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職業工會Documentary Media Worker Union

蔡崇隆先生提到，即使楊力州導演強調善意，還是被認為負有幫兇的責任。但蔡先生應該說明導演楊力州表達了什麼善意？否則閱聽者霧裡看花，蔡先生應該詳看7 月5號楊力州導演發表的聲明稿，他說紀實片是一個委託製作案，關於商周募款方式及使用，我無法承諾也無權承諾。這點筆者是相信的。驚人的是影片以阿嬤家庭 特殊的自殺案例做為劇情的貫穿，他是按著出資者的意志建構影片主軸。楊力州導演應該清楚商周募款方式及使用目的，遺憾的是他沒有告知阿嬤真相，甚至當初拿 同意書給阿嬤簽名時，也沒有留一份給阿嬤，更不用說阿嬤會知道拍紀錄片的募款目的。蔡先生用什麼理由可以強調他的善意？令人不解。

蔡先生說，表面上是勝利者的高金素梅團隊，則被某些論者認為潛藏血統論與原住民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高金素梅強調的重點在一整套的商業及資本主義邏輯運作 下剝削與消費行為的將水蜜桃阿嬤「簡化的故事」、「掏空社會的愛心」、「消費原住民」、「水蜜桃阿嬤的苦難成為贖罪券與商機」等等，原住民成為最方便的運 用者，這和血統論與原住民沙文主義有何直接關係。致於她建議導演楊力州應自我檢討，並回學院重修「攝影政治經濟學」應該是指導演刻意視而不見這巨大悲痛的 社會制度與結構議題。蔡先生何須誇大的形容，嚴格來說你這句話也是一種意識形態。

蔡先生批評筆者的拙文〈冷血與矯情的紀錄片寧可不要〉中，要求楊導演對原住民族與社會大眾道歉，說這是筆者有情緒化的成份，而似乎把長期以來漢人紀錄者對 原住民的剝削總帳都算到楊力州頭上。蔡先生似乎轉移焦點也太誇大了想像空間！楊導演不需也不必畢竟他只拍了兩部原住民紀錄片。〈冷〉文中，並沒有製造或提 出原漢衝突的字句與情緒，主要是針對楊導演與紀錄片的缺失提出看法。不知有意還是無意？蔡先生的文章中遺漏重要的部份，筆者提出楊導演應該向阿嬤與家屬道 歉、向泰崗部落道歉、向泰雅族道歉、向原住民族道歉、向社會大眾道歉者，而不是僅向原住民族與社會大眾道歉而已，或許要求一個操作者楊導演道歉太沈重，但 想想看這件事的關係人誰不沈重！但他也可以自由的選擇向誰道歉，至少向阿嬤和舅公們道歉吧！況且一部正在發酵且影響深遠與社會觀感極大的紀錄片，如果對被 呈現對象已經造成傷害（記者會上江家兄弟含淚哭訴家屬受到傷害），道歉是智者的表現吧！

筆者認同蔡先生所述，尤其紀錄片能否兼顧結構分析與人物故事，涉及導演主觀的美學能力與客觀的資源限制，台灣多數導演包括我在內恐怕都還做不到（這幾年來 看過做的最好的只有Hubert Sauper的《達爾文的惡夢》）。但筆者認為這部紀錄片值得和《水蜜桃阿嬤》相互比較探討，《達》片所呈現的現象相當多元，包括漁民被剝削、愛滋病患、 兒童吸毒、街頭流浪兒、妓女、政商關係等等，導演以深厚的影像力道，深入頗析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影響下過著一群群貧窮悽慘的人類生活。《達》片另一個敬佩 的理由是，導演並沒有選擇單一的悲慘故事做簡化的處理。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不單單只是探討美學高度或人文深度而已，而是政治經濟學的概念。

我肯定蔡先生提出的見解，也就是大部分紀錄片工作者多是超時工作的弱勢族群、勞動條件不佳的影像勞工。我也知道楊導演和蔡先生等人為著紀錄片工作者的權益 發聲，這當然值得肯定。但我要提醒蔡先生不要多慮了，《水蜜桃阿嬤》這件事並無意推演成漢人紀錄片工作者與原住民族群的奇怪對立的。就事論事，原住民族的 弱勢與紀錄片工作者的弱勢怎能相提並論！因為前者是國家暴力與強勢長期壓迫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後者多是因著理想而自願選擇的影像工作者，況且也有少數人得 到豐厚的影片製作費用，已脫離影像勞工身分吧（在此不多談）！

筆者在此呼籲與期待各領域的學者專家提出見解，讓紀錄片真實的走向改造社會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