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職業工會　Documentary Media Worker Union

同一段時間，坎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櫚大獎，頒給了國際知名的比利時導演達頓兄弟所執導、製片兼編劇的「孩子」（L´Enfant （The Child））。「達頓兄弟是我們比利時人眼中的英雄，就像李安是台灣人的英雄一樣，」比利時貿易協會駐華辦事處主任閔子雍說。達頓兄弟之所以是英雄，其 來有自。一九九九年，他們執導的第三部片「美麗羅賽塔」（Rosetta）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櫚獎，比利時政府看過之後，才發現青少年工作權未受保障，甚至因此修改法令，稱為「羅賽塔計劃」。什麼樣的導演，不只拍電影，還能撼動國家政策、改革社會？

文／藍麗娟
天下雜誌　第336期　2005/12/01 出刊

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東部一百公里處，青年失業率高達二三％的鋼鐵工業城薩朗（Seraing），十六歲失業女孩羅賽塔，與酗酒的母親住在露營車裡。
生存艱苦，但是她很上進，堅持上班賺錢養活母親。沒想到，在工廠的試用期屆滿之前，工廠卻含混地解雇她，叫警衛把她趕出去。好不容易，她在鬆餅供應商找到攪和麵粉的工作，不到三天，老闆為了栽培兒子，又叫她走路。天氣寒冷，用熱水、點煤油，吃飯都要用錢，母親竟然走回頭路，瞞著她賣淫買酒喝。她走投無路，決定搶朋友的工作。於是她溺死朋友未果，還向朋友的上司舉發他偷工減料的行為，搶下朋友的工作。 幾天後，她受不了良心譴責，自動辭職，決定開瓦斯自殺，天寒地凍中，她卻搬不動瓦斯桶，跪地痛哭。此時，朋友卻出現在她身邊，伸出友誼的雙手，原諒了她。
這是電影「美麗羅賽塔」的劇情，它不僅為比利時導演達頓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 & Luc Dardenne）拿下一九九九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躍居國際名導之列。羅賽塔凸顯的青少年工作權不平等問題更震驚全國，比利時政府因此修法保障青少年工 作權，法案甚至稱為「羅賽塔計劃」。
比利時人口是台灣的六分之一，電影市場小於台灣。達頓兄弟的電影不僅感動人，還撼動國家法律；台灣的電影為什麼不能？
資深影評人焦雄屏比較，台灣的新電影與達頓兄弟的影片都採寫實主義的紀錄片形式，近距離說一個人物的故事；不同的是，「台灣新電影的人物常常是某種疏離、漠不關心的；達頓兄弟的電影卻讓人對社會問題非常關心。」
「我們拍電影是要感動觀眾，不是要讚美或批評國家；羅賽塔只是二三％的失業人口中的一個例子，」弟弟呂克．達頓說。
儘管達頓兄弟如此謙虛，留學法國多年，政治社會學者吳坤墉卻指出，「達頓兄弟的電影是一種深入而扎實的社會研究，而非生硬的文字。」

核電廠打工買器材
他們的電影有什麼魔力？為什麼能引起觀眾對社會問題的興趣？
沒有受過任何電影專業訓練，達頓兄弟卻能以獨特的說故事方法引發觀眾的思考，進而感動人。這與他們的背景很有關係。
兩兄弟第一次發現電影的魅力，是在大學畢業之後。
大學時學戲劇的哥哥尚皮耶．達頓畢業後擔任劇作家兼導演蓋提（Armand Gati）的助理。後來，蓋提要到愛爾蘭拍一部長片，哥哥當攝影助理，學哲學的弟弟則是擔任副導演。「我們當時才三十歲，發現電影是一個不錯的工具。」但是，電影攝影器材實在昂貴，難以負擔。
回比利時之後，轉機出現了。
有一次，蓋提找了一組電視攝影團來拍攝劇場演出，達頓兄弟「首度見識到電視攝影機的威力。」「我們覺得電視機不錯嘛！又可以編、又可以導，不用太多錢，最後又可以剪輯，」尚皮耶說。
當時，一部電視攝影機售價四千美元。達頓兄弟為了買電視攝影機，竟然跑到興建中的核能發電廠工地當工人。弟弟呂克說著，雙手作勢操作鑽土機，口中模仿鑽土聲：「嘟—嘟—嘟—嘟—嘟—」。
近半年後，達頓兄弟賺了四千美元，扣掉生活開支，拿出兩千美元向銀行貸款買攝影機。不料，因為沒有正職工作，銀行不願意貸款。「還好，爸爸有固定工作，拜託他當保人貸款，我們每個月還幾百元。」
買了第一部電視攝影機，達頓兄弟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只好自己摸索嘗試，免得出去拍，被人家看成白痴，」哥哥尚皮耶笑說。
剛開始，他們為工人拍紀錄片。
扛著攝影機，兩兄弟興沖沖到四、五千人居住的工人住宅區一家家敲門，「請談談一生中碰過哪些不公不義的事，好嗎？」他們問。
架起腳架，哥哥負責攝影，弟弟負責聲音，工人坐在家中，對著電視攝影機講述遭遇，成了一部部紀錄片，達頓兄弟稱之為「人像」（portrait）。被記錄者包括一九三○年西班牙內戰參戰者，也有一九六○年代全國大罷工支持者；大時代在小人物口中娓娓道來。

鼓勵工人改變現狀與命運
達頓兄弟不只拍片，更促進工人交流，一起改變現狀。每星期一到星期五，達頓兄弟拍紀錄片，星期六在社區的公共空間放映，邀請人們一起欣賞與討論。
為什麼讓工人聚在一起討論，那麼重要？
薩朗是達頓兄弟從小生長的鋼鐵工業城，後來卻漸漸蕭條，工人的就業愈來愈失去保障。「每個工人社區動輒住四、五千個工人，卻互不往來，只有透過影像可以讓大家互相認識，一起討論如何改變現狀與命運，」達頓兄弟說。
他們想要扭轉工人的命運，隱然受到父母親的價值觀影響。
達頓兄弟出身在一個傳統的天主教家庭，從小就看著父母親樂善好施，熱情地接納其他貧困家庭。
「他們努力幫助一些看起來命運已經被決定了的人，儘管知道很難改變，後來也都失敗了，但是他們還是持續去做，」弟弟呂克說，他還記得父親常常對其他貧困家庭說，「你們可以讓小孩至少每個週末來我們家住，跟小孩一起玩。」
父母親的價值觀讓達頓兄弟從小就對世界開放、接納不同的人。

聽自己的心拍電影
拍攝六十多部紀錄片之後，達頓兄弟決定開始拍電影長片。
沒想到，第一部電影「我想著你」，卻失敗了。
「別人跟我們說，電影就是要這樣做，我們照做卻失敗了。後來，我們決定不聽別人講什麼，只想我們自己要做什麼，」尚皮耶說。
一九九六年第二部片「承諾與背叛」（La Promesse），在坎城影展導演雙週放映結束時，全場觀眾起立鼓掌致敬；隔天他們成為法國報紙的頭版頭條新聞。「這一次看到觀眾那麼喜歡，自己也出名了，算是成功了！」達頓兄弟說。
坎城影展讓他們得到國際影壇注意。一九九九年，第三部片「美麗羅賽塔」獲坎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櫚獎，女主角奪得影后。二○○二年，第四部片「兒子」獲得坎城影展影帝。今年，第五部片「孩子」再奪坎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櫚獎。
他們的風格是什麼？如何能一再成功？
與不少台灣電影製片一樣，他們用很少的預算，不起用出名的演員、甚至不用腳架或軌道。
他們深受紀錄片的經驗影響。
跟其他導演不一樣的是，兩兄弟討論劇本與人物時，總會談起曾經記錄過的工人，他們的故事、動作、特質，一一躍然眼前。所以，「我們拍的不是人物，而是人；電影開拍之前，人已經活生生地存在，結束以後依然存在，」達頓兄弟說。

翁跑，「就是為了表現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每次重來，就是覺得不夠活生生。」
他們不像其他導演一樣，用音樂與配樂來對人下判斷，而是留空間讓觀眾自己思索。於是，「孩子」複雜的生存與道德困境，呈現在觀眾眼前，是失去母愛的男主角天真的玩樂與忙碌，為了生存甚至賣小孩來賺錢，最後臣服於溫暖的人性，也才體會到他對另外一個生命的責任。
這就是他們的電影，每一次，當觀眾看完他們的電影，彷彿能體會達頓兄弟年輕時在工人社區拍紀錄片的初衷：希望為當事人帶來改變的可能，與溫暖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