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上行路

前幾個禮拜投給中時的，被刪掉了一些關鍵字句，很多人抱怨看不懂。底下是修改好的全文。題目也好像欠考慮，容易讓人以為我是在抱怨政治力介入宗教什麼的。我真的不是那意思。

今天的台灣當然不是兩蔣時代的威權文化。「罵官」已經是全民娛樂。使弄著青面獠牙的衙役的合法暴力，自己高踞廟堂擺官威、等著草民來獻賄的大人們，似乎早已消失了。我們是民主時代了！但是，真是這樣嗎？漢人民間宗教是一個敏銳地從常民立場再現現實政治結構的象徵體系，因此，除非政府真的已經徹徹底底地不再是舊衙門，而那些舊中國的世故道理當真完全過時了，否則，八家將注定會「邪」得讓正派人士不悅，再努力收編也無用。

八家將之邪，根源在政治



每隔幾年，八家將少年與黑道的關係就會爆發一次，因而，日前的家將團少年吸毒事件恐怕不會讓太多人意外。在近二十年台灣一片希望熱情擁抱本土文化的氣氛之下，每遇類似的事件，總有善意的社會聲音試圖說服人們正面看待類似家將團這種本地漢人民間宗教不可分的一部份，不歧視、不鄙視、甚至將之「導正」，整合到社區文化營造之中。然而，筆者想要在此提出的是，八家將之「邪」，恐怕不是大家觀念改一改就可以消滅的。

漢人傳統民間宗教與世界各地民間信仰共同的是，它向來為文化菁英鄙視、斥為迷信、要壓抑要導正，卻因常民大眾的擁抱而無法消滅。戒嚴時期台灣官方的宗教政策基本上延續著這種古老的菁英態度，和當年韓愈鬥河婆無甚差距。然而，相較於其他民族的民間信仰，漢人民間宗教最獨特的一點是：它的象徵體系很貼近地反映舊中國的現實社會生活的一面，即官民矛盾。而「邪」的家將團等元素，是這個體系的核心之一，與高踞龕座與神轎上「正」的神祇，形成完美的搭配，如太極中的陰陽，缺一不可。

這個獨特性是1970年代研究台灣的一批歐美人類學家當時幾乎一致的共識，雖然本地人看來總覺得是外邦人淺見，難以涵蓋我們文化的豐富性。但是，民間宗教的活力正是來自無限詮釋的可能性，而非定於一尊的教條。在這個精神下，我們也不妨當作有此一說，說不定有「國王的新衣」之趣。

廟就是衙門，神明就是官，天庭就是朝廷，這是最讓外人驚訝的一點。人類學家 Emily Martin 甚至把民間宗教儀禮稱為舊中國常民的「政治訓練」。朝廷與官吏的威儀是不可冒犯的，所以信眾們拜拜時必然要善頌善禱。神明的正職是不分貧富貴賤地公正行事、保境安民，為此，全境信眾定期要收丁口錢辦平安清醮。然而，小老百姓為了自己或自己家人私人的福佑，可以與神明達成某種合意的契約：若保佑弟子的公司撐過財務難關，必獻上龍柱一對答謝，等等。許願時給前金，事成後奉上後謝還願，若有違誓約，天打雷劈。翻譯成現實世界，就是賄賂官員，巧妙地照著社會的潛規則操作看來高壓獨斷、正義凜然的國家官員，為自己所用。

衙門裡除了威嚴的朝廷命官之外，還得有衙役獄卒小吏等當差，否則大人們真只能「無為而治」了。這些低下的朝廷觸角末端，可就沒那麼四正端莊了。舊中國的衙役們，跟市井小民基本上是同一等人，但是他們必須、也可以仗著官威使用合法暴力，事實上，大人們的官威也必須靠這些暴力來維持。所以，大凡正派廟宇必然會配祀一些牛頭馬面、黑白無常、范謝將軍等為「正」所用的「邪」神，在繞境時威風八面地為神轎開道、彈壓鎖拿諸般孤魂野鬼刁民地痞，以助其主公得以執行職務。然而，這些形象駭人的衙役，要不是在官府當差，跟他們彈壓的對象原本是同一類。但是信眾當然不能這樣直說，就好像你不能在警察面前直呼「戴帽子的流氓」一樣。手持兵器刑具畫大花臉的八家將，容弟子冒犯，正是這種開道衙役，所以他們精力充沛、張牙舞爪、橫衝直撞，而且必然是叛逆少年。他們會有各種逾矩行為，在這個正邪陰陽一體的體系中，是理所當然。

漢人民間宗教透過這些象徵所描繪出的朝廷國家，是活靈活現的，也教導著各業百姓如何在高壓威權官僚體系的統治之下求生、求福、求興旺，表面上做順民，心裡頭有主張。只要政治不變，這些象徵的啟迪教育功能就永遠有效。

今天的台灣當然不是兩蔣時代的威權文化。「罵官」已經是全民娛樂。使弄著青面獠牙的衙役的合法暴力，自己高踞廟堂擺官威、等著草民來獻賄的大人們，似乎早已消失了。我們是民主時代了！但是，真是這樣嗎？漢人民間宗教是一個敏銳地從常民立場再現現實政治結構的象徵體系，因此，除非政府真的已經徹徹底底地不再是舊衙門，而那些舊中國的世故道理當真完全過時了，否則，八家將注定會「邪」得讓正派人士不悅，再努力收編也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