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職業工會Documentary Media Worker Union

在拍攝現場，跟著被紀錄的對象經歷他們的喜怒哀樂，這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幸福，也是辛苦。圖為楊力州與夥伴拍攝「水密桃阿嬷」的現場。

在電影產業低迷的台灣，近三年喚起觀眾熱情的國片，竟然都是紀錄片。從吳乙峰的「生命」、胡台麗的「石頭夢」、到「無米樂」、「翻滾吧，男孩」、「奇蹟的夏天」；甚至是今年獨領風騷的半劇情半紀錄的「練習曲」，「它裡面最感人的片段，都是紀錄片。」楊力州說。

台灣眾多紀錄片工作者的熱情，燃起觀眾對國片的信心，也支撐著台灣影像產業。對懷著影像夢想的年輕人來說，拍紀錄片比拍劇情片要容易實現多了。同志導演陳俊志說，拍紀錄片的門檻很低，一台輕巧的數位攝影機就可以開拍，一部個人電腦就可以剪片，幾乎一個人可以包辦所有的事。

蔡崇隆說，台灣紀錄片從早期的記錄原住民、「綠色小組」鄭文堂等政治異議記錄，後來陸續有個人歷史、自我治療與內省式的片子；解嚴之後也出現許多關注社會 邊緣族群的產出，如「島國殺人事件」、「樂生活」等，分別記錄蘇建和三死囚與樂生院的院民，對事件有完整剖析，紀錄片早已是看見自己、理解社會的工具。

雖然紀錄片喚起眾多共鳴，每年也有驚人的產量，「一年大概兩百部，」楊力州說，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拍完了，親朋好友看了，就從此堆在架上」，因為沒有發行與映演管道。

他開玩笑說：「台灣觀眾一年可以忍受的紀錄片的量，只有兩部，多了就不行。」前年是「無米樂」和「翻滾吧，男孩」，去年是「奇蹟的夏天」和「醫生」，於是，其後出品的紀錄片老手李中旺記錄台大師生研發太陽能車的「夢想無限」，好看卻不賣。

有人打趣：台灣最有市場的兩種紀錄片類型，一是同志，因為同志族群很團結；二是搞笑愛台灣，有點好笑的溫馨小品，不碰觸太黑暗、太沈重議題，才有觀眾緣。但是，觀眾的口味真是顯影真相的紀錄片該討好的嗎？紀錄片如何不步上劇情片後塵，成為資本市場的附庸？

當全民都能拿起攝影機，拍紀錄片的創意與技術都豐沛時，行銷卻是弱項。「我看著我的學生，幾年來在同一個地方蹲點，辛苦拍出的東西，卻沒有 人看見。」楊力州很著急，這些影片要記錄、傳達的訊息都很重要，可能更具反省力，「但社會給這些紀錄片的機會在哪裡？」楊力州說，如果能想個辦法，讓紀錄 片年產量中的能見率提高，比如到百分之五，我們就能看到更多社會不願面對的真相。

【2007-07-02/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