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上行路

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不得不出租自己、將自己勞動創造的寶貴能力交給掌握社會財富的他人，才能換取生存的權利、過個平庸無味的日子，這可不是新現象，但卻也不是自古皆然，而是資本主義興起兩百多年來的狀況。然而，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一個特點是：現在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與思維總是會被說成是亙古永存的「人性」。偏離了這套，似乎就應該讓人覺得古怪、焦慮、難以想像。從而，當代的困境，在想像閉鎖之下，就顯得分外令人氣悶。

工作如何變成「頭路」？

陳信行

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不得不出租自己、將自己勞動創造的寶貴能力交給掌握社會財富的他人，才能換取生存的權利、過個平庸無味的日子，這可不是新現象，但卻也不是自古皆然，而是資本主義興起兩百多年來的狀況。然而，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一個特點是：現在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與思維總是會被說成是亙古永存的「人性」。偏離了這套，似乎就應該讓人覺得古怪、焦慮、難以想像。從而，當代的困境，在想像閉鎖之下，就顯得分外令人氣悶。

「工作」這回事就是這樣。現代資本主義體制裡，工作就是頭路，是成年人為了生計不得不做的事，一天做八小時，外加加班，你才可以在下班後「享受生活」──而「生活」，根據各種廣告，應該是不斷地帶來愉悅的消費。無論你是作什麼工作，不言而喻地，它與生活是兩回事。而如果生活（消費）是值得享受的事，工作八成不是。再怎麼引人入勝的事頭，當它成為「頭路」，就非得令人疲累厭煩不可，從而下班後的自由才顯得那麼吸引人。但是，另一方面，各式各樣的企管訓練、企業家自傳與心得，又得不斷地告訴受雇者：工作好、工作值得享受、工作讓你自我實現，要「成功」就得這樣說服自己。大部分關於工作與生活的主流書籍，多半是以各種方法試圖繞過這種現實與宣傳之間拉扯的矛盾。但矛盾總是揮之不去。

心理學家Ilene Philipson 的《我們嫁給了工作》（台北：大塊文化，2002）是近年來少數誠實地面對問題的暢銷書之一。即使從單純的心理健康的角度來看，現代職場中的工作也是各種痛苦扭曲和社會生活破敗的最重要來源。「工作倫理」如同封建時代的吃人禮教一般吞噬了人的大部分精力、自尊和情感，排擠了生命其他各方面的需求。同一個現象的另外一面，則是被迫離開職場乃至放棄追求工作的人們，被主流社會的道德觀和社會政策棄若敝屣，視為有道德缺陷的社會負擔、需要矯正的懶惰蟲。德國哲學家Johano Strasser的《生活或生存》（台北：商務，2004）與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的《工作、消費與新貧》（台北：巨流，2002）等一系列作品探討的正是這種分裂當代歐美社會的嚴重現象。Bauman認為：韋伯所分析的清教徒工作倫理並未消失，消費美學卻更進一步地發揮與工作倫理一樣的嚴酷社會效應，把一大群被拋離所謂「體面」生活方式的社會成員打入受到層層鄙視的「底層階級」。Strasser 則從古典的哲學問題──什麼是美好的生活──開始問起，警告世人這種工作/消費不斷驅動著社會成員每分每秒行為舉止的狀況，無時無刻不再威脅著民主、開放、創造力等我們所珍視的各種價值。

對歐美社會的中間階級來說，這似乎是個頗為晚近的發展，是與新自由主義、「新中間路線」、勞動市場彈性化、各種新奇管理技巧的應用以及社會保障的全面退潮一同出現的。僅僅一個世代之前，對這個階層來說，似乎只要夠努力，找個正當工作、付出適量的勞動力，就保證能讓一家人過上體面的日子。政府試圖維持全面就業，就業者受到工會與勞動法令的保障，工作時勞動強度與工時受到團體協約的規約，而一旦失業，社會安全網還能保持人們基本的消費能力。這種時代正在消失中。在世代經驗的比較之下，焦慮、不安更顯得巨大急迫，驅策人們更緊緊地試圖抓住手邊僅有的工作，以免墮入不可想像的深淵。福利國家受到新右派（其中有些扮成「新中間」）的強大攻擊而瀕臨瓦解，工作保障杳如雲煙，而在高度「彈性化」的工作場所，大多數工作者都會神經質地時刻害怕自己被劃為剩餘人力。Strasser與Bauman和其他社會民主立場的論者因而大聲疾呼，社會應該擺脫工作倫理的枷鎖，讓有尊嚴的生存成為每個社會成員（無論工作與否）的基本權力。

就在那個剛剛逝去時代裡──二次大戰之後到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之間──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社會狀態被建構為一種宰制全球的文化力量。各種宣傳教化不斷地告訴世人，像樣的「現代化」生活只能循著一種制式模型：一對夫婦兩個孩子、一棟房子兩台轎車、全套最新電器設備、大賣場提供的全球一致的衣著食物、丈夫上班妻子持家孩子上學、、、。遠在學者專家們開始辯論「全球化」的各種課題之前，這種規格化的工作/生活安排的魅惑圖像就無遠弗屆地散佈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從洛杉磯郊區、到西伯利亞工廠宿舍、到台灣農村、到東非部落，億萬人被為了將自己置入那幅圖像之中，離開家園、社區去追尋工作機會，甚至積極地推翻各式各樣違礙這幅圖像的文化傳統、政治體制、社會習俗。諷刺的是，當全球各地愈來愈多人走近工廠、辦公室，與大量消費品的全球生產鍊掛勾上時，保障各行各業的工作者們都能夠安分守己做一天工、拿一天（足以購買制式生活方式所規定的各種商品的）工資的那種社會狀態，已經杳然無蹤。從而，制式消費所組合出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懸在驢子眼前的那根胡蘿蔔，能夠產生永無止境的驅動力。

人類的宿命？人性的悲哀？當然不是！

只有放大視野來檢視控制當代人類行為與思維的這種工作/消費模式，我們才能看到，這決不是什麼自然狀況、「人性枷鎖」、歷史必然，而是斧鑿斑斑地在過去兩個世紀中被打造出來的一種特殊的社會體制，而且，對這種社會裡的不同階級，產生迥異的規約作用。

美國社會史家/文藝批評家Paul Fussell在他頗具爭議性的談當代美國生活方式的書Class（中譯者非常巧妙地翻成《格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8））中主張：對工作與消費能力的無窮盡的焦慮，是不上不下的中產階級與「下層貧民」的特色。靠著的別人血汗過活因而完全無須顧慮頭路這回事的當代美國上層階級（在微妙地彼此較勁之餘）喜歡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低調模樣，而不像韋布倫在他的經典《有閒階級》（台北：台灣銀行）中所描述的二十世紀初的暴發戶一樣花枝招展地炫耀財富。反而是隨時可能失業、破產而充滿地位焦慮的白領與上層藍領工人，總是得非常辛苦地在人前證明自己日子過得體面、時時從廣告宣傳和各種管道關注著消費訊息以免自己看來落伍失格。由此看來，Strasser與Bauman所分析的那種由工作倫理和消費美學所構成的現代枷鎖，是專門套在（廣義的）工人階級脖子上的。

承認階級的存在，在所謂「體面」的人群中，總是高度敏感而令人不安的。Fussell就提到，每當他跟人提到他要寫一本關於階級的書時，體面人士們總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樣，好像他講了什麼髒話一樣。然而，階級問題之所以這麼敏感，正由於它在當代社會中的關鍵地位。缺乏了階級分析的面向，以「社會成員」、「現代人」等全稱式的提法談當代社會的工作與生活風格問題，總是難免顯得隔靴搔癢，最後得出些因為大而無當而喪氣悲觀的課題。例如：如何改變人性。

英國作家Jeremy Seabrook的《階級》（台北：書林，2002），是近年來愈來愈多直接挑明問題核心的著作之一。同類的著作還包括Naomi Klein的No Logo（台北：時報，2003）和 Andrew Ross 的新作 Low Wage, High Profile （New York: New Press, 2004）等由新一波全球勞工與勞動人權抗議引發的著作。資本的全球流動，使得雇主可以隨時拋棄二次大戰後資本主義穩定成長期中他們與各自國家受雇者階級的妥協約定，而到世界各個角落追逐更廉價、更掙扎在生存邊緣而不得不接受嚴酷條件的工人。管理學作者Richard Duncan的《血、汗與淚水》（台北：時報，2002）則從另一個角度談討把工作從富創造性的勞動轉化為受雇者為了飯碗而不得不幹活的這種現代雇傭勞動工作組織與倫理是如何在階級鬥爭歷史中形成。在這些作者或明示或婉轉的分析中，當代社會這種日益壓的人喘不過氣的工作/生活模式歸根究底是一場全球性的階級戰爭──資產階級對隊伍日益龐大的工人階級的進攻。

從這個觀點來看，要理解當代令人目眩神搖、焦慮迷惘的新現象，除了探討資本主義最近二、三十年來的新發展（如Fred Block的《後工業機會》（台北：群學，2004）之中探討的資訊科技、市場變遷等等與勞動彈性化相關連的現象）之外，更值得做的，恐怕是重新拾起檢視資本主義更長久而根本的規律的著作：如馬克思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等一系列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