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上行路

蘇姐在美國的一次「長征」

蘇姐那個驚險而愉快的冬日長征終究沒有完成。

那天中午，她就打電話到特洛伊城給我們，告知說她決定踏上征途。剛拿到駕照，買了車，自我感覺異常良好的她，打算違逆所有朋友的勸告，自己一個人從賓漢頓開車到特洛伊來，回訪我們，看看我們租住的古蹟房子。

對其他任何一個住在不開車就寸步難行的紐約上州的人來說，這麼一趟三個半小時的車程都算不了什麼。但是，蘇姐的怪病就是這樣。沒事的時候活蹦亂跳地完全看不出有什麼異樣，一旦控制肌肉的內分泌開始失調，她就會開始眼皮發沈、視線模糊、繼而全身無力，這時，如果不吃下適當劑量的藥，她就會這麼活生生地脫力而死。到底什麼時候會發，誰也說不準。藥量該吃多少，也很難說，吃多了跟吃少了症狀一樣。戰勝過第一次癌症發作的這幾年來，蘇姐就是這樣子把自己的身體當成有趣的實驗材料，興致勃勃地每天面對說來凶險的殊死鬥。天曉得她會不會在高速公路上突然病發失控？

果不其然，天剛露出點微微的暮色的時候，電話來了，蘇姐剛過半路就開始癱了下來。一個小時之後，我們嘴理念著、心裡掛著開到到88號高速公路旁的休息站停車場時，她竟然又神奇地復原了，開心地笑著打招呼，好像剛走下雲霄飛車的勇敢小孩一樣開心。

「好，下一站到哪？」，她一坐上車就迫不及待地問。

這就是我們在美國認識的蘇慶黎。即使在最晦暗困頓的時刻，都永遠保持著樂觀、以及隨著樂觀而來的毅力和對一切都感興趣的好奇心。而她的高昂情緒總是具有高度的感染力。在個人生活上如此，在政治生活上也一樣。

1992年我們到美國之後第一次「差點」接觸到蘇姐其實也是個半途而廢的事件。我們在底特律認識了日本左派學運與工運老前輩渡邊勉。童心未泯的渡邊前輩與我們兩個沒大沒小的晚輩常常玩在一塊，用和我們一樣破的英文談著美國、日本與台灣的運動。有一天，渡邊打電話過來，聲音中有著一絲苦惱。

「你們認不認識一位叫蘇慶黎的台灣人？」，他說。

「當然認識，是前輩嘛，只是以前接觸不多。」

「是這樣的，蘇慶黎如果來底特律，能不能住你們家？」，渡邊語帶羞赧地說：「雖然我們是左派，可是剛相識的男女共宿一室總是怪怪的。」

原來，剛從第一次大病中死裡逃生的慶黎，一回到80年代中來求學的賓漢頓，就開始盤算要做個東亞左翼運動的研究。不知怎麼探聽到久久前有過一面之緣的渡邊勉也來了美國，馬上準備抱病跑到500哩外的底特律來做訪談，她列了個訪談問題清單，打算好好地跟渡邊談談從1960年反安保鬥爭到1990年代的日本工運的一系列歷史問題。

「但是，幾年前蘇慶黎到東京來訪問我，大部分時間可都是她在講話、、、」渡邊仍然苦惱著，雖然我們一再保證我們會好好地招待蘇慶黎。

蘇姐終究沒有出現。臨行之前，她身體又不行了。

我們終於見到面時，是在紐約的一場聚會，海峽兩岸的一些左派朋友第一次聚在一起，坦然地面對資本主義已經在中國復辟的事實。美國的老保釣、大陸的老造反派與民運中成長的左派、台灣去的學運份子…，一群以往素昧平生的人們興奮地結識了志氣相投的同志，以我們彼此都非常熟悉的激情辯論著、交換著訊息和觀點。把這群人拉到一塊的蘇姐，是其中最熱情的一位。

每年在紐約都會有一場「社會主義學者大會」，是美國左翼的大聚會，各門各派在會上開個panel呈現自己的觀點，並彼此辯論。那年，出現了一個場次，題目就叫「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不再躲藏、不再故弄玄虛、不再順著什麼「中國特色」的障眼法自欺欺人，我們公開地以中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為前提，分析著這對世界的衝擊與資本主義中國裡頭左翼運動的可能性。不止鄧派看我們礙眼，連一些美國當地左派都受不了。但是，「拋棄幻想、準備鬥爭」不正是讀過毛澤東的人都應該記得的一句再淺顯也不過的格言嗎？

我們所認識的蘇姐，無論在各種生活細節上如何瘋狂隨興，在大是大非上，是沒有任何幻想的。但是，好客熱情以成本能的蘇姐，常會聚集起一群組合非常有趣的人，從而碰撞出火花。

有一次在賓漢頓蘇宅的聚會特別讓我印象深刻。那次，客人來自兩岸三地，大家對政治的態度不見得一致，謹慎的、激烈的、充滿機鋒的、犬儒的…，不一而足。

大約是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吧，一夥人拌嘴抬槓砍大山，火力正旺，話題是「新加坡熱」，談到中國從學習台灣經驗（此點來自台灣的人一致大力反對）轉向學習新加坡。一位訪問學者，據稱是在國內頗有名望的發展理論專家，率先發難說：「依我看，學新加坡什麼的全是胡扯！」

哦，有點熱度，大家停下話頭以願聞其詳的注視鼓勵著他。

「新加坡有多少人？又多大地方？北京一個海淀區！就這麼點大！哪能當什麼範本？」

有見地！那該怎麼說呢，這是？

「依我看，這不只是我個人，國內好些學者專家和中央領導也同意我的看法，中國應該學習的，是一個大國的成功經驗。國內已經好些人在努力學習總結經驗了。」

那是哪國呢？

「就該學巴西！巴西是大國嘛，跟中國一樣！」

剎那間，冷鋒過境，整個客廳裡一群人傻了眼。這是賓漢頓，是1995年，讀過近半世紀以來的發展理論的誰不知道巴西是怎麼回事？可每個人都還在尷尬地盤算著該怎麼回應這位老兄才算得體。

第一個劃破寂靜的聲音，是蘇姐的招牌蘇式尖笑，「哈哈哈哈哈…！」

有時候，就是得有人指出國王沒穿衣服。蘇姐扮演這個角色從來不落人後。

藏不住的誠實對於20世紀末逆境中的左派來說，是個千鈞重擔，多少人被壓得喘不過氣而脊樑佝僂扭曲，最終沈溺於難以自處的怨艾。蘇姐是少數沒有這種問題的前輩之一。

有一次，我們聊到這個課題，問她為什麼能永遠這麼有動力。她回答：「也許因為我是女的。」「我常常在想，如果沒有走上這條路，我會過著怎樣的日子？相夫教子、三從四德？跟那種生活比起來，運動永遠是解放，再怎麼挫折，都是解放！」

另一位朋友轉述的也許更透徹。在蘇姐最後的日子裡，她問到同樣的問題。蘇姐說：「因為我不是一個自私的人。我知道，成事不必在我，我只是盡量做。沒有這點認識，我根本走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