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上行路

前幾天疲累不能工作，去二輪戲院看了勞伯瑞福編導的「權力風暴」（Lions for Lamb)。電影本身並沒有什麼藝術性的委婉機鋒，而是很直接的政治控訴，一點都不隱諱。但是我一邊看，一邊忍不住默默流下了眼淚，心裡難過了很久。

我想起了我的第一班學生。不知道他們還活著嗎？殺了人沒有？

1995年春季班是我第一次當助教，幫著教二次大戰史。

真是尷尬的一個學期。我老闆Brian Ladd是耶魯史學博士，還有出版專著，但是當流浪教師已經十年了。教這門課，他拿一學期三千塊，還得兼其他學校四五門課才能過活。我這助教卻拿五千塊，因為是助學金。他的工作份量當然比我重。這是尷尬之一。

尷尬之二是我當時對史學沒啥素養，得邊讀邊教。更慘的是當時英語還只是尚可，學生發言大舌頭結巴我就聽不懂了，站在講台上還真壓力大。

好處是 Brian 作為一個成熟的現代史學者，挑的教材絕不教條。有很多精彩的內容，例如 Paul Fussel 講英美大兵的日常生活、外交史上關於1939年8月英法、德、蘇三方的詭譎角力的辯論，等等。關於美國投入最多資源的大轟炸，我們不是看 Memphis Belle，甚至不是看諷刺美國空軍的經典片 Catch-22, 而是依我的推薦看宮琦駿的「螢火蟲之墓」。

那些喜歡看戰爭片的男生當然很多人不爽，他們總以為戰史就是地圖上的箭頭。甚至有人去跟我系主任投訴，說怎麼可以讓個日本人來教太平洋戰爭，雖然我一再宣稱自己是台灣人，跟韓國人一樣長輩是殖民地子民。系主任當然把這投訴當笑話，顯示美國人多缺乏史地常識。

一開始我對ROTC學生是有敵意的。剛從海軍退伍兩年，在船上訓練的階級分野還記憶猶新。我們穿藍工作服的兵對穿黑制服的官就是從骨子裡不爽，而美軍跟台灣海軍的制服一模一樣，那些官甚至都還沒上過船，我可是老鳥退役。所以我沒多花心思去接近那些未來的官。或許那也是我對自己菜鳥助教的焦慮的一種防衛心理吧。

後來是一個波多黎各裔的學生，依稀記得是 Jorge Rodriguez 之類的菜市場名字。身材不高。他自己來找我，說很能理解我的經驗，因為他也在海軍穿了四年藍工作服，才來上大學。他們船上的兵對官的敵意跟我一模一樣。我們就兄弟似地聊開了，他是砲械、我是損管、我們都看不起文書勤務。

他家住在曼哈頓上西城，波多黎各區。現在跟當年魯賓斯坦寫「西城故事」時一模一樣。窮、亂、無望。唯一出頭的希望是當兵吃糧，拿福利上大學。

透過他，我漸漸放下心防，開始跟預備軍官們聊天起來了。他們幾乎都是窮人子弟：都市貧民窟的孩子、偏遠農村子弟、等等。讀書都比有錢人小孩認真，因為一旦被當就得回到家裡那無望的人生中。他們受的中學教育普遍極差，雖然都是 straight A畢業， 但是大一課堂作業寫得亂七八糟，我得花時間一篇篇改錯字文法。也得多花時間跟他們解釋各種概念。但是他們的心胸比起不用去當兵的那些小孩要開闊多了。

就是這些人被布希送上戰場去殺人、去死、去當帝國的砲灰！勞伯瑞福的電影講的就是這個。

我想念這些學生，雖然名字一個個忘了。或許哪天在阿靈頓公墓的角落可以看到墓碑上熟悉的名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