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

～當你想要成為什麼時，你才會焦慮。唯有放空，去融入當地文化，才能看到更多。當你在異文化情境裡覺得『困窘』『尷尬』或『出糗』的時候，就是開始融入的過程，因為已經開始感受到『差異』的存在，而你也身在其中，且對方把你當成一份子，願意告訴你或讓你感受差異在哪裡。～

前次到梅道診所因為停留時間不長，其實和診所的人互動並不多。一開始團體行動由公關室帶我們從門口開始介紹起各部門，診所的工作人員也習慣了好奇觀光客的闖入與拍照，但病人會上下打量著這些明顯的外來客，不喜歡這樣的存在與出現在當地的方式。

就像從以前到現在的旅遊方式都是習慣去闖蕩嘗試更深入當地的可能，一個人到處閒晃，所以對前幾年台灣所風行的一鄉鎮一特色各地舉辦的風格類似的『xx節』，都是敬謝不敏，寧願節慶過後再去感受當地原有的風貌，而不是成為被綁架的觀光客，按照著同一路線，同一（人工）景觀，參加同樣的園遊會，吃著同一攤的烤香腸。

到了國外，這經驗開始修正，因為即使是某某節慶，也不會有制式的活動內容，反正都是全新的體驗，所以每到當地第一件事，就是買報紙，看停留的這幾天有沒有計畫外的特殊活動可以參與。記得在慕尼黑時，搭訕在博物館前悠閒看報的美女，他跟我畫了張詳細的地圖，介紹他最喜歡的很有味道的電影院。按圖索驥左問右找，終於在鬧區裡找到這間不起眼的小戲院。即使對話最少的德國電影我還是不懂，出來跟售票員提出要換票，售票員似乎早就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推薦我看張藝謀的『紅色小提琴』。晚上胡亂的坐著地鐵，要去上面刊載的著名爵士音樂bar。記得在柏林參加完Love Parade及聽完露天音樂會之後，一個人窩在小酒吧裡，等待黎明的早班電車回去醫院宿舍，店員三不五時來提醒我不能趴在桌上睡，只好強撐著寫明信片回家。這些回想起來，除了覺得膽大及好笑外，一點都不尷尬。

各種旅行經驗反省起來，其實覺得『尷尬』的機會的不多，大多是新奇好玩胡鬧的成份多，反正不懂就是問嘛。原因可能是停留時間太短，也許是身為外來觀光客的『理直氣壯』（反正我就是外國人），或是神經太大條，已經搞到天怒人怨了還不自知，最慘的就是可能沉浸在一個人對於周遭環境的想像中，人已經在當地了，可是還是帶著台灣過去的幽靈金鐘罩把自己罩起來，那樣拍出來的照片其實用photoimpact合成一天就可以環遊世界好幾圈了。

所以沒有辦法和所處環境有所互動的自助旅行者其實並不比參加旅行社團高明到哪裡去。充其量只是多了幾個冒險故事可以說說。尤其對每日一城市需要花很多時間交通的自助旅行方式，最後我都會懷疑，難道最後不會問自己，何苦來哉。

寫了這麼多重點在闡述一種對於異文化覺得困窘的經驗，在過去旅行歷程裡存在，卻不深刻，或許跟團體活動或是主要在大城市觀光景點活動使然，你所處的環境自有一套針對觀光客的邏輯，讓你用最舒適的方式來體會城市，例如到處都有熟悉的麥當勞、名牌專櫃或是遊城一日卷，當然景點交通折價卷都已經幫你設計好了。食衣住行的落差一定會有，可是當這些經驗被化約成旅行的新奇經驗，有機會轉化成更深的文化感受，卻都是要離開的時候。

所以能夠處於異文化裡有機會感受到『尷尬』的感覺其實是非常非常彌足珍貴的，因為那代表著你可能已經放下自己原先對於該地想當然耳的心態，或是待的時間足夠感受到觀光客以外的風景，或是正處於兩種不同價值的衝突，或是對方也願意邀請你進入他們的邏輯裡，在『尷尬』之後的反省其實才是真正的給自己的禮物。

梅道診所有五個門診診間，預計停留的幾天裡可以在診間觀察。被安排在其中一個較資深的staff診間，主要病人很多都是瘧疾，他們使用當地語交談，之後再用英文翻譯。看了他們的藥物治療及診斷，沒多久，我就開始對自己的存在沒有耐心了。對於一種被期待的想像中的外國醫生，我對熱帶疾病印象還只是停留在教科書及去馬拉威小島時的實驗室顯微靜下的蟲體，又因為翻譯只會翻說這病人年紀就診次數目前治療進度為何等；我只能從他們在用當地語言交談時，觀察病人的神色衣著，而這跟想去理解異文化下的疾病脈絡思考又過於單向片斷；同時又感受到不知一個外國人出現診間對於當下醫病關係是否有影響的顧慮，就在一種『什麼都不符合』的身份裡，對於這彼此想像中的落差，不算小的診間讓我覺得困窘的幾乎窒息。

這種感覺會逼你去檢視為什麼有這些情境浮現，到底當初來的目的是什麼，倘若未來要投入熱帶醫學，此時對個人而言的戰場不是在泰國而是在國內的紮根訓練；如果要理解的是疾病的脈絡，診間只是反應了整個過程的一小片段，真正的是需要紮實的田野蹲點與診間外的觀察，而所有問題的前提更建立在對於當地是否有足夠真正的『認識』，不是出於一廂情願的來自開發國家的對於發展中的想像，也不是出於一種醫療援助的拯救者想像，更不是出於宗教救贖者的想像，這些經由一次次的『尷尬』經驗慢慢釐清協助自己看清楚出發的動機。

拿旅遊的經驗來對比梅道診所，不是對於田野工作的不敬，而是在個人出發的前提設定就是個旅行，只是不同於以往印度尼泊爾或先進國家的經驗，它有『生命』在那裡，它有一種吸引我的『價值』在那裡，它的存在不斷的撩撥挑戰原先的或是想像的意識形態，同時也呼應或是質疑每次的行動。它就是存在那裡，接受著來自世界各地號稱追尋不同價值的觀光客或是田野工作者膜拜，在表面的物資藥品捐助或志願工作之後，最後到底誰才是真正受惠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