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18,2007
〈隨風而逝〉從何而來？
承大陸網友看得起，每次我的名字在大陸網民間好像都跟這篇2000年的舊作連在一起
〈隨風而逝〉從何而來
六○年代民歌手承接的歷史遺產──一個隱形的故事
「清純」是許多人想到「現代民歌」這個字眼的時候第一個浮現的形容詞。在台灣我們會想到1970年代「金韻獎」裡一首又一首如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的歌─〈外婆的澎湖灣〉、〈捉泥鰍〉……。如果是情歌，一定是談初戀；如果談國家大事，一定是高中會崇拜教官的那些好孩子的談法。沒有風塵、沒有江湖、沒有犬儒、諷刺、咒罵─這些都是「不純」的思想。就算是唱一首最明顯的英文風塵歌 The House of Rising Sun，咖啡廳裡的台灣歌手注重的也往往是如唱片上的Joan Baez一樣清亮的高音，而不是歌詞中的風塵疲憊與社會批判。「清純」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歷史、沒有社會觀，慘白年少。這當然不是台灣民歌運動的全部面貌，而是唱片公司最愛的行銷標誌。
〈隨風而逝〉從何而來
六○年代民歌手承接的歷史遺產──一個隱形的故事
「清純」是許多人想到「現代民歌」這個字眼的時候第一個浮現的形容詞。在台灣我們會想到1970年代「金韻獎」裡一首又一首如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的歌─〈外婆的澎湖灣〉、〈捉泥鰍〉……。如果是情歌，一定是談初戀；如果談國家大事，一定是高中會崇拜教官的那些好孩子的談法。沒有風塵、沒有江湖、沒有犬儒、諷刺、咒罵─這些都是「不純」的思想。就算是唱一首最明顯的英文風塵歌 The House of Rising Sun，咖啡廳裡的台灣歌手注重的也往往是如唱片上的Joan Baez一樣清亮的高音，而不是歌詞中的風塵疲憊與社會批判。「清純」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歷史、沒有社會觀，慘白年少。這當然不是台灣民歌運動的全部面貌，而是唱片公司最愛的行銷標誌。
承大陸網友看得起，每次我的名字在大陸網民間好像都跟這篇2000年的舊作連在一起
〈隨風而逝〉從何而來
六○年代民歌手承接的歷史遺產──一個隱形的故事
「清純」是許多人想到「現代民歌」這個字眼的時候第一個浮現的形容詞。在台灣我們會想到1970年代「金韻獎」裡一首又一首如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的歌─〈外婆的澎湖灣〉、〈捉泥鰍〉……。如果是情歌，一定是談初戀；如果談國家大事，一定是高中會崇拜教官的那些好孩子的談法。沒有風塵、沒有江湖、沒有犬儒、諷刺、咒罵─這些都是「不純」的思想。就算是唱一首最明顯的英文風塵歌 The House of Rising Sun，咖啡廳裡的台灣歌手注重的也往往是如唱片上的Joan Baez一樣清亮的高音，而不是歌詞中的風塵疲憊與社會批判。「清純」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歷史、沒有社會觀，慘白年少。這當然不是台灣民歌運動的全部面貌，而是唱片公司最愛的行銷標誌。
台灣民歌的「清純」也不是憑空而來，或是單純地在戒嚴後期台灣閉鎖的校園中由一些學生創造出來的。美國60年代民歌的影響是巨大的，Joan Baez、Judy Collins等人的暢銷金曲透過廣播節目「凌晨之歌」等管道早就成為台灣校園文化景觀不可或缺的一個部件，與配套的飄逸長髮、手染棉布杉和木吉他組成了「氣質」的象徵。 當年暢銷的美國民歌手當然不是什麼不問世事的塔裡的女人（或男人），大家都知道Bob Dylan的反叛與Joan Baez 的反戰，事實上，他們的反叛青年形象是整個關於60年代文化的論述的基調。
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很快地下結論說台灣現代民歌的「清純」是由於越洋接收母國文化產品時習慣性的對進口品所做的閹割與拔牙手術─雖然這的確是我們社會的文化進口程序的一大特色。一定程度上當年的引介者忠實地反映了60、70年代美國對文化反叛的一種論述。 60年代美國的文化反叛是「反美國」的！這是很常見的觀點。
據說：反叛者憎恨主流美國文化，不僅是壟斷企業所控制的媒體工業與產官學綜合體的霸權，他們討厭當下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包括相對高薪的工人階級）的一切：穿著、打扮、品味、生活方式、傳統……。從傖俗的當代美國解放出來的道路也許在尼泊爾的靈修聖地、也許在LSD或大麻帶來的夢境、也許在美洲原住民的傳統、也許在非裔文化的再造、也許在陰性歷史的書寫，總之，不會在主流美國的群眾之中。所以，反叛青年（尤其是白人）必須與美國的歷史決裂，讓心靈從充滿現代工業污染的大地上漂浮起來，才能獲得解放。所以 Bob Dylan 會唱："The answer, my friend, / is blowing in the wind /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風中，會隨風而逝，不會與大地的人民長存。
這種「隨風而逝」的觀點與台灣現代民歌運動的「清純」（換句話說：無根）一樣是極為片面的。我們從Joan Baez的唱暢銷歌之一 Joe Hill可以看到端倪：
這首歌幾乎在所有的Joan Baez精選集裡都是必選，Billy Bragg和其他的歌手也常常改編來悼念其他人。但是，唱片封套上的說明幾乎從來不曾解釋這首歌是怎麼來的，在沒有歷史背景之下，聽眾只好想像歌手唱的可能是她（他）的某個牽連到命案的朋友。
Joe Hill何許人也？他是美國歷史上最激進的工會─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的桂冠詩人，他是一位普通移民工人、工會組織者、和詩人作曲者。在他於1915年10月30日在猶他州鹽湖城被以殺人罪處決，而無論是當代輿論或後世歷史研究都認為他唯一的罪名是寫了那些挑戰資本主義的歌。Joe Hill的形象因而成為美國二十世紀民歌復興運動的精神象徵，激發了一代又一代的抗議歌手─三、四十年代的Pete Seeger、Woody Guthrie等人，以及六十年代的Bob Dylan、Joan Baez、Judy Collins。
在這個傳統裡，新民歌與工人、農民的運動是分不開的。一直到1950年代的反共白色恐怖中，這個歷史記憶才硬生生地被抹滅。
從IWW到CIO / 從Joe Hill 到 「人民之歌」
Joe Hill 是瑞典移民。他到達美國的年代─上個世紀之交─也正是我們所認識的當代資本注意世界秩序成形的年代。金融、交通通訊、鋼鐵、電氣、石油、化工等壟斷大財團正在把愈來愈多人變成他們手下的雇傭勞動者。現代帝國主義正在形成，美、英、法、德、俄、日等國的壟斷資本一方面合縱連橫地交互投資、一方面極力對外擴張，爭奪原料、市場、和便宜的勞動力。科學家、工程師正在被愛迪生、克魯伯等大資本家變成他們的研發實驗室中的伙計。而資產階級擁有的巨大的財富與廣大勞動者階級（無論在殖民地或殖民母國）所承受的巨大苦難成為鮮明的對比。在美國歷史中，這段期間被稱為Gilded Age，鍍金的年代，在亮麗的金裝下是腐蛀的內胎。
當時美國的工會運動由美國勞工聯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 的力量壟斷。勞聯的會員工會絕大多數是技工職業工會，代表土生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上層。但是愈來愈多在新興的大型產業─鐵路、礦場、大工廠、林業、商業大農場等─的勞動者是「無技術」的各國新移民、黑人、女性。1905年，由西部礦業工人發起的新工會組織─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主張打破族裔和技能等藩籬，以產業為單位組織起一個全國性乃至全世界性的大工會。
AFL與IWW這個看似技術性的工會組織的策略差異，在時代環境中卻是代表了工運要保守還是進步、謹守傳統價值還是擁抱新的未來、排他還是包容、與資本主義妥協還是決裂的巨大分野。
在IWW章程的前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工人階級與雇主階級沒有任何共同利益。只要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還承受著飢饉與匱乏，而構成雇主階級的那少數人才享有一切人間的福份，世間就不會有和平。……」
像IWW這麼一個基進的工人運動的出現當然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什麼少數野心陰謀份子的成果。當年的美國各級政府在財團控制下不斷想找出工運的「背後黑手」，用各種暴力手段鎮壓IWW，甚至不惜違憲通過地區法令禁止IWW成員演講，如Joe Hill這種構陷處死的案子多如牛毛，但是，運動始終沒有因為一些人的犧牲而終止。歸根究底，工運是根植在當年美國社會的矛盾之中，而且在IWW出現之前就已經在各個角落激化到沸騰的地步了。
自從1865年內戰結束之後，勞資矛盾正式上升成為美國社會最顯著的首要矛盾。十九世紀下半的美國勞工史幾乎是由一次次的血腥事件串起來的。1877年的鐵路總罷工有十萬人參與、更多各行各業的工人參加支援行動。政府調派軍隊鎮壓在匹茲堡、聖路易等地殺了一百人、囚禁了約一千人，當代人稱為「小內戰」。
1886年，全國超過35萬人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在芝加哥乾草市場的勞工集會發生了爆炸案和警方開槍的屠殺事件，事後警方羅織工會領袖下獄。此事引起了國際工人的義憤。第二年紀念屠殺事件的全球同步罷工成為了五一勞動節的緣起。
1911年三月，紐約市三角製衣廠大火，146名女工因雇主把他們鎖在裡面而被活活燒死。由此而引起的國際公憤成為三月八日國際勞工婦女節的由來。IWW本身也不斷受到暴力威脅。1914年在科羅拉多州的Ludlow，礦工罷工，被趕出宿舍的礦工家庭在礦區安紮營，州政府調派國民兵用機槍掃射並縱火燒帳棚，19位罷工者─包括8位婦女和兩個小孩被殺。威爾遜總統調派聯邦陸軍實施軍管才鎮壓住工人的憤怒抗議。
而這些，只是工人遭受到的暴力的一部份而已。 這些事件不止活在歷史書和媒體報導中，事實上，財團控制的媒體鮮少能不站在資方的一面。但是在工人群眾中，消息和歷史記憶以口傳故事和史詩民歌超越時空留存下來，如Woddy Guthrie 的 "Ludlow Massacre," "1913 Massacre," "Waiting at the Gate," …當然還有傳唱至今的"Joe Hill"這首歌。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史坦貝克─三十年代抗議精神的代表之一─說：「當權者可以禁掉報紙、燒掉書，但是他們不能禁止人們唱歌！」
而各式各樣的歌─憤怒的、嘲諷的、史詩的─從Joe Hill的時代開始就一直扮演著這種受壓迫者的媒體的角色。當Joe Hill被處決前，他的遺囑傳遍了全國。他說：「不要哀悼，組織起來！」
到了1920年前後，經過一次大戰時的「反顛覆法」、「反煽動法」的鎮壓，IWW已經名存實亡。但是，1929年，紐約股市崩盤，經濟大蕭條開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再度成為街頭常景。又一波的群眾組織運動，如Joe Hill所忠告，從農村到工廠發動了起來。
在飢餓的陰影中，南部的農業工人與佃農組成了工會，北部的失業工人組織了失業者協會，新興的汽車工業終於開始了有實效的工會組織，各式各樣的新興運動最終匯集在再一次以產業為單位的全國性工會聯合會，這一次是1935年成立的「產業組織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
CIO原來只是在AFL之下的一個臨時組織，1938年正式與AFL分裂，很快地成為復興中的美國工運的中心。在CIO的運動中，民歌不再是自發的工人文化的一部份，而是一個自覺的組織手段。
在時代氛圍中，文藝圈和知識圈進步的一翼視為人民運動服務為自己的志業。在這一代的工運歌手中，包括一位奧克拉荷瑪州貧農的子弟Woody Guthrie、一位哈佛畢業彈斑鳩的年輕人Pete Seeger、第一位長春藤名校畢業的黑人律師轉業的歌手Paul Robeson、和離經叛道的民歌採集學者Alan Lomax等等。
圍繞著這個圈子，一首又一首結合美國鄉土歌謠傳統和基進政治的歌出現了。在每一個罷工、抗議、集會、遊行的場合，CIO的民歌手們創作、蒐集、改編的歌成為加油打氣、凝聚意志、反思歷史與當下狀況的最好工具。
CIO 歌手們於1940年組之了「年鑑樂團」（The Almanac Singers），並在二次大戰後他們和其他作曲家重組為一個「歌謠合作社」「人民之歌」(People's Songs, Inc.)。新民歌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就是CIO的工運高潮。新民歌運動所自許的傳統，也正是從19世紀，經過Joe Hill的傳遞而來的美國基進運動的傳統。
普世價值與鄉土文化的纏綿
比較IWW的歌與新民歌運動，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風格差異。Woody Guthrie與Pete Seeger的歌聲樂聲有著濃濃的鄉土味，Guthrie棉軟的奧克拉荷瑪腔甚至出名到他的私淑弟子Bob Dylan（一個北方城市佬）不模仿他就唱不出歌來。
黑人音樂（透過Almanac的黑人成員Paul Robeson和Leadbelly的影響）、山區農村小調、和其他的本土影響充滿了新民歌運動。前一個世代則不然，絕大多數IWW的著名歌曲都是借用救世軍聖詩和其他基督教宗派的詩歌的曲調，如Joe Hill地一首出名的歌"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 即是借用聖詩 "Sweet By and By"的調子。甚至連IWW的非正式會歌 "There is Power in the Union" 也是借用聖詩 "There is Power in the Blood"。在這些聖詩曲調中，我們聽不到一絲專屬於美國的味道，反而是所有歐美基督教文化下成長的人都熟悉的普世訊息。
關於前後兩代的普世與鄉土氣味的差異一直是個有趣的議題。一個解釋是來自兩代工人社會生活形態的不同。IWW的新移民工人們─尤其是散居在大西部的鐵路、礦場與林場逐工資而居的移民工人─生活中唯一的音樂來自救世軍的傳道人。在每個工人社區的破宿舍、爛酒館和泥巴路旁邊，是上流人捐助的靈恩派牧師拯救靈魂的最佳場域。他們用激情的證道詞和歌曲不斷地傳第一個訊息：福報在天上，不要爭工資、勞動條件，不要參加工會，要認命。Joe Hill為此「劫用」了一首聖詩來諷刺這種宿命觀。
這首歌最後是「各國的工人弟兄團結起來，當我們奪回我們創造的財富那天，我們可以告訴那些寄生蟲，你得學會怎麼勞動才能吃飯。」有趣的是，現在幾乎沒什麼人記得這首歌原來是什麼，只記得「長頭髮牧師」。工人「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普世價值與偽善的普世價值拔河後，把這首歌搶過來了。
這種從諷刺性的模仿到劫用的手法，是Joe Hill的標準戰略。事實上，這也是之後新民歌運動非常有意識地從事的工作。古典音樂和所謂智慧財產權盛行的今天的音樂界習慣用全然的創新來作為音樂工作的評價標準，然而，新民歌運動卻非如此。Pete Seeger曾說過：「民歌的傳統向一條川流不息的小溪，每一首歌都是其中的一瓢水。有時候一條陳腐的老調配上了新詞、副歌變成了主歌、小調變成了大調、其中一句發展成另一首歌……，一首新歌就又出現了。」
Woody Guthrie為工運女性創作的Union Maid是最典型的例子，一首小學音樂課本上的老歌，配上順溜的新詞、長出一段副歌，就是一首人人會唱的新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從人們熟悉的素材創作，讓人們容易傳唱，這是新民歌的理想。也因而它必須適應當下人們所熟悉的音樂脈絡，要向流行歌（不管是怎麼流行的）搶素材。
在這點上三十年代的歌手們比Joe Hill的自由度大得多了。有了唱片和收音機，街頭宣道師不再是工人生命中唯一的音樂。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藍調能讓芝加哥貧民窟中的孩子聽到，阿帕拉契山老農的山歌也能讓加州的漁民聽到。很弔詭地，科技的發展反而在某個層面上讓「鄉土文化」得以成為運動。
另一個關於普世與鄉土的解釋來自兩代工運的不同政治路線，而這也顯示了歌曲的形式、內容各個方面，在為運動服務的前提下，不只反映了大社會的時代精神，也會反應運動圈內小社會的社會氣氛。
1910年代的美國工運圈內，主要的矛盾存在於掌握AFL、與政權有一定妥協性的土生白人男性技術工人和工人階級的其他組成部分之間，而這也反映為舊產業與新的大量生產工業中的員工的不同。「美國」、「鄉土」在反移民、排外、甚至支持美利堅帝國對外擴張的種種民族主義中是個必要成分。
「移民問題」──如何同化、「美國化」新移民─更是二十世紀初二十年（在今日的美國史中稱為「進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資產階級社會改良的論述的主軸。亨利福特等「新派」壟斷資本家在風氣之下無不以「美國化」員工為其社會良心的表現。高舉「美國文化」這個符號因而變成一種反動的象徵。
而在運動圈中，「工人無祖國」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而是忠實反應當代美國工人階級的組成和社會矛盾的歷史構成。用嘲諷等手法從基督教奪取來的這些曲調完全不反映那個民族的特色（雖然仍脫不出西歐的範圍），是（至少對歐裔人而言）「普世」的。
1930年代的氣氛則大大不同。在歐洲，義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已經奪權、血腥鎮壓共產黨、社民黨和一切民主勢力，而西班牙內戰於1936年開打，交戰雙方也是如此劃分的。在亞洲，中國對抗日本的奮鬥和印度獨立運動對抗英國殖民的鬥爭屢屢成為世界頭條新聞。「民族」、「民主」、「人民」等概念在樣的情勢中不再只是欺騙被統治者的虛假口號，而是全球範圍內正義與邪惡的分界線。
當時的第三國際檢討1920年代的錯誤打出了「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口號與策略，力求在各個可能的地方結合工農運動中的其他傾向和統治階級中的民主派、自由派以對抗法西斯。落實在美國的脈絡中（當時第三國際的成員美國共產黨在CIO和其他許多社會運動中起著領導作用），就是在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時代左派與民主黨政權的合作。
羅斯福的「新政」的整體戰略是發達在美國經濟中從不佔顯著地位的國有部門以抑制龐大的私有壟斷資本。在政治上，他選擇了藉著工人、農民運動的力量對抗壟斷資本比較支持的共和黨。於是，左翼運動和文藝與政權以一種空前絕後的離奇方式結合起來。1935年通過的華格納法案和由之而設立的國家勞工關係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d, NLRB）正式把勞動三權的保障變成國家政策以聯邦政府的力量支持工會運動。
另一方面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所描述的奧克拉荷瑪農民被金融資本迫害的慘狀激起了大眾對農村的關注，聯邦政府乘勢設立了「農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FSA)以資助農村復興，FSA雇用了左翼攝影家 Dorthea Lange等人做了一系列破產農民的報導攝影巡迴展出，引起了巨大的震撼。破產農民於是和失業工人一起變成資本主義罪惡的具像代表。（見Pete Seeger 的歌"Darling Corey"）
Woody Guthrie這類充滿鄉土味的聲音於是同時代表了對資本主義的反叛、也是對民主的支持。 Woody Guthrie 第一張全國聞名的唱片，正是為聯邦政府在西北哥倫比亞河的水利計畫所創作錄製的宣傳歌曲，充分表現了新政和人民陣線的弔詭合作。在他遇到年輕的Pete Seeger（當年是共青團員）和其他左翼音樂工作者後，他們以更有組織的方式把各地採集來的民謠改編加入左翼的訊息。
在「年鑑歌手」、「人民之歌」以及「人民之歌」破產後重組的「織工」合唱團（The Weaver）的創作中，「美國」這個符號是基進政治的代表，從獨立革命、到內戰、到百餘年的勞工運動，一個連續不斷的反抗運動的傳統是星條旗所代表的意義。
這種鄉土、反抗與愛國的認同在美國加入二次大戰與法西斯正式對抗後更是明顯。Woody Guthrie的歌"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甚至成了今天著名的美國愛國歌曲之一。但是，新民歌運動的鄉土認同不是民族主義的─如果民族主義指的是排外的民族認同。在大力讚美美國勞動者的同時，他們譴責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 今天在美國的學校和媒體演唱都只唱了歌頌美國大地的美麗的五段歌詞，例如：
省略掉的兩段是：
歌曲中對私有財產的批判，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批判再明顯不過。在冷戰時代的美國，這首歌卻被閹割成為沙文主義的象徵。
而在冷戰時代，新民歌運動的歌手們，無論他們如何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美國立國傳統的代表，將會被打成叛國賊。
當歌聲成為犯罪─新民歌是如何被遺忘
1955年8月18日，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麥卡錫白色恐怖時代最令人聞之變色的太上政府─審訊Pete Seeger。調查委員問他：「你的職業是什麼？」他說：「我靠彈斑鳩為生，有些人覺得這是個賤業。」
Pete Seeger最後被判「藐視國會」，雖然並未入獄服刑，但是他和其他新民歌運動的歌手們早就被列入黑名單，為唱片公司、音樂廳、甚至酒吧雇主們排斥。雖然The Weaver的歌上年度排行榜榜首不止一次，他們的聲音不能在廣播上出現，更遑論電視。他們所做的曲必須用假名(Paul Cambell是他們的集體假名)才能發表。
新民歌運動在白色恐怖中被逼入地下。Woody Gurthrie所創立的「人民之歌」在1949年破產了。這個合作社的宗旨在於以音樂支援工人運動。但是，CIO的右派在大戰結束前後開始積極對左派進攻，清剿運動中的共產黨與同路人。工會運動愈來愈傾向依靠官式的團體協約談判而不是群眾運動來爭取經濟利益。1951年通過的Taft-Hartley法案更規定工會領袖必須自白宣誓自己與共產黨劃清界限。國會中以麥卡錫眾議員為首的極右派勢力更積極地在政府、文藝界、知識界、電影音樂界等各個角落清掃左派的力量。1945年開始的冷戰絕不僅僅是個國際關係的事件，更是美國國內的事件。 對新民歌運動的鎮壓，國會的審判只是最後高潮。
1949年9月Paul Robeson 的演唱會演變成為一場針對左派和新民歌的暴力事件。9月4日，Robeson原來預定在Peekskill的一個野餐地演唱，右派退伍軍人組織「美國兵團」(American Legion)以Robeson是共產黨員為由發動了暴力示威反制演唱會，一週後，紐約地區的工會發動工會糾察隊維持秩序才讓演唱會得以舉行。
但是，演唱會結束後，州警配合「美國兵團」把觀眾導引到一條佈滿手持棍棒的右派暴民的小路上。在暴民的攻擊之下，100多位觀眾（包括小孩）受了輕重傷。事後，包括Time, Newsweek, New York Times等主流媒體反過來譴責這是共產黨的陰謀，並要求鎮壓肅清所有左派勢力。少數仗義執言的媒體（如The Nation雜誌譴責這是讓美國立國精神蒙羞的對藝術自由、表達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戕害）被孤立打壓。
冷戰時代的歇斯底里反共，不僅要讓新民歌銷聲匿跡，更要把它從美國的文化版圖上抹掉，這個肅清行動在主流音樂市場上的成功是驚人的。「人民之歌」結束後，Pete Seeger 與同伴組織了The Weaver，把新民歌打進商業市場，在1950年代初取得了市場上的成功。最終還是不得不在各種威脅下銷聲匿跡。
他們當然清楚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再擺出絕不妥協的階級立場，所以，在他們這段時期的作品，如"If I have a Hammer"鼓吹的是自由、和平、公義。但是，在冷戰的氣氛中，Pete Seeger事後回憶：「只有共產黨才會喊和平！」
1955年已經是麥卡錫旋風稍歇的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也正在起步，Pete Seeger的牢飯也因而可以倖免。第二年，The Weaver終於突破重圍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辦演唱會。紐約時報的樂評家，顯然已經忘了新民歌運動和鄉土文化在三、四十年代曾經有過的文化意義，評論說：「他們的樂聲真是驚人，沒有聽過他們的演唱會的人不能理解，原來彈斑鳩的不只是小丑。」
然而，那場演唱會的意義還要更深遠。在演唱會中熱身串場的有幾位年輕的民歌手，他們即將在未來的年代中再度復興新民歌運動。他們是：Bob Dylan, Joan Baez 和Judy Collins。但是，這幾位所面對的世界是壟斷唱片商所控制的音樂市場，不斷地要把各種新奇事物商品化，他們的戰鬥，是另一個故事了。
【參考材料】
〈隨風而逝〉從何而來
六○年代民歌手承接的歷史遺產──一個隱形的故事
「清純」是許多人想到「現代民歌」這個字眼的時候第一個浮現的形容詞。在台灣我們會想到1970年代「金韻獎」裡一首又一首如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的歌─〈外婆的澎湖灣〉、〈捉泥鰍〉……。如果是情歌，一定是談初戀；如果談國家大事，一定是高中會崇拜教官的那些好孩子的談法。沒有風塵、沒有江湖、沒有犬儒、諷刺、咒罵─這些都是「不純」的思想。就算是唱一首最明顯的英文風塵歌 The House of Rising Sun，咖啡廳裡的台灣歌手注重的也往往是如唱片上的Joan Baez一樣清亮的高音，而不是歌詞中的風塵疲憊與社會批判。「清純」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歷史、沒有社會觀，慘白年少。這當然不是台灣民歌運動的全部面貌，而是唱片公司最愛的行銷標誌。
台灣民歌的「清純」也不是憑空而來，或是單純地在戒嚴後期台灣閉鎖的校園中由一些學生創造出來的。美國60年代民歌的影響是巨大的，Joan Baez、Judy Collins等人的暢銷金曲透過廣播節目「凌晨之歌」等管道早就成為台灣校園文化景觀不可或缺的一個部件，與配套的飄逸長髮、手染棉布杉和木吉他組成了「氣質」的象徵。 當年暢銷的美國民歌手當然不是什麼不問世事的塔裡的女人（或男人），大家都知道Bob Dylan的反叛與Joan Baez 的反戰，事實上，他們的反叛青年形象是整個關於60年代文化的論述的基調。
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很快地下結論說台灣現代民歌的「清純」是由於越洋接收母國文化產品時習慣性的對進口品所做的閹割與拔牙手術─雖然這的確是我們社會的文化進口程序的一大特色。一定程度上當年的引介者忠實地反映了60、70年代美國對文化反叛的一種論述。 60年代美國的文化反叛是「反美國」的！這是很常見的觀點。
據說：反叛者憎恨主流美國文化，不僅是壟斷企業所控制的媒體工業與產官學綜合體的霸權，他們討厭當下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包括相對高薪的工人階級）的一切：穿著、打扮、品味、生活方式、傳統……。從傖俗的當代美國解放出來的道路也許在尼泊爾的靈修聖地、也許在LSD或大麻帶來的夢境、也許在美洲原住民的傳統、也許在非裔文化的再造、也許在陰性歷史的書寫，總之，不會在主流美國的群眾之中。所以，反叛青年（尤其是白人）必須與美國的歷史決裂，讓心靈從充滿現代工業污染的大地上漂浮起來，才能獲得解放。所以 Bob Dylan 會唱："The answer, my friend, / is blowing in the wind /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風中，會隨風而逝，不會與大地的人民長存。
這種「隨風而逝」的觀點與台灣現代民歌運動的「清純」（換句話說：無根）一樣是極為片面的。我們從Joan Baez的唱暢銷歌之一 Joe Hill可以看到端倪：
| 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Alive as you and me, Says I "but Joe, you're ten ears dead" "I never died," says he | 昨夜我夢見Joe Hill 和你我一樣活著。我說：Joe, 可是你死了十年了「我從來沒死。」他說 |
| "Salt lake Joe, by God" say I Him standing by my bed, "They frame you on a murder charge; Says Joe, "but I ain't dead." | 「在鹽湖城，上主為證」我說，而他站在我床邊「他們誣陷你殺人」Joe 說：「但是我沒死。」 |
| The copper bosses killed you, Joe. They shot you Joe," says I. "Take more than guns to kill a man, "Says Joe, "I didn't die." …… | 「那些銅礦財主們殺了你，Joe。他們開槍殺了你。」我說.。「光是槍殺不了人」Joe說：「我沒死。」…… |
這首歌幾乎在所有的Joan Baez精選集裡都是必選，Billy Bragg和其他的歌手也常常改編來悼念其他人。但是，唱片封套上的說明幾乎從來不曾解釋這首歌是怎麼來的，在沒有歷史背景之下，聽眾只好想像歌手唱的可能是她（他）的某個牽連到命案的朋友。
Joe Hill何許人也？他是美國歷史上最激進的工會─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的桂冠詩人，他是一位普通移民工人、工會組織者、和詩人作曲者。在他於1915年10月30日在猶他州鹽湖城被以殺人罪處決，而無論是當代輿論或後世歷史研究都認為他唯一的罪名是寫了那些挑戰資本主義的歌。Joe Hill的形象因而成為美國二十世紀民歌復興運動的精神象徵，激發了一代又一代的抗議歌手─三、四十年代的Pete Seeger、Woody Guthrie等人，以及六十年代的Bob Dylan、Joan Baez、Judy Collins。
在這個傳統裡，新民歌與工人、農民的運動是分不開的。一直到1950年代的反共白色恐怖中，這個歷史記憶才硬生生地被抹滅。
從IWW到CIO / 從Joe Hill 到 「人民之歌」
Joe Hill 是瑞典移民。他到達美國的年代─上個世紀之交─也正是我們所認識的當代資本注意世界秩序成形的年代。金融、交通通訊、鋼鐵、電氣、石油、化工等壟斷大財團正在把愈來愈多人變成他們手下的雇傭勞動者。現代帝國主義正在形成，美、英、法、德、俄、日等國的壟斷資本一方面合縱連橫地交互投資、一方面極力對外擴張，爭奪原料、市場、和便宜的勞動力。科學家、工程師正在被愛迪生、克魯伯等大資本家變成他們的研發實驗室中的伙計。而資產階級擁有的巨大的財富與廣大勞動者階級（無論在殖民地或殖民母國）所承受的巨大苦難成為鮮明的對比。在美國歷史中，這段期間被稱為Gilded Age，鍍金的年代，在亮麗的金裝下是腐蛀的內胎。
當時美國的工會運動由美國勞工聯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 的力量壟斷。勞聯的會員工會絕大多數是技工職業工會，代表土生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上層。但是愈來愈多在新興的大型產業─鐵路、礦場、大工廠、林業、商業大農場等─的勞動者是「無技術」的各國新移民、黑人、女性。1905年，由西部礦業工人發起的新工會組織─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主張打破族裔和技能等藩籬，以產業為單位組織起一個全國性乃至全世界性的大工會。
AFL與IWW這個看似技術性的工會組織的策略差異，在時代環境中卻是代表了工運要保守還是進步、謹守傳統價值還是擁抱新的未來、排他還是包容、與資本主義妥協還是決裂的巨大分野。
在IWW章程的前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工人階級與雇主階級沒有任何共同利益。只要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還承受著飢饉與匱乏，而構成雇主階級的那少數人才享有一切人間的福份，世間就不會有和平。……」
像IWW這麼一個基進的工人運動的出現當然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什麼少數野心陰謀份子的成果。當年的美國各級政府在財團控制下不斷想找出工運的「背後黑手」，用各種暴力手段鎮壓IWW，甚至不惜違憲通過地區法令禁止IWW成員演講，如Joe Hill這種構陷處死的案子多如牛毛，但是，運動始終沒有因為一些人的犧牲而終止。歸根究底，工運是根植在當年美國社會的矛盾之中，而且在IWW出現之前就已經在各個角落激化到沸騰的地步了。
自從1865年內戰結束之後，勞資矛盾正式上升成為美國社會最顯著的首要矛盾。十九世紀下半的美國勞工史幾乎是由一次次的血腥事件串起來的。1877年的鐵路總罷工有十萬人參與、更多各行各業的工人參加支援行動。政府調派軍隊鎮壓在匹茲堡、聖路易等地殺了一百人、囚禁了約一千人，當代人稱為「小內戰」。
1886年，全國超過35萬人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在芝加哥乾草市場的勞工集會發生了爆炸案和警方開槍的屠殺事件，事後警方羅織工會領袖下獄。此事引起了國際工人的義憤。第二年紀念屠殺事件的全球同步罷工成為了五一勞動節的緣起。
1911年三月，紐約市三角製衣廠大火，146名女工因雇主把他們鎖在裡面而被活活燒死。由此而引起的國際公憤成為三月八日國際勞工婦女節的由來。IWW本身也不斷受到暴力威脅。1914年在科羅拉多州的Ludlow，礦工罷工，被趕出宿舍的礦工家庭在礦區安紮營，州政府調派國民兵用機槍掃射並縱火燒帳棚，19位罷工者─包括8位婦女和兩個小孩被殺。威爾遜總統調派聯邦陸軍實施軍管才鎮壓住工人的憤怒抗議。
而這些，只是工人遭受到的暴力的一部份而已。 這些事件不止活在歷史書和媒體報導中，事實上，財團控制的媒體鮮少能不站在資方的一面。但是在工人群眾中，消息和歷史記憶以口傳故事和史詩民歌超越時空留存下來，如Woddy Guthrie 的 "Ludlow Massacre," "1913 Massacre," "Waiting at the Gate," …當然還有傳唱至今的"Joe Hill"這首歌。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史坦貝克─三十年代抗議精神的代表之一─說：「當權者可以禁掉報紙、燒掉書，但是他們不能禁止人們唱歌！」
而各式各樣的歌─憤怒的、嘲諷的、史詩的─從Joe Hill的時代開始就一直扮演著這種受壓迫者的媒體的角色。當Joe Hill被處決前，他的遺囑傳遍了全國。他說：「不要哀悼，組織起來！」
到了1920年前後，經過一次大戰時的「反顛覆法」、「反煽動法」的鎮壓，IWW已經名存實亡。但是，1929年，紐約股市崩盤，經濟大蕭條開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再度成為街頭常景。又一波的群眾組織運動，如Joe Hill所忠告，從農村到工廠發動了起來。
在飢餓的陰影中，南部的農業工人與佃農組成了工會，北部的失業工人組織了失業者協會，新興的汽車工業終於開始了有實效的工會組織，各式各樣的新興運動最終匯集在再一次以產業為單位的全國性工會聯合會，這一次是1935年成立的「產業組織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
CIO原來只是在AFL之下的一個臨時組織，1938年正式與AFL分裂，很快地成為復興中的美國工運的中心。在CIO的運動中，民歌不再是自發的工人文化的一部份，而是一個自覺的組織手段。
在時代氛圍中，文藝圈和知識圈進步的一翼視為人民運動服務為自己的志業。在這一代的工運歌手中，包括一位奧克拉荷瑪州貧農的子弟Woody Guthrie、一位哈佛畢業彈斑鳩的年輕人Pete Seeger、第一位長春藤名校畢業的黑人律師轉業的歌手Paul Robeson、和離經叛道的民歌採集學者Alan Lomax等等。
圍繞著這個圈子，一首又一首結合美國鄉土歌謠傳統和基進政治的歌出現了。在每一個罷工、抗議、集會、遊行的場合，CIO的民歌手們創作、蒐集、改編的歌成為加油打氣、凝聚意志、反思歷史與當下狀況的最好工具。
CIO 歌手們於1940年組之了「年鑑樂團」（The Almanac Singers），並在二次大戰後他們和其他作曲家重組為一個「歌謠合作社」「人民之歌」(People's Songs, Inc.)。新民歌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就是CIO的工運高潮。新民歌運動所自許的傳統，也正是從19世紀，經過Joe Hill的傳遞而來的美國基進運動的傳統。
普世價值與鄉土文化的纏綿
比較IWW的歌與新民歌運動，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風格差異。Woody Guthrie與Pete Seeger的歌聲樂聲有著濃濃的鄉土味，Guthrie棉軟的奧克拉荷瑪腔甚至出名到他的私淑弟子Bob Dylan（一個北方城市佬）不模仿他就唱不出歌來。
黑人音樂（透過Almanac的黑人成員Paul Robeson和Leadbelly的影響）、山區農村小調、和其他的本土影響充滿了新民歌運動。前一個世代則不然，絕大多數IWW的著名歌曲都是借用救世軍聖詩和其他基督教宗派的詩歌的曲調，如Joe Hill地一首出名的歌"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 即是借用聖詩 "Sweet By and By"的調子。甚至連IWW的非正式會歌 "There is Power in the Union" 也是借用聖詩 "There is Power in the Blood"。在這些聖詩曲調中，我們聽不到一絲專屬於美國的味道，反而是所有歐美基督教文化下成長的人都熟悉的普世訊息。
關於前後兩代的普世與鄉土氣味的差異一直是個有趣的議題。一個解釋是來自兩代工人社會生活形態的不同。IWW的新移民工人們─尤其是散居在大西部的鐵路、礦場與林場逐工資而居的移民工人─生活中唯一的音樂來自救世軍的傳道人。在每個工人社區的破宿舍、爛酒館和泥巴路旁邊，是上流人捐助的靈恩派牧師拯救靈魂的最佳場域。他們用激情的證道詞和歌曲不斷地傳第一個訊息：福報在天上，不要爭工資、勞動條件，不要參加工會，要認命。Joe Hill為此「劫用」了一首聖詩來諷刺這種宿命觀。
| Long-haired preachers come out every night Try to tell you what's wrong and what's right But when asked about something to eat They answer with voices so sweet You will eat, by and by In the glorious land above the sky Work and pray, live on hay You'll get pie in the sky when you die. If you fight hard for children and wife Try to get something good in this life You're a sinner and a bad one they tell When you die you will surely go to hell …… | 長頭髮牧師每晚都出來 要教你分辨是非 但是當你跟他們要點東西吃 他們用甜蜜的聲音回答 總有一天你會吃到 在天上的光榮之地 工作、祈禱、吃草度日 你死後可以吃天上的派 如果你為妻兒奮戰 想在今世得點好東西 你是罪人、大罪人，他們說 你死了一定下地獄 …… |
這首歌最後是「各國的工人弟兄團結起來，當我們奪回我們創造的財富那天，我們可以告訴那些寄生蟲，你得學會怎麼勞動才能吃飯。」有趣的是，現在幾乎沒什麼人記得這首歌原來是什麼，只記得「長頭髮牧師」。工人「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普世價值與偽善的普世價值拔河後，把這首歌搶過來了。
這種從諷刺性的模仿到劫用的手法，是Joe Hill的標準戰略。事實上，這也是之後新民歌運動非常有意識地從事的工作。古典音樂和所謂智慧財產權盛行的今天的音樂界習慣用全然的創新來作為音樂工作的評價標準，然而，新民歌運動卻非如此。Pete Seeger曾說過：「民歌的傳統向一條川流不息的小溪，每一首歌都是其中的一瓢水。有時候一條陳腐的老調配上了新詞、副歌變成了主歌、小調變成了大調、其中一句發展成另一首歌……，一首新歌就又出現了。」
Woody Guthrie為工運女性創作的Union Maid是最典型的例子，一首小學音樂課本上的老歌，配上順溜的新詞、長出一段副歌，就是一首人人會唱的新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從人們熟悉的素材創作，讓人們容易傳唱，這是新民歌的理想。也因而它必須適應當下人們所熟悉的音樂脈絡，要向流行歌（不管是怎麼流行的）搶素材。
在這點上三十年代的歌手們比Joe Hill的自由度大得多了。有了唱片和收音機，街頭宣道師不再是工人生命中唯一的音樂。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藍調能讓芝加哥貧民窟中的孩子聽到，阿帕拉契山老農的山歌也能讓加州的漁民聽到。很弔詭地，科技的發展反而在某個層面上讓「鄉土文化」得以成為運動。
另一個關於普世與鄉土的解釋來自兩代工運的不同政治路線，而這也顯示了歌曲的形式、內容各個方面，在為運動服務的前提下，不只反映了大社會的時代精神，也會反應運動圈內小社會的社會氣氛。
1910年代的美國工運圈內，主要的矛盾存在於掌握AFL、與政權有一定妥協性的土生白人男性技術工人和工人階級的其他組成部分之間，而這也反映為舊產業與新的大量生產工業中的員工的不同。「美國」、「鄉土」在反移民、排外、甚至支持美利堅帝國對外擴張的種種民族主義中是個必要成分。
「移民問題」──如何同化、「美國化」新移民─更是二十世紀初二十年（在今日的美國史中稱為「進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資產階級社會改良的論述的主軸。亨利福特等「新派」壟斷資本家在風氣之下無不以「美國化」員工為其社會良心的表現。高舉「美國文化」這個符號因而變成一種反動的象徵。
而在運動圈中，「工人無祖國」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而是忠實反應當代美國工人階級的組成和社會矛盾的歷史構成。用嘲諷等手法從基督教奪取來的這些曲調完全不反映那個民族的特色（雖然仍脫不出西歐的範圍），是（至少對歐裔人而言）「普世」的。
1930年代的氣氛則大大不同。在歐洲，義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已經奪權、血腥鎮壓共產黨、社民黨和一切民主勢力，而西班牙內戰於1936年開打，交戰雙方也是如此劃分的。在亞洲，中國對抗日本的奮鬥和印度獨立運動對抗英國殖民的鬥爭屢屢成為世界頭條新聞。「民族」、「民主」、「人民」等概念在樣的情勢中不再只是欺騙被統治者的虛假口號，而是全球範圍內正義與邪惡的分界線。
當時的第三國際檢討1920年代的錯誤打出了「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口號與策略，力求在各個可能的地方結合工農運動中的其他傾向和統治階級中的民主派、自由派以對抗法西斯。落實在美國的脈絡中（當時第三國際的成員美國共產黨在CIO和其他許多社會運動中起著領導作用），就是在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時代左派與民主黨政權的合作。
羅斯福的「新政」的整體戰略是發達在美國經濟中從不佔顯著地位的國有部門以抑制龐大的私有壟斷資本。在政治上，他選擇了藉著工人、農民運動的力量對抗壟斷資本比較支持的共和黨。於是，左翼運動和文藝與政權以一種空前絕後的離奇方式結合起來。1935年通過的華格納法案和由之而設立的國家勞工關係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d, NLRB）正式把勞動三權的保障變成國家政策以聯邦政府的力量支持工會運動。
另一方面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所描述的奧克拉荷瑪農民被金融資本迫害的慘狀激起了大眾對農村的關注，聯邦政府乘勢設立了「農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FSA)以資助農村復興，FSA雇用了左翼攝影家 Dorthea Lange等人做了一系列破產農民的報導攝影巡迴展出，引起了巨大的震撼。破產農民於是和失業工人一起變成資本主義罪惡的具像代表。（見Pete Seeger 的歌"Darling Corey"）
Woody Guthrie這類充滿鄉土味的聲音於是同時代表了對資本主義的反叛、也是對民主的支持。 Woody Guthrie 第一張全國聞名的唱片，正是為聯邦政府在西北哥倫比亞河的水利計畫所創作錄製的宣傳歌曲，充分表現了新政和人民陣線的弔詭合作。在他遇到年輕的Pete Seeger（當年是共青團員）和其他左翼音樂工作者後，他們以更有組織的方式把各地採集來的民謠改編加入左翼的訊息。
在「年鑑歌手」、「人民之歌」以及「人民之歌」破產後重組的「織工」合唱團（The Weaver）的創作中，「美國」這個符號是基進政治的代表，從獨立革命、到內戰、到百餘年的勞工運動，一個連續不斷的反抗運動的傳統是星條旗所代表的意義。
這種鄉土、反抗與愛國的認同在美國加入二次大戰與法西斯正式對抗後更是明顯。Woody Guthrie的歌"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甚至成了今天著名的美國愛國歌曲之一。但是，新民歌運動的鄉土認同不是民族主義的─如果民族主義指的是排外的民族認同。在大力讚美美國勞動者的同時，他們譴責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 今天在美國的學校和媒體演唱都只唱了歌頌美國大地的美麗的五段歌詞，例如：
|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From California to the New York Island From the redwood forest, to the gulf stream water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 | 這是我的土地、這是你的土地 從加利福尼亞到紐約島 從紅衫森林到灣流海洋 這土地是為你我而創造。 …… |
| As I went walking, I saw a sign there And on the sign it said "No Tresspassing" But on the other side it didn't say nothing That side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 我走著走著，看到一面牌子 上面寫著「禁止進入」 牌子的另一面什麼也沒寫 那面才是為你我而創造。 |
| In the shadow of the steeple I saw my people By the relief office I see my people; As they stood there hungry, I stood there asking Is this land made for you and me? | 在教堂尖塔的陰影下我看到我的同胞 在濟貧所旁邊我看到我的同胞 當他們在那兒挨餓，我在那兒問： 這土地真是為你我而創造？ |
歌曲中對私有財產的批判，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批判再明顯不過。在冷戰時代的美國，這首歌卻被閹割成為沙文主義的象徵。
而在冷戰時代，新民歌運動的歌手們，無論他們如何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美國立國傳統的代表，將會被打成叛國賊。
當歌聲成為犯罪─新民歌是如何被遺忘
1955年8月18日，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麥卡錫白色恐怖時代最令人聞之變色的太上政府─審訊Pete Seeger。調查委員問他：「你的職業是什麼？」他說：「我靠彈斑鳩為生，有些人覺得這是個賤業。」
Pete Seeger最後被判「藐視國會」，雖然並未入獄服刑，但是他和其他新民歌運動的歌手們早就被列入黑名單，為唱片公司、音樂廳、甚至酒吧雇主們排斥。雖然The Weaver的歌上年度排行榜榜首不止一次，他們的聲音不能在廣播上出現，更遑論電視。他們所做的曲必須用假名(Paul Cambell是他們的集體假名)才能發表。
新民歌運動在白色恐怖中被逼入地下。Woody Gurthrie所創立的「人民之歌」在1949年破產了。這個合作社的宗旨在於以音樂支援工人運動。但是，CIO的右派在大戰結束前後開始積極對左派進攻，清剿運動中的共產黨與同路人。工會運動愈來愈傾向依靠官式的團體協約談判而不是群眾運動來爭取經濟利益。1951年通過的Taft-Hartley法案更規定工會領袖必須自白宣誓自己與共產黨劃清界限。國會中以麥卡錫眾議員為首的極右派勢力更積極地在政府、文藝界、知識界、電影音樂界等各個角落清掃左派的力量。1945年開始的冷戰絕不僅僅是個國際關係的事件，更是美國國內的事件。 對新民歌運動的鎮壓，國會的審判只是最後高潮。
1949年9月Paul Robeson 的演唱會演變成為一場針對左派和新民歌的暴力事件。9月4日，Robeson原來預定在Peekskill的一個野餐地演唱，右派退伍軍人組織「美國兵團」(American Legion)以Robeson是共產黨員為由發動了暴力示威反制演唱會，一週後，紐約地區的工會發動工會糾察隊維持秩序才讓演唱會得以舉行。
但是，演唱會結束後，州警配合「美國兵團」把觀眾導引到一條佈滿手持棍棒的右派暴民的小路上。在暴民的攻擊之下，100多位觀眾（包括小孩）受了輕重傷。事後，包括Time, Newsweek, New York Times等主流媒體反過來譴責這是共產黨的陰謀，並要求鎮壓肅清所有左派勢力。少數仗義執言的媒體（如The Nation雜誌譴責這是讓美國立國精神蒙羞的對藝術自由、表達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戕害）被孤立打壓。
冷戰時代的歇斯底里反共，不僅要讓新民歌銷聲匿跡，更要把它從美國的文化版圖上抹掉，這個肅清行動在主流音樂市場上的成功是驚人的。「人民之歌」結束後，Pete Seeger 與同伴組織了The Weaver，把新民歌打進商業市場，在1950年代初取得了市場上的成功。最終還是不得不在各種威脅下銷聲匿跡。
他們當然清楚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再擺出絕不妥協的階級立場，所以，在他們這段時期的作品，如"If I have a Hammer"鼓吹的是自由、和平、公義。但是，在冷戰的氣氛中，Pete Seeger事後回憶：「只有共產黨才會喊和平！」
1955年已經是麥卡錫旋風稍歇的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也正在起步，Pete Seeger的牢飯也因而可以倖免。第二年，The Weaver終於突破重圍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辦演唱會。紐約時報的樂評家，顯然已經忘了新民歌運動和鄉土文化在三、四十年代曾經有過的文化意義，評論說：「他們的樂聲真是驚人，沒有聽過他們的演唱會的人不能理解，原來彈斑鳩的不只是小丑。」
然而，那場演唱會的意義還要更深遠。在演唱會中熱身串場的有幾位年輕的民歌手，他們即將在未來的年代中再度復興新民歌運動。他們是：Bob Dylan, Joan Baez 和Judy Collins。但是，這幾位所面對的世界是壟斷唱片商所控制的音樂市場，不斷地要把各種新奇事物商品化，他們的戰鬥，是另一個故事了。
【參考材料】
‧Almanac Singers, The Original Talking Union & Other Union Songs (New York, 1955).
‧Belfrage, Cedric. The American Inquisition: 1945-1960 (Indianapolis, 1973).
‧Dunaway, David King.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Pete Seeger. (New York, 1981).
‧Fried, Richard M. The McCarthy Era in Perspective: Nightmare in Red (Oxford, 1990).
‧Guthrie, Woody. Pastures of Plenty: A Self-Portrait (New York, 1990), 89.
‧Hampton, Wayne. Guerilla Minstrels: John Lennon, Joe Hill, Woody Guthrie, Bob Dylan (Knoxville, 1986).
‧Hille, Waldemar (ed.) The People's Songbook. (New York: 1961). (originally by NY: People's Songs Inc.)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1984) Songs of the Workers: To Fan the Flames of Discontent. 35th Ed. (Chicago: 1984).
‧Testimony of Pete Seeger, Aug 18, 1955.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ighty-Four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Washington, 1955).
‧Whitman, Wanda Wilson (ed.) Song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1969).
‧Woody Guthrie, Woody Guthrie Songs (New York, 1972).
‧Zinn, Howard.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0)
引用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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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列表:
文學發聲系列一《楊逵 鵝媽媽出嫁》（ 1993 發行） 朱約信、蕭福德、陳明章、黃靜雅、陳淳杰、李坤城、林良哲等 製作：朱約信 發行：水晶有聲出版社 1993 年 9 月 16 日，一群年輕人在台大視聽小劇場舉辦了一場「楊逵紀念音樂會」。這群年輕人以楊逵（及其愛人同志葉陶）的生平事蹟與文學作品為背景，創作了一系列歌曲向兩人致敬，並於音樂會上演唱這些歌曲。這場音樂會的現場錄音，後來成為《楊逵 鵝媽媽出嫁》這張專輯。這張專輯雖說是文學發聲系列一，但後來一直沒有系列二出現，倒是十幾年後，
民謠的作用：從楊逵紀念專輯談起【天人之際】
at March 28,2009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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