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職業工會　Documentary Media Worker Union

如果就『水蜜桃阿嬤』影片本身沒有碰觸到潘朝成和高金素梅所說的社會結構的壓迫而言，要楊力州道歉的話，那大可不必。很多事情不是只有鐵板一塊，像是夏季很多人吃的『冰』，可以是冰沙、可以是冰淇淋、更可以是剉冰，為何一定要所有的冰都非得是冰塊才是冰？一部片意涵要深要淺是導演來決定，外人的批判無損影片的價值(不管你認為影片價值高或低)，楊力州的片子一定要碰觸到你們說的國家機器長期的壓迫這一層面才可以是一部紀錄片嗎？紀錄片不能輕鬆詼諧嗎？鉅視和微觀都是社會學教導我們看這個社會的方式，我們可以用各種角度觀察這個社會，包括楊力州這樣的角度。至於他的片子哪裡矯情，哪裡冷血，不見於之前先進的文章裡，或許我才疏學淺，我感受不到矯情與冷血，反而感染了阿嬤在困境中堅強的生命力與樂觀面對每一天。 

如果就『水蜜桃阿嬤』影片延伸出來的商業行為的不當而要求楊力州道歉的話，那也太過於苛求。商周行銷這議題損害阿嬤的權益，怎能算到影片導演的頭上？由高金素梅和潘朝成這幾天的文章看來，並沒有確定導演事先知不知道商周的宣傳操作模式，所用的辭彙是楊力洲『應該』知道商周的運作。(潘朝成在2007/07/15的文章指出『楊力州導演應該清楚商周募款方式及使用目的。』) 或許你們會說，以楊力州拍過這麼多紀錄片的導演而言，不能以不知道來帶過，但是貴為學校教授和立法委員的人，怎可粗暴的揣測一個人，就自由心證的判定一個人是否為共犯、幫兇呢？你們難道在下筆前都沒法找到楊力州溝通了解嗎？如果真如楊力州所說的，他真的不知情呢？那你們是否該寫一篇文章來道歉呢？『無罪推論』的概念，是良善社會裡每一個人所應該秉持的，也是各宗教領袖積極教化普羅大眾的對人態度。在慈濟大學任教的潘教授莫名的指控前，是否應該聆聽一下上人在靜思堂的人心是良善的談話？是否應該撥一通電話與楊力州談一談？更何況，阿嬤的女兒也替楊力州導演澄清過，導演沒有承諾教育基金的事情，希望拍完能幫助她水蜜桃好賣一些。事實證明楊力州很賣力的幫阿嬤推銷水蜜桃，楊力州拍攝小組和阿嬤一家人也相處的有如一家人。 

紀錄片彰顯的是人性的價值。 

潘朝成在2001年接受記者訪問曾經說過：「我不是社會學家，也不是經濟學家，我只希望用影像表達一些大家關心的事情，呈現問題的各個層面，讓觀眾看得更清楚，而有一些反省。」這句話是潘朝成說過的話，現在楊力州也是一樣的用影像呈現他看到的事物，六年前潘朝成用最純淨的心來看待影像創作，現在楊力州也是用這良善的標準在拍攝影片，潘跟楊沒有不同。楊力州看來也不是社會學家，更不是經濟學家，兩者都是喜愛影像創作的人，潘朝成何需這麼高分貝的批判？現在所衍伸出來的問題，是商業行為的瑕疵，而這種商業弊病是無法掩蓋紀錄片本身所要傳遞真善美的純真價值。潘朝成和高金素梅批評這部紀錄片作者為幫兇，受到傷害的被犧牲的不是別的，而是人的尊嚴與價值。 

搞錯對象，對解決誰消費阿嬤沒有幫助。 

在2007/07/11高金素梅立委所寫的『詐欺？侵佔？檢視商業周刊的公益事業』文章裡，用了大篇幅的圖文闡明了他們發現商周的種種問題，這需要許多時間與人力才能做出來的追蹤分析文章，讓我們看見了高金委員下了多大的用心與力量，也把商周種種不合理與他們認為合適的解決方式一併提出。但是最後卻沒用幾句話，就定下了楊力州導演的罪，這兩相比較，很難讓人服氣。要確認楊力州是否老早就參與整各『消費』阿嬤的不當募款的商業行為，或是他只是一各商業操作下的棋子，以高金委員認真鍥而不捨的態度，以及國會助理的幫忙蒐集資料，多花一兩天的時間調查，就可以知道是哪一種狀況，不用也不必猜測楊力州是否為『共犯』。若能提出不造假的證據出來，也能讓紀錄片工作者未來與財團合作有更多的警惕，以免落入『共犯結構』。向楊力州苦苦相逼，要他道歉，是否有失公正？是否槍桿對錯標靶？ 

反過來說，如果商周一開始就決定給阿嬤有關小孩子的兩百萬教育基金，也沒販賣自己的手繪本，商業上你們要求的部分，商周在你們攻擊前都考慮的好好的，那請問潘和高金，商業歸商業，紀錄片歸紀錄片，同樣的這部紀錄片消費了阿嬤沒？到底紀錄片是被誰消費？這是值得反覆推敲的問題，如果只執著金錢與利益，而忽略了紀錄片與人溝通的本質，那粗糙的二維思考就會佔據所有思路，『非友即敵』的戰鬥對抗就會填塞所有的行動，這樣討論也變的毫無意義，也失去討論的價值。 

楊導演的本意出發點是良善的，而事情演變至今，異化了原先拍攝者的動機。若真要去追究，是要追究誰異化了這部片良善的拍片動機，怎能去追究這部片的拍攝者呢？ 

紀錄片到的了公部門到不了的地方。 

曾經貴為原委會委員的潘朝成，以及現任立委的高金素梅，都是長期和政府部門爭取原住民權利的人，更是應該知道照顧原住民、關懷原住民的是政府部門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這些年來原住民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雖然略有改善，但是多數原住民還是處於弱勢。水蜜桃阿嬤的處境，公部門替他們做了什麼幫助？難道政府部門對這事件不須受到責難？社會局、農委會最直接該為水蜜桃阿嬤做些事情的政府單位，其實只要立院與原委會諸位大公的關切與督促，必能發揮適當力量為他們做到長遠的幫助。政府做不到的地方，由民間力量來關懷，由紀錄片工作者的拍攝喚起更多人重視原住民處境、看到社會中需要幫助的人，這有何不對？台語說的好，『作嘎流汗，被嫌到流口水。』紀錄片工作者關懷弱勢卻被用有色眼鏡觀看，那原本該有積極作為的公部門呢？原委會呢？立院呢？在沒有水蜜桃阿嬤這部紀錄片出現之前，公部門替水蜜桃阿嬤做了些什麼？ 如果公部門真有積極作為，哪會有『水蜜桃阿嬤』這部片的出現？ 

水蜜桃阿嬤紀錄片在潘朝成和高金素梅眼中，是以幫兇來形容，甚至要求道歉，而對照公部門沒被譴責，這對也是弱勢的紀錄片工作者情何以堪…同樣是紀錄片工作者的潘朝成難道不知道楊力州身軀上雖然沒有刻烙原住民族的圖騰，卻和原住民一樣保有人性天真與浪漫？同樣是關懷弱勢團體、為弱勢發聲的高金素梅立委，難道不知道楊力州身上雖然沒有流著原住民的血，卻和水蜜桃阿嬤和小孩子因為拍攝間的溝通交流，已如家人般的看待。 

如果高金素梅和潘朝成真想替原住民發聲謀福利，與其指責楊力州是幫兇，倒不如運用你們的能量，譴責公部門的無作為，並在公部門多下工夫，請有關單位多多協助原住民才是。 

真矇蔽還是假矇蔽？ 

潘朝成在2007/07/19『蒙蔽自己眼睛的紀錄片工作者－兼再回應蔡崇隆先生』一文中提到，『文學作家若提筆書寫「報告文學」，最起碼就必須嚴格遵守新聞性、結構性與批判性等三要素，因為他的歷史緣起與本質和紀錄片是雷同的精神。』『當紀錄片成為公眾意見的塑造者或發起者時，那些硬是不同意紀錄片具有社會意識與功能的紀錄片工作者，只是以規避責任的理由蒙蔽自己眼睛或故意不承認罷了！』這樣的意見為何現在才提出？現在才在攻擊楊力州是幫兇？現在才在揶揄楊力州是浪漫主義者？商周一系列的『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已經運作幾年了，一開始是以『報告文學』方式報導，之後也請吳念真拍攝紀錄片『阿祖的兒子』，這些被你們冠上奸商、假公益的商周報導和紀錄片，為何未見你們批判？為何未見你們要求吳念真要向阿祖道歉、向九份人道歉、向台灣人道歉？是因為商周委託楊力州拍了『水蜜桃阿嬤』之後一夕之間就變奸商了？還是以前商周的『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報導和吳念真為商周拍的『阿祖的兒子』這些都不符合你說的『報告文學』的範疇裡？ 

幾年前我在上海期間，常常看上海有一個紀實頻道，那是一各一天二十小時專門放映紀錄片的頻道。那裡放映許多小人物的小故事，沒有對政府沒作為而批判，很多也都沒有新聞性，甚至有些結構不嚴謹，但都在那紀實頻道出現。如果以潘朝成對於紀錄片和報告文學所下的要求，那我在上海看到的紀實頻道、中央台做的紀錄片很多都違背你這樣的要求，那是這些紀錄片沒資格叫做紀錄片？還是你這要求太過於空中樓閣？ 

潘朝成在『蒙蔽自己眼睛的紀錄片工作者－兼再回應蔡崇隆先生』一文中又提到，『蔡先生說的沒錯，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我們可以從這個事件學到什麼？而不是去分辨誰才是壞蛋。筆者認為，在不刻意人身攻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談。』這看的讓我頭皮發麻！最先開始是誰在說誰是壞蛋的？誰說誰是共犯、幫兇的？誰在刻意抹黑說導演鼓勵他們上電視的？這些都沒有先澄清是你們搞錯了，卻來要求『在不刻意人身攻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談。』這真是讓人頭上出現三條槓！到底是誰在矇蔽讀者？ 

是要爭取原住民權益，還是要造成紀錄導演的寒蟬效應？ 

在高金素梅委員的網站上還看的到一篇文章(寫於2007/06/29的『一個台灣 兩個世界 從原住民角度看「水蜜桃阿嬤」紀錄片』)，文章最後面是強調『水蜜桃阿嬤』紀錄片的首映會是『上流社會的浮華』，曾經是影歌星的高金委員所看過、經歷過的上流和浮華，那場首映會哪能與之相比？高金委員應該站出來指正那篇文章的錯誤才是，怎能視而未見？更何況現在國片的首映會怎能硬牽扯上浮華？吃過很多慶功會和參與很多大大小小會議的委員們，只要憑著良心就會發現浮華離誰比較近。別用浮華的字眼來挑起弱勢團體的憤怒，用這字眼只會讓我想到更虛華的演藝圈和五百元的便當！把『水蜜桃阿嬤』紀錄片首映當作浮華的證據，只會污辱到自己。更何況，依據製片的說法，在那篇文章附加的圖片中，其實當下紀錄片工作團隊正在幫阿嬤包裝水蜜桃，可是照片刻意只拍出阿嬤他們，那這兩張照片的刻意編排就不言而喻了。扣別人帽子很容易，但是別有居心且刻意隱藏事實真相的做法才令人作嘔。如果『報告文學』只有遵守新聞性、結構性與批判性等三要素而刻意忽略了真實或是捏造真實，那只會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做了宣傳文字的寄生體。對於強調『報告文學』社會責任的潘教授，對此文章也該有強烈的批判不是嗎？ 

缺乏社會責任的導演，不是共犯就是幫兇。這句話我贊同，但是如果說楊力州導演是缺乏社會責任這樣的人，那我不認同。不要把楊力州說的好像你們完全不認識他，不知道他良善的本質以及對紀錄片的用心。而楊力州個人是不是如你們所說的，以高金素梅委員的地位和能力，很容易可以得到有關楊力州這十多年來的所有作品和相關言論資料，甚至只要委員和楊力州能打個電話，就會發現你們對他的指控是不公平的。而潘朝成導演和楊力洲是研究所前後期的研究生，也是舊識，更應該比一般讀者更知道他的為人。一位想用影像來幫助阿嬤的人，和致力於提升原住民地位的你們，不一樣嗎？這麼高分貝的指責楊力州，只會打傷同是關懷弱勢團體的力量，是沒有益處。 

台語說，『好心被雷錘。』嚴重的不是某人被雷錘，是被雷錘之後其他人的寒禪效應。無緣無故而被指責的人身心受到傷害，其他努力為弱勢團體發聲的人也會受到影響，以前真正缺乏社會責任的導演沒被批判，現在一位十多年來只想拍好紀錄片來幫助弱勢團體的導演卻被指控為幫兇，這對想替弱勢發聲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無疑是一個讓人傷心且對以後會留下陰影的事件。 

要重修學分的人，豈只是楊力州？ 

亞倫‧強森(Allan G. johnson)著作的『見樹又見林』一書提到，透過『社會學讓我意識到，我正身處在比我自己範圍大一點的環境中，這個社會並非我所創造，這使我不會為這些社會問題感到罪惡自責，這畢竟不是我的錯。』然而，『社會學同時也讓我了解到，對於如何參與這個社會，我是如何在做選擇，而我的選擇又帶來什麼效應，為什麼會有這些效應。』社會學是什麼？要如何學以致用？作為意見領袖者除了指引阻力最小的路之外，是否也能認知阻力？消弭阻力？亞倫‧強森(Allan G. johnson)說到，『如果我們能用共同工作、共同學習機會的方式，來改變種族關係的結構的話，刻板印象會比較容易崩解。』引領美國黑人運動的金恩博士之所以令人尊敬，是他用滿懷感性、卻堅定的語氣告訴大家；『我有一個夢。』他的夢是喚起白人原有的平等價值和白人和平相處，而不是用偏頗的想法來要白人道歉、升高與白人的對立仇恨。 

潘朝成和高金素梅看待『水蜜桃阿嬤』是以怎樣的力度與角度省視，就該對同類質性的電視(紀錄片)也要有相對的省視標準。法官定一個人的罪也要看犯意與犯行來認定情節輕重，相較於對楊力州的嚴厲批評，我看不到潘朝成和高金素梅對於真正消費弱勢團體(以他們的角度而言)製作的電視綜藝節目(例如：華視『圓夢巨人』)有何批判的文章出現。對於商周『一個台灣、兩個世界』這幾年的專題報導，2004年商周出版社委託吳念真導演拍攝的『阿祖的兒子』，內容也只是呈現人民的苦處與遭遇，讓更多台灣人知道富裕的台灣之外還有另一個急需關注的角落，喚起更多人內心善良的種子，『阿祖的兒子』和『水蜜桃阿嬤』的基調大致相同，都把鏡頭關注在隔代教養的單親家庭裡。『阿祖的兒子』同樣的都沒有碰觸太多的社會結構問題，也不見你們的抗議。那麼，對於楊力州是『幫兇』的惡名是否下的太重？反過來說吧，如果楊力州是幫兇，那麼電視節目『圓夢巨人』呢？吳念真為商周拍的『阿祖的兒子』呢？華視的『圓夢巨人』95年七月下旬開播至今已經製作52集，商周之前拍的『阿祖的兒子』也已放映過一兩年了。如果對於這類不觸及社會結構、社會改造、消費弱勢的電視節目，以委員對弱勢族群的關心和潘教授快速的筆戰功力，必定累積大量的文章來批判這些節目和紀錄片。現在我看到你們對楊力州的批判如此的嚴厲，那我能看到你們對其他消費弱勢團體的電視節目所作的批判文章嗎？ 

我不會笨到認為你們惹不起吳念真所以沒評判他，更不會笨到認為你們認為『阿祖的兒子』不是原住民議題，所以你們不認為弱勢族群不包括九份的阿祖。但我卻嗅出一些微妙的氣氛，以後碰到『原住民』議題，那一切都要非常小心！以後就算只想拍攝出原住民豐年祭的喜樂，都要小心落入『種族主義』莫名的仇恨裡，一不小心又要被要求禁播或是道歉。 
 

PS：高金素梅呼籲『紀錄片導演楊力州應自我檢討，並回學院重修「攝影政治經濟學」。』可是我找遍現今大學和研究所課程中還沒有『攝影政治經濟學』這一科目，還未見到曾經在音像紀錄所研讀的潘教授指正其錯誤。或許以後會有，但現在沒有就是沒有。

別怨我的吹毛求疵，畢竟潘是教授、高金是委員，不可傳遞錯誤的訊息給學生(或選民)，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