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職業工會Documentary Media Worker Union

【2007-07-02/聯合報】

右圖:「水蜜桃阿嬤」片中的小主人翁小豹，父母都自殺身亡，五歲小豹和他的狗朋友說心事。 右圖:在場參與義賣的都是導演，右為「那一天，我丟了飯碗」的導演廖德明和兒子。

奇蹟的夏天 底片定格成書籤

「這些書籤是用『奇蹟的夏天』底片做的，一個五十，三個一百！大家捧場一下！」

台上喊著，台下觀眾笑鬧著開始掏錢。五月盛夏陽光照得紀錄片工會的義賣場子亮晃晃的，來的幾乎都是自己人——拍紀錄片的，或者，等著要拍紀錄片的。

去年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奇蹟的夏天」的底片就這樣壯烈成仁：踢足球小男生的身影被剪成一格格的小黑膠片，再用綠色鐵線箍著，或繞或編，做成海豚、板凳等各式小玩意，賣給愛紀錄片的人。

紀錄片工人 兼顧理想和尊嚴

看著自己心血被剪，導演楊力州一點都不心疼，因為這是他為所有紀錄片夥伴踏出的第一步：讓我們有尊嚴地當名紀錄片工人吧；工會是實現理想的集體載具。

這是台灣剛成立的「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的第一場募款義賣，工會將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後盾，在勞動條件、拍片資源、行銷、契約與版權上，能藉著工會得以實現紀錄片工作者心中的夢想與尊嚴。許多紀錄片工作者響應，第一個傳真進來加入工會的是歌手林強。

「一個五十！阿姨要不要買？」向人群兜售義賣品的「小童工」是拍過「那一天，我丟了飯碗」的導演廖德明的五歲兒子。幾乎所有紀錄片產製者都來齊了：台上叫 賣的是同志導演陳俊志和拍過「飄浪之女」的朱詩倩。捐物的有異議紀錄片始祖鄭文堂、拍「刺青」、「私角落」的周美玲、「翻滾吧，男孩」的林育賢等人。

籌資當卡奴 連版權也保不住

「奇蹟的夏天」底片為了工會募款，被剪成一格一格做成小玩意，任君選購。

「阿州在做一件很偉大的事情。」陳俊志說。當官員為「無米樂」裡可愛的老農崑濱伯拍手、觀眾為「翻滾吧，男孩」裡的體操小選手熱淚盈眶時， 很少人知道，拿著攝影機、陪著影片中真實人物搏感情的那些紀錄片工作者是當了卡奴才籌到拍片資金；拍出來的片子，再受歡迎，版權卻可能不屬於自己。

沒有勞健保 比崑濱伯還可憐

「甚至，拍片受傷，卻連勞健保都沒有。無米樂的崑濱伯都還有農保哩。」紀錄片工會理事長楊力州說。

當片子贏了觀眾的心，燈光亮起，觀眾熱情地說：「謝謝導演。」楊力州總是笑笑說：「其實，我們只是勞工！」

這正是這行業的弔詭：人們透過紀錄片去記得歷史、理解現況，它背負著高度的社會意義與功能，但創作者卻得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及經濟收入。

「無米樂」導演顏蘭權說，台灣紀錄片十部之中，大約有七到八部都是經費不足，好像大家認定紀錄片都是「做良心的」，為了社會、為了理想，就該勒緊腰帶。

拍「無米樂」 三年只領一年錢

她和另一位導演莊益增為了「無米樂」在台南後壁蹲點一年，拍出三百五十小時的帶子，再用二點五倍的時間後製，前後花了三年多；但委製單位只給了一年的錢，其他兩年，她得自己想辦法。

曾經，顏蘭權把父親臨終留給她的金飾全變賣，十幾萬元全投入她第一部紀錄片「地震紀念冊」；可憐這部片，知道的人真是不多。到了「無米樂」，她只得向親人借貸、也向傳播公司「典當」自己：先借支來拍「無米樂」，未來再以接案子來償債。

「唬爛三小」 賺錢少到免報稅

描寫台客的「唬爛三小」是靠導演黃信堯幫人選舉的工錢拍成的。黃信堯九年來沒繳過所得稅，因為他賺的錢少到不用報稅，有些則是被委託者給賴帳了。健保掛在鄉公所，繳的健保費就跟名模林志玲一樣多。

近年在國外影展受矚目的台灣紀錄片佳績，幾乎是靠拍片者的個人福利換來的。紀錄片工作者須先解決自身的困境，路才能走得長遠，「不會一兩年後，導演還是得回鄉去賣雞排，」楊力州說。也才能讓影像知識扎根社會，讓攝影機真正成為大眾理解社會的另一隻眼。

團結力量大 拍片不必勒褲帶

於是，楊力州拉了好友蔡崇隆、黃信堯、顏蘭權、賀照緹等紀錄片導演組了工會，要為同行解決勞、健保等基本保障，再以集體力量提出平等的拍片契約、製作費須含有劇組人員合理的薪水、成立接案平台，並要求委製單位釋出影像的智慧財產權。

楊力州還提出「紀錄片繁殖計畫」：如果「奇蹟的夏天」的結餘加上義賣的錢，能湊到卅萬元，馬上就能贊助一個年輕工作者開拍心中構想已久的紀錄片；這「第一桶金」不須歸還，只要日後營利所得回饋工會再協助別人。

【2007-07-02/聯合報】

在拍攝現場，跟著被紀錄的對象經歷他們的喜怒哀樂，這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幸福，也是辛苦。圖為楊力州與夥伴拍攝「水密桃阿嬷」的現場。

在電影產業低迷的台灣，近三年喚起觀眾熱情的國片，竟然都是紀錄片。從吳乙峰的「生命」、胡台麗的「石頭夢」、到「無米樂」、「翻滾吧，男孩」、「奇蹟的夏天」；甚至是今年獨領風騷的半劇情半紀錄的「練習曲」，「它裡面最感人的片段，都是紀錄片。」楊力州說。

台灣眾多紀錄片工作者的熱情，燃起觀眾對國片的信心，也支撐著台灣影像產業。對懷著影像夢想的年輕人來說，拍紀錄片比拍劇情片要容易實現多了。同志導演陳俊志說，拍紀錄片的門檻很低，一台輕巧的數位攝影機就可以開拍，一部個人電腦就可以剪片，幾乎一個人可以包辦所有的事。

蔡崇隆說，台灣紀錄片從早期的記錄原住民、「綠色小組」鄭文堂等政治異議記錄，後來陸續有個人歷史、自我治療與內省式的片子；解嚴之後也出現許多關注社會 邊緣族群的產出，如「島國殺人事件」、「樂生活」等，分別記錄蘇建和三死囚與樂生院的院民，對事件有完整剖析，紀錄片早已是看見自己、理解社會的工具。

雖然紀錄片喚起眾多共鳴，每年也有驚人的產量，「一年大概兩百部，」楊力州說，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拍完了，親朋好友看了，就從此堆在架上」，因為沒有發行與映演管道。

他開玩笑說：「台灣觀眾一年可以忍受的紀錄片的量，只有兩部，多了就不行。」前年是「無米樂」和「翻滾吧，男孩」，去年是「奇蹟的夏天」和「醫生」，於是，其後出品的紀錄片老手李中旺記錄台大師生研發太陽能車的「夢想無限」，好看卻不賣。

有人打趣：台灣最有市場的兩種紀錄片類型，一是同志，因為同志族群很團結；二是搞笑愛台灣，有點好笑的溫馨小品，不碰觸太黑暗、太沈重議題，才有觀眾緣。但是，觀眾的口味真是顯影真相的紀錄片該討好的嗎？紀錄片如何不步上劇情片後塵，成為資本市場的附庸？

當全民都能拿起攝影機，拍紀錄片的創意與技術都豐沛時，行銷卻是弱項。「我看著我的學生，幾年來在同一個地方蹲點，辛苦拍出的東西，卻沒有 人看見。」楊力州很著急，這些影片要記錄、傳達的訊息都很重要，可能更具反省力，「但社會給這些紀錄片的機會在哪裡？」楊力州說，如果能想個辦法，讓紀錄 片年產量中的能見率提高，比如到百分之五，我們就能看到更多社會不願面對的真相。

【2007-07-02/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