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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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神學的大抵內容

雖然解放神學運動中的神學家仍舊可以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但仍有相當數量的論者認為「解放神學」是左翼思想影響下的產物。不過，解放神學家卻反對這種是「左翼思想進入了基督教」的說法，他們認為這種兼愛天下的思想純粹是耶穌曾經教導世人的生活態度，而耶穌的年代遠遠早於馬克思，並且耶穌的愛人思想更是直接來自於《聖經》《申命記》的教條；解放神學家據此正名它們的學說：所有的基督徒都應該具有耶穌那樣子高尚的人格，這才是「基督徒」（基督耶穌的門徒、基督耶穌的跟隨者）一詞的真正意涵。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解放神學與「社會福音神學」不能劃上等號，雖然兩者所關注的議題相近，其不同之處除了解放神學在社會福利政策是否要由要藉由國家集中權力施行的議題上採取了更為寬鬆的立場以外，更為重要的是當「解放神學」做為一個專有名詞時它指的是現代天主教神學裡的一個神學主張，而「社會福音神學」卻是基督教新教神學的一個支流，因此它們之間的成員是不可能重複

解放神學的發展過程

解放神學一詞得名於古斯塔沃·古鐵雷斯的同名著作《解放神學》，該書發表以後，得到許多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神學家們的響應，鼓動一時風潮。至今天已有三十餘年的發展時間，總的看來，「解放神學」的發展可以分為至少三到四個歷史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1960年代的中後半段到1971年《解放神學》一書發表的這五、六年間，這一時期為解放神學的形成期，主要是透過中心人物古鐵雷斯在神學會議中發表論文或者是私下與其他神學家的談話裡逐漸形成了解放神學的基本內容。至少早在1968年舉行的「欽伯特會議」上，古鐵雷斯就已經用「解放神學」為題發表過一次的演說。這一時期裡，就在古鐵雷斯與李奧納多·波夫(Leonardo Boff)的交流之下，「解放神學」的內容逐漸完備，邁向它的成熟與發表階段

第二個時期是風起雲湧的1971到1980年代。《解放神學》一書發表後引起了很多的迴響，一些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神學家認為《解放神學》說出了他們想說的話而加入了這個論述集團。批評的意見也不少，常見的批評是由於不滿意解放神學中使用了馬克思思想中階級的觀念切割了富人與貧窮人、掌權者與無權力者。不過解放神學論者無一不強調自己與馬克思社會主義有根本上的不同：馬克思主義是靠人力企圖打造出人間天堂的理想，而「解放神學」則是人與上帝合作要讓天國降臨人間，後者因此有更高的成功可能，甚至是說，也只有解放神學有成功的可能。

第三個時期是1991年(前後)到2005年，這時期可視為解放神學的理論的成熟期，並且是第二代論述產生並與世界各地與回應挑戰的時期。這時期有兩個現象產生，第一個是解放神學已深獲人心，基督教神學因此注入了一鼓重視實踐的清新力量。第二個現象是解放神學在民間的成功不幸地與各地武裝革命的政變活動相呼應，縱然多數的解放神學論者都是非暴力的主張者，但他們的言論在教廷的眼中已經是跟武裝的革命家站在一起了。這一時期解放神學開始受到教廷的注目，解放神學的幾位領導人被限制發表言論跟著作(包括古鐵雷斯在內)。這一個時期的解放神學家也開始跟各種政治主張做出切割，他們為解放神學定調為：該神學是「出於上帝的要求」、是「為了回應上帝對世人的愛」而不是出於任何人類的學說，更不是為了任何政治制度所做的背書。

第四個時期是因著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逝世(2005年4月2日)而開始的。新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5年4月24日接任教宗，很多的觀察家都注意到了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界對於新的教宗仍舊是由歐洲的白種人擔任一事表達了他們的遺憾。更加劇這份遺憾的是：這位新教宗正是在解放神學的第二及第三個發展時期中曾經公開斥責解放神學是包裝了神學外衣的馬克思主義的那一位教理部長拉辛格。因此，自拉辛格接任教宗至今的這個階段可以視為解放神學與梵諦岡新關係的摸索期。已經成為教宗的拉辛格是否會繼續其保守主義立場？乃至於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徒對新教宗的接受程度如何？....等的現象都引發著研究者的高度關注。

<<The Pathologies of Power>>這本書的第二部份由第五章開始，主要是由醫者的觀點來看待人權。在前面幾章Paul Farmer詳細的鋪陳介紹他所參與及關切的主題之後，期待作者能在這些切身經驗及人類學的訓練下，提供給現在醫者或是醫療如何觀看人權的面向與方法。

n          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

    在被堆疊出來的健康統計數字及技術官僚報告淹沒之前，早在十九世紀所發展出來的解放神學理論可以作為如何將窮人放置在最優先選擇的基礎，同時，也可以作為醫學及健康政策的基礎。

    解放神學在醫學上的應用方法很簡單 — 觀察、判斷和行動(observe, judge, act)。首先『觀察』建立在解放神學的核心信念，也就是必須針對造成貧窮的結構性因素包含政治經濟等面向，舉例而言，必須觀察到兒童因為貧窮所導致的營養不良、腸胃腹瀉而死亡的根本原因在哪裡而非只是單純『治療』表面的疾病。

『評斷』則是在各種利益折衝之下的結果，最後只有受壓迫的族群自己能夠發現解決的辦法。

    而在顯而易見的健康不平等數據下，舉例而言，早產仍是低度開發國家主要死因之ㄧ此現象，首先所有的醫療人員必須承認大多數的早產死因是愚蠢的死亡(stupid death)，同時被壓迫的族群也能拒絕或看清楚其所處令人感覺舒適的相對論(comforting relativism)(註一)，並且認知到人性(humanity)是在結構暴力及貧窮下的受害者。但相關的論述都掌握在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者手上時，結構問題就不會受到重視。而對於現象的觀察與判斷同時累積對於社會及經濟學的理解成為之後行動(act)改變世界的基礎。

n          Applying Principles of Liberation Theology to Medicine

    解放神學如何應用在醫學上？以Partners In Health組織經驗為例，實用的團結性(Pragmatic solidarity)是核心的概念，團結ㄧ致將會把眾人的善意集結，強調實用性則可應用在疾病健康上，以避免太過抽象的概念。以結核病為例，『觀察』是找出疾病的根本原因並同時將窮人的經驗觀察整合到所有的觀察判斷與行動中，例如窮人較容易得到肺結核。進ㄧ步『評斷』貧窮將人民置於罹患結核的危險及遠離接受治療的路徑。在評斷的過程裏必須小心釐清似是而非的說法例如將治療失敗歸因於菌株圖變或是順從性差等。建立在觀察評斷基礎上，『行動』對於醫者的根本核心信念則是治療病人(heal the sick)。對於臨床無法治癒的病人，記得重複這三個步驟。

     另外對於臨床上常聽到的醫囑順從性差的病人有兩種說法，ㄧ是文化認知(cognitivist-personalistic pole)，二是結構因素(structural pole)，對於海地的結核病人而言，實驗證實貧窮仍是治療失敗主要的原因。

     如同解放神學的核心，同樣的，醫學也必須讓受苦的人說出來。接下來醫學必須問這些受壓迫的病人如何受苦？為何受苦？

    這些問題導出了目前面對苦難的三種方式—慈善(charity)、發展(development)、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慈善』的行為表現了壓迫者對於被壓迫者的慷慨與持續的壓迫模式，忽視了結構因素，同時扭曲了窮人作為優先選擇的原則。『發展』(developmentalism)或是改革(reformism)則容易落入視現代科技為自然的線性過程，重複受害者反被責難(victim-blaming)的模式。以發展理論為基礎的健康過渡模型(health transition model)，則容易忽略國家內階級不平等所導致健康不平等的事實。而就『社會正義』的基礎則是建立在既得利益者，如你我，對於受壓迫者所處的情境的憤慨、人性及悔悟感，醫者比其他現代專家更幸運的是可以直接服務受壓迫者，在世界被不平等所撕裂時，醫學可被視為等同社會正義的工作。而對於疾病的分析同時建立在歷史及地理的縱深上；歷史必須看到被壓迫者的源頭，地理上必須體認到我們所感到滿足的世界對其他被壓迫的族群而言是痛苦的。

    對於『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的口號，可以將其轉化為在地和全球同時思考，並且建立在此兩層次的分析基礎下有所行動(think locally and globally and to act response to both levels of analysis)。

(註一) 此段經過討論後認為被壓迫者要能夠體認到自身被結構綁架的事實，因為有些將貧窮或疾病歸咎於文化差異的說法後就忽略了結構問題，例如將違反人權的割禮解釋成是文化差異等，不過我看原文意思認為因為掌握資源及論述權的既得利益者必須跳出舒適的相對論才能夠協助受壓迫者充權。附上原文，”…, acknowledging the scandalous conditions of those living in poverty often requires a rejection of comforting relativ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