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

高中的時候，我和死黨在重慶南路偷偷的翻著『完全自殺手冊』，兩個人嘰嘰喳喳的研究書內所描述的各種方式，才有了概念，原來生命結束是這麼容易，就像選菜一樣，還可以選擇喜歡的方式，在那個青春無敵的年代，死亡以一種看起來很後現代的方式展示在眼前。

一直到前幾年參加生命線的工作坊之前，我還是認為生命包含生活的方式是自己負責的，其實無須將太多的對週遭的責任以悲壯的姿態強加身上，即使是結束生命也是，當我們指責逝去生命的自私時，又可曾想到其在世的痛苦。工作坊是訓練的一部份，因為未來開始服務的時候想要自殺的求助電話會佔多數，進行的團體內有經驗的社工說著生命線的原則，你只是盡全力爭取那一念之間的朝向回頭的微小可能性，必須技巧性的問出他所在的地方或是延遲電話，同時報警追蹤電話源頭；所以該組織的信念認為很多人選擇自殺，大部分其實都只是一個念頭，一瞬間的事情，在那個關鍵時刻，我們被賦予聆聽與關懷的角色，爭取一個扭轉生死簿的可能。接下來共同閱讀了{難以承受的告別}這本書，團體裡都是有經驗的一二十年生命線義工，他們談著周邊的親友包含自身的經驗還有來電的個案，自殺之後對於遺族留下來的是一輩子難解的功課，面對遺族巨大的悲慟失落、被遺棄或是被指責的複雜感受，整本書沉重的讓我想要逃離跳開。電話那頭萬念俱灰的陷落，電話這邊又真能帶給對方一絲暖意？閱讀及學習著初步諮商的技巧，面對靈魂深邃的黑洞，這些技巧可以做的真的能搔到癢處？掛上電話，有時覺得像隔著光年般的距離，不知道這通電話對個案的意義，將努力記錄到的訊息和督導討論，總會發現可以嘗試接近問題的方法，但對於電話裡個案的掛慮也許已超越諮商所應該有的情緒。高雄的辦公室不大也顯得陳舊，但旁邊有大書櫃，每次值班時看書時間反倒比電話時間多，這樣特別的諮商經驗就在進入醫院實習後中斷了。

進入醫院後，印象深刻的是心臟科的年輕主治醫師，他媽媽來醫院治療淋巴癌住在病房裡，他在巡房後跟我們說，當初他媽媽一直跟他抱怨哪裏不舒服胸口悶痛之類的，他總以為是老人家常見的退化問題且他媽媽過去都沒有心血管的慢性病，所以他也沒想到要去看醫生，因為胸口痛大部分去心臟科檢查都是沒有問題的。後來照了張X光片，他一開始也沒注意到問題，後來請胸腔科醫師再確認一次才發現在縱膈腔食道旁好像有個異常的陰影，進一步檢查才發現是淋巴癌。印象深刻是主治醫生輕描淡寫的說『還好，有早點發現….』。

醫生面對生命時，不見得比較高明。

前幾天看『醫生』這部紀錄片，片中紀錄著小兒腫瘤科的溫醫師，以倒敘的方式從溫醫師治療腫瘤病人開始，同時剪接很多溫醫師小孩生前的生活片段，鋪陳溫醫師自己的小孩自殺的故事；『前三個月，晚上情緒像大浪一樣湧來，都會痛哭….。』如果要擴大解釋，同樣的，溫醫師對於罹患腫瘤的小孩也盡了最大的治療心力，即使之後仍然回天乏術，同樣的，溫醫師也無法呵護自己小孩的生命。可是兩者不太一樣，癌症至少是可以先有心理準備的，從被宣判的那一刻起，從他父母看他接受治療及轉移後的疼痛開始，從聽到小孩子嘴裡說出不想再活的那句話開始，即使悲痛，父母親也許可以慢慢的有心理準備。可是溫醫師不同，他的小孩前幾個小時還開心的玩耍，下一刻卻要接受小孩自己結束生命的事實。這跟他治療過幾個癌症小朋友無關，而是這個小孩以一種迥異於臨床疾病發展的方式，意外結束自己的生命。以片中的脈絡，也許不是憂鬱，而是出於對死亡的好奇。對溫醫師而言，不光是對於治療癌症的無力感而已，對於自己的小孩，更多的會是疑問悲痛與疚責，去掉白袍，他是個平凡不過的父親。

所以老實說，對於『醫生』這部紀錄片，看到的會是自殺者遺族如何走出悲痛，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紀念小孩曾經存在的生命，這跟醫生一般被賦予治療疾病的角色無關。充其量，我們可以說，面對疾病及生命挑戰，醫生必須要更謙卑，或是在對自殺這個在學習醫學的階段不曾被教導如何面對的『疾病』，可以提出什麼專屬於片中穿著白袍的醫生看法，可是這些都太扭捏枝節了，何不就是脫下白袍，以親屬的角色來討論面對自殺的議題。掛上『醫生』這名字的紀錄片，導演也許想強化醫者在面對死亡的無力，我卻想說，導演太高估了醫生，他們只是配備了些殺敵人的武器，可是在還不是醫生的身分時，沒有被賦與如何面臨死亡，一但披上白袍，他就被期待面對敵人無堅不摧，自己也必須固若金池。如果這部片在醫學院裡放映，我想到最大的功能便是打破這些披著『醫學人文』的高貴催眠想像，誠實的說出『面對死亡，醫生沒有多高明』這句話。另一方面，若透過醫師的形象現身說法將自殺或死亡的議題讓更多人注意，這也是此片期待的成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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