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

我不是史懷哲

今天被人稱作史懷哲的時候，我還是忍不住掉了滿地的雞皮疙瘩。因為這個稱號實在太沉重了。

史懷哲除了印象中的『早期』非洲行醫的典範外，更重要的是他在神學、哲學及音樂深刻的創新與反省。看過他的人生閱歷，醫學簡單說，不過是個他用在神學上的實踐工具罷了。更重要的是內在趨動力的累積，所以我們看他在早期非洲行醫的勇氣，除了反映出我們對於非洲大陸原有想像中的恐懼加深了在非洲行醫的高尚度外，更重要的其實是必須看出如何累積或塑造內在的為了基本人類的倫理道德追求的驅力，至於如何實踐，那就是人人巧妙不同了；今日卻容易被淺盤速成的效率導向所誤解，倒因為果認為先有非洲行醫的史懷哲，或取其片斷歷史光環來成就今日之速食醫德美名，除了反映對於非洲大陸的認識不清外，更誤解了今日複雜環環相扣之醫療。

如果沒有全世界的專家研究出治療非洲愛滋病的準則，躲在叢林裡可以知道如何治療日益增加的愛滋病嗎？如果沒有Global fund在背後提供免費藥品，非洲好幾個國家可以抑制日漸增加的愛滋數目嗎？當疾病消弭了國界，資本市場或是國家利益包裝凌駕於健康的準則之上，你怎麼可能死守著叢林的一個小診所，每天無視於結構性的犯罪，無力的看著死亡以成千上百的速度上演？

當把非洲行醫簡化成愛心的付出時，除了可能是不合時宜過於理想的宗教狂熱外，就是要把愛心當作簡易招牌的投機客。這些都過度彰顯了最後實踐的部份，忽略了內在趨力的分析與累積。愛心與悲憫或許是基調，但仍不足事，甚至會誤事。非洲行醫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它只是一種不斷思考、辨證的微不足道的動態過程，它不過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跟當義務解說員很像，你只是巧妙的用一種身分，去融入、理解、聆聽別人的生活。唯一我認同的是也許史懷哲在實踐的過程當中映證了他的神哲學理論，而我在非洲行醫的過程裡更清楚世界遊戲規則，這不是為了要更世故，而是在認清現實裡累積視野以成眾人之力，而足以孺慕史懷哲的不是非洲行醫，而是他在一輩子所奉行的尊重生命的信念。

別叫我史懷哲，一來我沒有厚實的內在道德趨力，仍在跌撞中摸索世界運作的邏輯，嘗試在加速運行的軌道中跟上步調，在這步調中找到可以切入的運作點；二來我也不預期一定要待在非洲作為實踐的唯一方法，如果有更有效率(或更有趣？)的方法，我也會去嘗試；三來實在不想消費這個對我而言太過沉重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