群兜售義賣品的「小童工」是拍過「那一天，我丟了飯碗」的導演廖德明的五歲兒子。幾乎所有紀錄片產製者都來齊了：台上叫 賣的是同志導演陳俊志和拍過「飄浪之女」的朱詩倩。捐物的有異議紀錄片始祖鄭文堂、拍「刺青」、「私角落」的周美玲、「翻滾吧，男孩」的林育賢等人。

籌資當卡奴 連版權也保不住

「奇蹟的夏天」底片為了工會募款，被剪成一格一格做成小玩意，任君選購。

「阿州在做一件很偉大的事情。」陳俊志說。當官員為「無米樂」裡可愛的老農崑濱伯拍手、觀眾為「翻滾吧，男孩」裡的體操小選手熱淚盈眶時， 很少人知道，拿著攝影機、陪著影片中真實人物搏感情的那些紀錄片工作者是當了卡奴才籌到拍片資金；拍出來的片子，再受歡迎，版權卻可能不屬於自己。

沒有勞健保 比崑濱伯還可憐

「甚至，拍片受傷，卻連勞健保都沒有。無米樂的崑濱伯都還有農保哩。」紀錄片工會理事長楊力州說。

當片子贏了觀眾的心，燈光亮起，觀眾熱情地說：「謝謝導演。」楊力州總是笑笑說：「其實，我們只是勞工！」

這正是這行業的弔詭：人們透過紀錄片去記得歷史、理解現況，它背負著高度的社會意義與功能，但創作者卻得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及經濟收入。

「無米樂」導演顏蘭權說，台灣紀錄片十部之中，大約有七到八部都是經費不足，好像大家認定紀錄片都是「做良心的」，為了社會、為了理想，就該勒緊腰帶。

拍「無米樂」 三年只領一年錢

她和另一位導演莊益增為了「無米樂」在台南後壁蹲點一年，拍出三百五十小時的帶子，再用二點五倍的時間後製，前後花了三年多；但委製單位只給了一年的錢，其他兩年，她得自己想辦法。

曾經，顏蘭權把父親臨終留給她的金飾全變賣，十幾萬元全投入她第一部紀錄片「地震紀念冊」；可憐這部片，知道的人真是不多。到了「無米樂」，她只得向親人借貸、也向傳播公司「典當」自己：先借支來拍「無米樂」，未來再以接案子來償債。

「唬爛三小」 賺錢少到免報稅

描寫台客的「唬爛三小」是靠導演黃信堯幫人選舉的工錢拍成的。黃信堯九年來沒繳過所得稅，因為他賺的錢少到不用報稅，有些則是被委託者給賴帳了。健保掛在鄉公所，繳的健保費就跟名模林志玲一樣多。

近年在國外影展受矚目的台灣紀錄片佳績，幾乎是靠拍片者的個人福利換來的。紀錄片工作者須先解決自身的困境，路才能走得長遠，「不會一兩年後，導演還是得回鄉去賣雞排，」楊力州說。也才能讓影像知識扎根社會，讓攝影機真正成為大眾理解社會的另一隻眼。

團結力量大 拍片不必勒褲帶

於是，楊力州拉了好友蔡崇隆、黃信堯、顏蘭權、賀照緹等紀錄片導演組了工會，要為同行解決勞、健保等基本保障，再以集體力量提出平等的拍片契約、製作費須含有劇組人員合理的薪水、成立接案平台，並要求委製單位釋出影像的智慧財產權。

楊力州還提出「紀錄片繁殖計畫」：如果「奇蹟的夏天」的結餘加上義賣的錢，能湊到卅萬元，馬上就能贊助一個年輕工作者開拍心中構想已久的紀錄片；這「第一桶金」不須歸還，只要日後營利所得回饋工會再協助別人。

【2007-07-02/聯合報】

在拍攝現場，跟著被紀錄的對象經歷他們的喜怒哀樂，這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幸福，也是辛苦。圖為楊力州與夥伴拍攝「水密桃阿嬷」的現場。

在電影產業低迷的台灣，近三年喚起觀眾熱情的國片，竟然都是紀錄片。從吳乙峰的「生命」、胡台麗的「石頭夢」、到「無米樂」、「翻滾吧，男孩」、「奇蹟的夏天」；甚至是今年獨領風騷的半劇情半紀錄的「練習曲」，「它裡面最感人的片段，都是紀錄片。」楊力州說。

台灣眾多紀錄片工作者的熱情，燃起觀眾對國片的信心，也支撐著台灣影像產業。對懷著影像夢想的年輕人來說，拍紀錄片比拍劇情片要容易實現多了。同志導演陳俊志說，拍紀錄片的門檻很低，一台輕巧的數位攝影機就可以開拍，一部個人電腦就可以剪片，幾乎一個人可以包辦所有的事。

蔡崇隆說，台灣紀錄片從早期的記錄原住民、「綠色小組」鄭文堂等政治異議記錄，後來陸續有個人歷史、自我治療與內省式的片子；解嚴之後也出現許多關注社會 邊緣族群的產出，如「島國殺人事件」、「樂生活」等，分別記錄蘇建和三死囚與樂生院的院民，對事件有完整剖析，紀錄片早已是看見自己、理解社會的工具。

雖然紀錄片喚起眾多共鳴，每年也有驚人的產量，「一年大概兩百部，」楊力州說，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拍完了，親朋好友看了，就從此堆在架上」，因為沒有發行與映演管道。

他開玩笑說：「台灣觀眾一年可以忍受的紀錄片的量，只有兩部，多了就不行。」前年是「無米樂」和「翻滾吧，男孩」，去年是「奇蹟的夏天」和「醫生」，於是，其後出品的紀錄片老手李中旺記錄台大師生研發太陽能車的「夢想無限」，好看卻不賣。

有人打趣：台灣最有市場的兩種紀錄片類型，一是同志，因為同志族群很團結；二是搞笑愛台灣，有點好笑的溫馨小品，不碰觸太黑暗、太沈重議題，才有觀眾緣。但是，觀眾的口味真是顯影真相的紀錄片該討好的嗎？紀錄片如何不步上劇情片後塵，成為資本市場的附庸？

當全民都能拿起攝影機，拍紀錄片的創意與技術都豐沛時，行銷卻是弱項。「我看著我的學生，幾年來在同一個地方蹲點，辛苦拍出的東西，卻沒有 人看見。」楊力州很著急，這些影片要記錄、傳達的訊息都很重要，可能更具反省力，「但社會給這些紀錄片的機會在哪裡？」楊力州說，如果能想個辦法，讓紀錄 片年產量中的能見率提高，比如到百分之五，我們就能看到更多社會不願面對的真相。

【2007-07-02/聯合報】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21307

■苦勞論壇2006/12/24
◎作者：黃詩凱（苦勞網特約記者）

　　在本地電影工業長期不振脈絡下，近年因為傳播科技的變革，拍紀錄片的進入門檻大幅降低，愈來愈多人拿起攝影機，拍紀錄片。不過，紀錄片工作者或導演，部分連勞健保都沒有，遑論承擔工作風險。

　　「紀錄片這個可能的新興產業，卻是由一群無任何勞動保障的勞動者努力建構，說來荒唐，卻是事實」。曾執導多支劇情片和紀錄片的楊力州，一語道破本地紀錄片工作者勞動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