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選修近代日本史，課堂播放黑澤明（1910-1998）極早期（我目前還不能確定是不是其銀幕首作）的黑白電影《姿三四郎》（Sugata Sanshiro）。本片改編自富田常雄同名劇本，於一九四三年（注意：這還是二次大戰時期，跟下面我要鋪的梗有關係）於日本首播，一九七四年在美國上映。
主要演員姓名，由於時代久遠，且文化隔閡，知亦無用，就略過不提了。主要角色共有五個，按照我取的綽號，分別是：男主角姿三四郎（好人）、師父（好人）、老頭對手、老頭的女兒小夜（花瓶女主角）、格鬥高手（壞蛋）。
本片大意是：明治十五（1882）年，一心求道（柔道）的傻愣孔武有力青年姿三四郎，某日旁觀一場打鬥，見識師父矢野正五郎高超凝鍊的實戰技巧，大為欽服，乃拜在矢野門下為徒。然矢野見其莽撞，且不識柔道與生命宇宙之真義，時思有以敎之。某日，姿又與市井無賴打鬥致受傷，矢野大怒，斥其好勇鬥狠，不配為柔道門徒，命其跳入水池中，不到領悟不能爬起，死亦不恤。姿在水中凡兩晝夜，終於在看到蓮花綻放的瞬間頓悟，將生命與武技合一，從此成為沉靜深思的武術家。矢野一派一直面臨壞蛋格鬥家的嚴峻挑戰，壞蛋格鬥家先派出老頭武術家作為試探，姿卻邂逅老頭女兒小夜，墜入情網，因為不願意傷害情人之父（或者未來的岳父），一度想認輸放棄對戰。最後在師父提醒下，堂堂與之對戰，一戰（摔）而勝，聲名大噪，並獲老頭之認可與其女交往。壞蛋終於直接出面挑戰，兩人在大風的草原上死鬥（Fight to the death），姿三四郎一度落居下風，但旋即想起人生與武術之真義（鏡頭跳接蓮花與雲淡風輕的天空），險中求勝，打死壞蛋，抱得美人歸。
主要的武打場面有三：師父戰惡棍、主角戰老頭、主角戰惡棍。拍攝於戰爭時期，本片自不可以後世「動作片」角度審視。但黑澤明運鏡流暢，寓意深刻（蓮花綻放的關鍵鏡頭貫穿全劇），這三場武打（尤其後兩場），都被賦予形而上的意義。柔道相搏，就像片中師父訓誡莽撞徒弟姿三四郎時說的：「你要在對決時體會人道」，具體而微的顯示日本人「武道」文化與精神。對戰的兩人在場中相持，互扶肩頭，蓄勢不發，緩緩移動，乍看有如跳華爾滋（有文化差異的美國學生看到這種場面，無法理解，紛紛大笑）；其實，雙方都在等待「一擊」，僵持是為了尋求對自己最有利的時機，立即出手，一招讓敵人倒地。
這種「一擊」的傾向，似乎仍然留在日本人的集體意識裡。至今我們仍可以在某些體育競賽項目（就是文明化的戰爭）裡，聽到日本人說著「一擊斃命」之必要。聯想到近代中日糾紛，中日戰爭時日本人常以「暴支（那）應懲」為戰爭合理性之口號，史家黃仁宇就說，日本只著重短期內之局部優勢，認為有給予中國「一擊」之必要。（《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頁168）但是在二十世紀三○年代權力爭鬥場上佔優勢的日本人不能理解：何以「一擊」一而再再而三，中國人被摔得鼻青臉腫，仍頻發「戰敗者無禮之言詞」，始終不退場。
這種傾向當然要對比中國的態度。最近我讀美國史家柯博文（Parks Coble）一九九二年的研究《面對日本：中國政治與日本帝國主義》（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 Imperialism, 1931-1937），說到蔣中正為了遂行其剿共而對日綏靖，一再退讓，日本遂更得寸進尺。作者也不全信國民黨史家的說法：即蔣對日本早有一套全面戰術，是因為西安事變才使得計畫功敗垂成，對日戰爭提前開始；反之，他認為蔣在三○年代初期對日一再不抵抗，讓日本軍人覺得中國可欺，才是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pp. 377-378）
因此對於從前台灣歷史課本中耳熟能詳的蔣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最後關頭」演說，即「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柯博文引用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質疑，說「最後關頭」在哪裡？在華北？長江？還是在廣州、雲南？（p.260）當然柯博文認為蔣這種「最後關頭」只是種不抵抗的託詞，意在繼續爭取剿共時間。但對於我來說，這種說詞是有其可信度的，尤其證諸日後的發展。最後讓我們用《姿三四郎》柔道的場景來比喻這種中國與日本的爭鬥：日本不斷地給予必要的「一擊」；中國三魂被打走了一魄半，卻始終不願意退場。我想，這可以提供文化差異的一個佐證。
影片說明：《姿三四郎》後來多次被翻拍，但我沒在Youtube上找到黑澤明版本。但找到以上由竹協無我主演的這段影片（電視連續劇版本）。更妙的是，還是大陸中文配音唷。在這版本裡面的柔道打鬥場面，速度當然比一九四三年版快得多了。
